今天（2020年5月23日）的《新大陆传媒》登出了著名媒体人、前澳华传媒总经理、澳华之声主播大陆先生两年前对我的一段采访。
那天大陆来到家里，我们对面而坐。他拿出一个比手机还小的电子录音机，放在我们之间的桌上。采访就开始了。
记得当时我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生姜还是老的辣，大陆不愧是媒体老手，在他的引导下，事先没有就内容进行任何沟通的采访却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知不觉就到了他说“。。。。。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采访，到也不失为一个故事。沧海之一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正如大陆在题记中所说“许多个人故事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新大陆传媒》植根现代媒体平台，以它的广角视野和敏锐的触角，向全世界的华人展现澳洲、展现澳洲华人的生活画卷。希望大家关注。
大陆：读者朋友好，欢迎来到华人故事的专栏。我是主持人大陆。今天请到我们播音室的是在布里斯班小有名气的韦钢韦先生。说到他很有名气呢，可能很多人是通过他的摄影来了解他的。我们先请韦钢先生给大家打个招呼。
韦钢：朋友们好。说小有名气可能过于客气了。有些爱好摄影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我的作品。仅此而已。
大陆：说韦钢可能有些人不一定了解。但很多人都知道大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大头这个绰号？是因为头大吗？
韦钢：头确实比较大一点（笑）。是这样，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老板说我头太大。再后来在报纸上写豆腐块的时候，不想用真名，就起个笔名。起什么名呢？像“山鹰”啊、“海鸥”啊，都太俗。突然觉得“大头”不错，过目不忘！所以“大头”这个名字就在网络世界一直沿用至今。
大陆：确实过目不忘。我想问您是哪一年来澳大利亚的？
韦钢：1987年来澳洲。
大陆：哟，30多年啦。您那时候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来澳大利亚的呢？
韦钢：我最初是在QIT，也就是现在的QUT，做访问学者。当时给带我的导师做了一个小课题，交了报告后就向导师提出了帮忙找奖学金的请求。没想导师非常高兴，很快就给我从一个矿山企业找来一个奖学金，资助我读学位。当时读的是硕士，两年多三年。
1987年，国会大厦尚未竣工。
1987年，在周末中文学校教中文。这些孩子现在应该也3、40岁了。
大陆：读完了又接着读吗？
韦钢：读完了就接着读博士。和很多人一样，那时候我给自己设计的道路也是学术道路。就是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么一个职业道路。读博士就是一个必然，是必须的。
大陆：那您博士毕业后怎么选择呢？
韦钢：做了两年的博士研究，没等毕业，我又对自己的职业道路做了重新的设计。主要是源于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在国外大学做了几年，对学术环境和文化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或者说更深的认识。主要是注意到大部分学术人员都远离实际、虚构很多所谓的学术价值，不惜各种手段追求论文数量。甚至互相倾轧。一个系的两个教授从不说话也屡见不鲜。科研以发表论文为目的。所以往往很花哨、很有创意、吸引眼球，但到底有多少实用价值就很难说了。很多人说国内学术环境腐败。其实国外也差不多。
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那是在我读博士的初期，做调研的时候。我做的是发动机气缸壁微观表面形貌与润滑效果的研究。通俗地讲气缸套都要经过镗床镗的很光滑、锃光瓦亮，减少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但任何肉眼看上去很光滑的表面在显微镜下就不再那么光滑了，有“高山”、有“低谷”，有不同的“地貌”特征。那么从流体动力学的角度讲，什么样的地貌特征最有利于润滑。我的研究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并给汽车制造业提出指导性意见。
做研究总是要先调研，看看别人在同一领域里都做了什么。那么当时在这个领域几乎找不到文献。几个月下来一无所获。当然好处就是说明这个研究比较前沿，更有价值。结果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十几篇相关文章，都是同一个人写的。那时没有互联网，查资料都是用索引光盘，当时已经很先进了，光盘代替了微缩胶片。我来澳洲的时候微缩胶片仍在使用。
查到这些文章的索引后我便让图书馆的人从英国把文章调过来。大概一两个星期，十几篇文章都到了。等我仔细看了这些文章后，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十几篇文章是同一个人在七、八年的时间跨度里写的。不同的标题，都很吸引人。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可是仔细看看，说的是同一个研究，用的是同一组实验数据。从不同的角度翻来覆去就写了这十几篇文章。就像一团面，揉一揉做一堆馒头，然后再揉一揉做一堆包子，再揉一揉又做些什么其它东西，总之就是那一团面。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它让我思考。难道这就是我要的吗？这就是学术？
