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 (晓彤)

        30来岁时,我生3个女儿后再拼一个小儿子,远居在香港的姨妈十分高兴,说要和姨丈专程来看我。电话里我