大陆：哈哈，不过学术也真的就是这样。
韦钢：再看看周围的人们，为了每年发表多少篇论文，为了谁的论文署谁的合作名等等，矛盾重重，学生也跟着站队，成了永远的连续剧。这件事使我开始反省我的职业道路设计。这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用我的能力创造价值。于是我就开始有了离开大学进入工业界去的想法。去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公司是要赚钱的，大概来不得虚假
大陆：这就开始重新设计您的职业生涯了。
韦钢：对。我就下了个决心，要改变我的轨迹。学术环境我已经经历过了，我想要深入到澳洲的工业。产生这种想法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去在大学里教工科却没有工业经验，好像缺了一条腿。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死循环就需要打破。
那时我仍在做博士研究，后来进展还比较顺利，做了不少实验，建立了理论模型。论文也写了约三到四分之一。一天，突然看到车辆厂的一个招工程师的广告。感觉很对路子，便下决心试试。所谓下决心其实隐约感觉人家可能不会要我，因为我没有做工程师的经验。当时抱着试试也无妨的心态。没想到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各种考试和几次面试，人家真的要我了。这回到了真正下决心的时候了，去还是不去？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最后还是决定去!
大陆：就是说很顺利的就拿到了那个工作。
韦钢：也考了一些试。有业务考试和能力考试等。包括英语、数学，还有逻辑等等。最后还给我一个成绩单，成绩单不但给出你的成绩，还给出你在平均澳洲人水平中的位置，以百分比表示。记得我的英语居然超过百分之六十一的澳洲人，数学水平更高。好像是百分之八十几。机械工程的综合考试我差不多是满分。
大陆：那时您的英语已经很不错了？
韦钢：英语还可以。其实我们中国人往往意识不到。我们的书写能力是很强的。在工作中你就会发现，你的英语语法往往比他们好。后来也有澳洲同事直接告诉我，你的表达很正规、很文学。相比之下他们有些人写的东西则比较“大老粗”。其实我们就是这么学的。从来没学过大老粗的东西。
大陆：对，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可不就是学语法嘛。那个工作是在哪里？
韦钢：这个公司在北面的Maryborough，叫Walkers Limited。是专门为昆士兰铁路生产客车的。就是造市郊车的那种动车组，三节一组两头都是车头的动车组。可以三节一起开，也可以六节一起开。去那个地方开车三个多小时。所以我每星期跑一趟，星期一早晨去，星期五晚上回来。在那里呆一星期，回来过一个周末。
大陆：在那么远的地方工作，跑来跑去，你太太是什么态度呢？当时有孩子吗？
韦钢：我太太非常支持我。但对家庭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不便。尤其是有孩子，我太太也在上班。对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排。所以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就换了一个工作。
大陆：换回布里斯班了吗？
韦钢：对，换回布里斯班。拿到那份工作也很顺利，甚至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容易。
大陆：这份工作也比较容易找到，看来有真才实学找工作并不困难。
韦钢：这个，我一会再跟你解释（笑）。而且我的新工作离家非常近，开车只要三分钟。可能是看我那一年多跑路太辛苦了。
大陆：那么你在澳洲读书、工作都是在澳洲人的团队里面，对吧？
韦钢：是的。一直都是在澳洲人的团队里面。
大陆：在火车制造厂和后来的公司里面，都只有你一个华人吗？
韦钢：是的。在火车制造厂不要说在办公室，就是整个工厂我也没见其他华人。
大陆：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你是有压力？比如语言啦，文化啦这些方面的局限呢？会不会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感到压力？
韦钢：语言是这样的，我们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你说要百分之百地掌握的跟他们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跟孩子开玩笑：你在澳洲生的，可我比你更早来到澳洲，为什么我的英语不如你呢？这就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差别。
那时候我已经到澳洲好几年了。头一两年的Cultural shock（文化冲击）也是很强烈的。就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带来的不便和不适。因为思维方式不一样嘛，你这么想，别人是那么想的。这有个过程，慢慢地就习惯了，就适应了。
大陆：习惯是指你要去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吗？
韦钢：对，应该尝试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但这不等于说一定要绝对地服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一定也要意识到，他们也在努力习惯你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思维方式。
大陆：也就是说他知道你是华人，作为华人你的思维是可以接受的。
韦钢：非常正确。我给你打个简单的比方：他们互相以正常语速讲话，那么当你过来加入谈话时，他会有意识地将语速放慢，口齿更清楚一些。
大陆：就是充分沟通，互相理解。
韦钢：对。这是互相的。可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你的语言上的缺陷和文化上的不同是可以接受的。一旦越过这个障碍，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大陆：就是别人并没有把这个差异当回事。你说错了就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往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很当回事。生怕丢面子等等。
韦钢：非常对。
大陆：在那个环境里工作，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收获？你在国内工作过，在这里也工作，你觉得差别大吗？
韦钢：那是我在澳洲工业界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做了一年多，但我感觉收获非常大。主要是通过工作中的具体事情，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正如你刚才说的，一开始是有些拘束的，但随着具体工作的圆满完成以及独当一面等等在工作上的成就，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甚至在找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怯乎，完全是在一个平等的水平上去跟人家谈。这个信心倍增应该是最大的收获。
当时我们正在设计布里斯班到Rockhampton的倾斜列车。每小时160公里的时速，其实也算不上高速。它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高速列车不一样。它是利用现有的线路。在不改线路的情况下把车速提高。那提高速度主要是弯道。直线上速度比较容易提高，主要是弯道。这里现有铁路有很多的弯道，弯道的半径也不一样。所以倾斜列车就是根据车速和弯道半径自动调整车体在过弯道时的倾斜程度。用这种办法提高弯道的速度。你骑自行车也是这样，拐弯的时候你会将车倾斜，速度越高，倾斜的越厉害。当时我们就是设计那个倾斜列车。
说到与国内的差别，我感觉就是这里的人力资源没有国内那么丰富，这里一个萝卜要顶好几个坑。公司里当时有三个正式的工程师。也就是永久职位的。还有两个是合同工的工程师。合同工一般就是根据项目需要可多可少。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总共是五名工程师。有几十个制图员。制图员都是合同工。其实有些合同工也已经在那里干了很多年了。开始我还没有太搞明白这个永久职位意味着什么。一次听说他们有工会，我就问我是不是也要加入工会。当工会的人搞清楚我是永久职位就告诉我，说我不能加入工会。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会会员都是合同工。
一个车辆工厂只有五六个工程师，所以我们是一个萝卜要占好几个坑。比如我当时主要负责车体的整体平衡，在设计过程中，很多具体的东西未落实，很多部件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动。那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出一份车体平衡报告，如果不平衡了，就要建议把某个部件从什么地方挪到什么地方。还有车体的整体噪音评估也是归我做。主要是对所有发出噪音部件，根据它们的噪音分贝数和在列车的位置，对整个列车的噪音进行计算。得出一个环绕车体的噪音分布图。这个也是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变更的。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根据设计的改变调整一下计算。还有列车的气动设备的用气量也是我来计算。这些都是这个设计项目中的任务，有时候还有项目之外的零时任务需要做。比如我就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接到一个货车独轮转向架的动力学计算和评估的任务，好在以前在国内学的专业知识用起来很方便。
大陆：那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很多工作。
韦钢：是，这个差别很大。那么为什么说我通过工作信心大增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让我对转向架摇枕的强度进行设计计算。车体在摇枕上，摇枕在转向架上。那个摇枕它就做成密闭的空气室了，这个空腔两边分开，调节两边的压力，就能使车体倾斜。摇枕是钢板焊接而成。我的任务就是计算这个钢结构的安全性，是否可以承受这个压力。
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也没人来告诉你怎么做。这么重要的部件，它的安全问题不是闹着玩的。说到底就是没有勇气。后来冷静一想，这个活虽然没干过，但根据自己学过的强度知识应该可以化整为零，一块一块地计算嘛。于是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计算了一遍。然后去找总工。我说我如此这般算了一遍，最后得出的安全系数是这个。您看应该找个人复核一下吧？他说没关系，发给日本人看看。
当时我们这个项目是与日本的Hitachi（日立公司）合作。我就把那个计算发给日立公司让他们看看。几天后那边回话说“非常好”。就再也没说啥。我心里说，还行，我学的知识还管用。
大陆：所以信心大增。
韦钢：对，信心大增。所以我以后做事就放手的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大陆：那么你觉得你的中国文化背景对你适应这样的工作以及和大家相处、对你工作中做出成就有没有关系，或者说很大关系？比如中国人的刻苦啊，勤奋啊，加班加点啊，没有怨言啊……
韦钢：没有。我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人。不是那种每天提前去很晚才回去那种。事实上除了特殊情况，没有人会那样。领导也是按时上下班。
大陆：那你下班往哪儿跑呢？不像他们家在那里可以回家。
韦钢：是这样，我当时离开学校，我的导师非常不满意。我的论文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理论模型都建立好了。导师说我也拦不住你。你看，你哪怕用铅笔划一划，我让我的秘书给你打出来。我说行吧，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它做完。所以我就强迫自己晚上做论文。其实当时心思已经不再那里了。每天忙一整天，回到住处就想好好休息。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文化问题上来……
大陆：对，就是你的这个文化背景对你的工作和与当地人相处有没有帮助或者说妨碍？
韦钢：没有特别的帮助，也没有成为一个障碍。你承认这个现实，无需刻意地去做什么。你比如我还是保留了用瓶子泡茶的习惯。他们都是喝袋茶，只有我泡茶叶，还用带盖的咖啡瓶。同事总是很好奇，有时候忍不住过来开个玩笑，说你那里面是不是大麻啊？我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泡茶方法，如何如何的好。很多这样的事。比如和我对面做的一个同事，我们面对面，中间隔了两台计算机。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扩胸、深呼吸、广播体操的某些动作。同事问你干嘛呢？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养生之道，我这是在吸收宇宙的能量，壮大我自己。同事说怪不得他最近越来越虚弱了。原来能量被我吸走了。大家哈哈大笑。我们在中国有课间操、工间操。非常好。澳洲这里没有这个，很不科学。
那么作为亚洲面孔、作为外国人有时候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我在车辆厂接待过国内来的考察团，这个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在后来的工作中，那是一个不大的公司，我逐渐发现老板遇到比如产品性能介绍啦、行业技术会议的发言啦，还有公司的两页纸的期刊啦，总是把我推到前面。后来我逐渐悟出来了，一个亚洲面孔，讲话带口音，善于把理论说的头头是道…..这些都会给人一种非常科技、非常现代、非常国际的感觉，是一种给公司增光的形象。
大陆：那么你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跟大家相处，你觉得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价值观对你有没有影响？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环境对你造成一些变化？就是和过去相比是不是有变化？
韦钢：我觉得变化是肯定有的。但是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逐渐的过程。所以自己可能就不一定能注意到。直到你接触没有经过这种变化的同胞，比如我妈从中国来了，她就能看出来。母亲说你变了。我说不变是不可能的啊。
大陆：她认为是变好了呢，还是怎么样？
韦钢：这个很难说好坏。是思维方式的东西。就像我刚提到的刚来澳洲时经历的cultural shock。为什么？就是因为别人的思维方式跟你不一样。所以生活中的事总是拧着的。就像人家都靠左走，你习惯靠右走，所以在走廊里老是跟人家撞。经常好意给人家让路，结果一让就让错方向，碰上去了。如果你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类似这样的碰撞。那你就会很不舒服、就会很别扭、就会想家。这就是cultural shock。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人非常多。现在中国人的社团数可能比那时候这里的中国人数还多。现在来的人，可以完全不用与当地社会接触就可以生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所谓的变化。就是生活中这种碰撞逐渐地少了。慢慢就顺了。
大陆：就是入乡随俗了。
韦钢：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直在本地社会中工作生活，几个华人朋友大家也是各自忙自己的，一年也只有一两次次聚会机会。那时候经常搞不清哪一天是中国新年。手头也没有农历。有一次是上班路上听本地电台讲今天是Chinese New Year，才反应过来。还有一次，事先专门找农历查了日期。结果还是搞错了一天，大年初一晚上给家里打电话，问他们今晚三十年夜饭吃的啥？结果那边说昨晚是三十晚上。
大陆：那你忘了，你太太应该记得吧？
韦钢：我太太也天天上班。上班族三点一线，接触不到任何要过年的气氛。这里的日历也从来不标中国的农历。如果不是专门用心打听，十有八九春节就过去了自己还不知道。那时互联网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记得我上网查过农历，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一个文字版的，就像手抄本一样的中国日历。现在很多人听这个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就是这样。跨洋电话非常贵，攒到三十晚上给家里打过去贺年，结果还搞错一天。现在互联网发达，地球缩小了好几倍。现在你在微信上，还没过节呢，各种祝福就已经铺天盖地了。不可能忘的。当年写一封信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它缓缓放进邮筒，长舒一口气，然后掐指算一算什么时候能到国内，什么时候能接到家人的回复。这样的心情，现在的移民是无法体验了。
大陆：30余年一晃就过去了，那您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韦钢：我目前处于自由职业状态，或者说从职场上退下来了，从事自己喜爱的摄影活动。
这些年我目睹澳洲制造业的衰败，怎样一点一点被蚕食，怎样温水煮青蛙而政府甚至根本都没有产生危机感。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必须在澳洲生产的产品，其他制造业基本全军覆没。从职业生涯的角度讲，我也是这个过程的牺牲品。
前面说到我进入工业界的第一站是那个车辆制造厂。因为离家太远，后来就换了一个工作。是一家制造通风空调设备的公司。离家很近。没想到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20年。作为工程技术部经理、质量管理主任，20年的呕心沥血，20年的风风雨雨。当时这家公司是制造通风设备的企业。招我这个职位有两个目的。一是开发空气调节器这个新产品。二是为公司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一年后，公司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机构的评估，获得认证。同时通过艰苦的努力，我们找到了新产品的市场切入点，完成关键部件的革新，发明了全球领先的隔热箱体框架结构。两年后产品进入市场，一炮打响。我们把自己的市场份额定位在“质量、创新、和澳洲制造”。也就是说我们拼的不是价格，而是质量和性能，而且我们坚持澳洲制造。这一块市场在当时是很坚挺的。所以我们确实风光了不少年。
介绍新产品
然而伴随着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我们的日子每况愈下。长话短说，终于这一天来了。总公司宣布产品下马。车间关闭。我的工程技术部被遣散。很多同事说料到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我也在裁员的行列。因为我是公司的技术主管。空调器的系列产品都是我开发的，多年来我为公司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完整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等。20年，不知不觉自己已成为公司的顶梁柱。然而在残酷的市场面前，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然而丢工作总归不是好事。好在很快，就在我还没有结束工作的时候，另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公司便要我去他们那里工作。我这个公司后，对产品做了仔细的分析研究，面谈了一些相关员工，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做了相关问卷调查。几个星期后我给老板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改变现状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但后来这个产品下马。于是，我再次被遣散。不久我又被一家制造密闭汽车喷漆间的公司捡了过去。至此我对澳洲的制造也已经没有多大信心了。要我，我就去。干活拿钱而已。然而这家公司的管理以及企业文化存在严重问题。后来，大约半年前我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大陆：哦，那您先前经历了那么多，你觉得与先前的工作环境比较，对这家公司不能适应的地方在哪里呢？
韦钢：如果从善意的角度、从理解的角度，我可以把它归结为澳洲市场的艰难，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企业压力的巨大。而这些压力最终就会转嫁到员工身上。这家公司在我去之前刚刚收购了他们长期使用的一家钣金工厂，他们的技术力量很薄弱，也是希望我去改变局面，同时把质量管理搞起来，再开发新产品、拓展市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
然而问题出在老板的性格和管理方式上。这是一个英国人的父子公司，加上一个长期跟他们打拼的一名女士，在我看来形成了公司的三脚架，缺一不可。他们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并采取专制压迫的管理方式，致使员工积极性受到空前的伤害。一些职员对我说的话触目惊心，但他们无法听到这些。很快，原来钣金工厂留下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工段长，都逐渐跳槽，走光了，我也离开了。至此，对于退出职场、对于放弃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机械工程专业，我已经不再执着了。不妨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
大陆：那就来聊聊您的业余生活。我也注意到您的房间里挂了一些摄影作品。摄影是您的兴趣爱好吗？一直就爱呢还是后来太累了新发展出来的？
韦钢：从兴趣上讲我很早就爱好摄影。小时候喜欢画画，但发现要把一个人画的很像不容易。后来发现照相不错，不存在像不像的问题。而且神奇的相机机械原理、光学原理、以及暗室里的化学原理，都对我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它是科学和艺术完美的结合。非常适合我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从中学就开始喜欢摄影。
大陆：那时有相机吗？
韦钢：没有（笑）。那时很喜欢做暗房。自己洗照片。前两年Mt Gravatt摄影协会的期刊有一次要做一个关于我的专题介绍。里面就有一句话叫：I was a photographer without a camera for many years，就是说，很多年我就是一个没有相机的摄影师。当你爱好一个东西你就会特别地去关注，比如特别喜欢看摄影作品，见到摄影书籍杂志就忍不住要买。现在回头看看，这是一种宝贵的积累，知识的积累，审美观的积累。后来有条件了，却没有时间。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真正花精力和时间去从事这个爱好。但它就像一个不灭的火种，一直在我的心里。
大陆：那么你在澳洲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较专注地从事这个爱好呢？
韦钢：2007年吧，我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是Pentax推出的一款不太贵的相机，正好我以前的胶片单反也是Pentax，镜头都可以接着用，所以就买了。同时下定决心要要把这个爱好捡起来，否则永远没有时间，只能等退休了。我便试着找找看有没有摄影俱乐部可以加入。结果发现最近的一个就是Mt Gravatt摄影协会，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从此有了常规的系统的学习和锻炼。这个俱乐部有一百多人，几乎没有华人。但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后来在这个协会里做了会长，而且做了三年的会长，这使我在摄影之外的某些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比如公众面前讲话啦，领导一个管理委员会啦，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啦，等等。协会每个月都有讲座，有比赛，有外拍活动。加上俱乐部的积分累计系统，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不间断地参加活动，在协会里逐渐进入前几名。摄影协会的会员分初级、中级和高级。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给我评估了一下属于中级，半年后评级的时候我便升到高级，再后来我成为昆士兰摄影协会的一名指定评委，为各地区摄影协会的比赛进行评判和讲评。我也是昆士兰摄影协会唯一的一名华人评委。
在Mt Gravatt 摄影协会任会长
大陆：从07年买第一个数码相机到现在换了多少相机？一年一个？
韦钢：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它牵涉到器材党的话题。我在器材方面是很克制的。我跟你这样说吧，我第一台数码是Pentax，国内叫宾得，用了好几年。后来因为一些局限，就换了尼康。尼康第一台是小幅的D300，后来因为需要全幅相机就又进了一台D800。这两台尼康就一直是我的主打相机。
大陆：我听说玩单反的年年都要换，有这回事吗？
韦钢：器材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要是得了器材病，那就是一个无底洞。有一句话叫“摄影是用光的艺术”，就是把钱用光。那么厂家它每年都给你搞出些新的花样，都会有吸引你的一些新功能出来。你如果总是认为自己拍不好照片是设备问题，如果有了什么什么相机、什么什么镜头，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典型的器材病。
大陆：其实人还是最重要的。
韦钢：是，人是最重要的。你想一想，我们崇拜的摄影大师亚当斯也好，布莱松也好，他们当年用的什么相机？我们今天任何一款相机恐怕都比他们的相机好。
大陆：比如我们现在的手机。
韦钢：对呀，现在的手机也非常好啊，都能拍出很好的作品，你有什么理由说，是因为相机不好你拍不出好的作品？
作为评委，在一个国际摄影比赛的评审现场
大陆：说到这，我知道你们还成立了一个昆士兰华人摄影家协会，这个是怎么回事？
韦钢：对。前面说到，我参加MtGravatt摄影协很多年，我现在依然是它的会员，而且我在里面做了三届会长，那么对于俱乐部的管理和运作很熟悉。后来与我们华人的摄影朋友聊起了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大陆：就是我们华人也应该有一个摄影协会。
韦钢：对。现在这么多的华人，有很多摄影爱好者，而且很多人并没有进入社会，语言上的障碍等等，就是说有这样一个需求和需要，爱好摄影的朋友需要一个平台。那么同时我们共同的中华文化，又赋予它一个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大家说，是时候成立一个华人摄影协会了。
大陆：这是哪一年？
韦钢：这是2016初。
大陆：现在有多少会员？
韦钢：现在有七十多会员。
大陆：前面说到摄影协会会员分级。现在我们华人摄影家协会里面也分级了吗？
韦钢：这个问题很好。我的设想是像其他摄影俱乐部那样纳入州摄影协会。澳洲最高的摄影协会是澳洲摄影协会，它的下面是个州的协会，然后再下面就是各个地方俱乐部。那我们协会也挂到昆士兰摄影协会的下面，这个已经完成。我们是昆士兰摄影协会的一个Affiliate，我们可以用它的资源，比如使用它的评委、以协会的名义参加州一级的比赛等等。我们的运作也仿照本地摄影俱乐部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常规性的讲座，有很多外拍活动。但是月赛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了建立月赛机制，我们就要首先给会员评级，这就回到你说的分级的问题，否则无论水平高低，大家都在一个组里比赛就不公平了。
大陆：这就有点像运动员要分重量级一样。
韦钢：没错。分级的事我们已经在协会内部吹过风了。这个分级其实是很简单的，不满意可以提出来重新调整。一般来讲你要调太高了，比赛可能会太吃力，调太低了，可能对其他人不公平，所以你要往下调我们就得考虑考虑。
大陆：我想问一下，你们也是华人的一个社团，但你们好像很低调，不太爱出头露面，很多人好像没听说过你们的组织啊。
韦钢：我们确实是比较低调。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摄影爱好、以及由于摄影爱好给大家带来的友谊。我们不追求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与很多社团可能不太一样。
大陆：没有其他目的，就是玩。
韦钢：对。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己玩，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图造成什么影响。
被各地摄影协会邀请为他们讲课、讲评。
大陆：那你们是怎么发展会员呢？都是互相介绍吗？
韦钢：对，主要是介绍。真正爱好摄影、希望交流的朋友他自然就找过来了。我们有些新会员就是在网上搜索，找到我们的网站，然后要求加入我们。原则上新会员入会需要介绍人。
大陆：哦，像入党一样需要介绍人。
韦钢：但是我们不用宣誓。（笑）
大陆：既然是华人摄影家协会，那么进去的必须是摄影家才行吗？
韦钢：这个问题很好。在筹备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设计这个未来的协会我们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大家愿意可以把它办成任何我们想要的样子。当时我们就名称里要不要这个“家”进行了讨论。要这个“家”就意味着是少数人玩的小圈子，不要“家”就是大圈子。当时筹备组七个人一致认为应该有这个“家”字，也就是只吸纳具有一定摄影水平的朋友，也就是为协会设立一个门槛。可是后来成了以后，这个门槛就名存实亡了。不少人过来说我就是想加入这个摄影协会，想跟你们学摄影。有的相机还没买，你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们都是摄影家，不能要你，是不是？所以实际上这个门槛就从来没有过。不过我估计这个“家”字还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当然，我们在政府注册的官方名称是英文的。英文里没有什么“家”不“家”的问题。就叫Queensland Chinese Photographic Society Inc，所以我们也就没太在意要不要正名的事。而且在华人圈子里，有个“家”字听起来也好听一些，比较高档一些。据说我们可以做会员证，然后可以拿它在国内享受很多免费或者优惠待遇呢。
大陆：就是说谁都可以来，只要愿意都可以参加。
韦钢：是的。谁都可以参加。所以后来我们的入会要求里这样写道：具备一定摄影基础，括弧，有相机、会按快门。当然你得认同我们的章程，在接受协会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愿意为协会做出贡献，这也是俱乐部的精神所在，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大陆：没有相机有手机行不行？
韦钢：手机也是相机，有的会员就是加入以后才买单反相机的。
大陆：那好，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韦钢先生分享他在澳洲学习、工作和他的摄影协会的故事。也祝愿摄影协会越办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韦钢：谢谢大陆，谢谢读者朋友们。
大陆：今天的华人故事专栏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谢谢您的阅读和分享。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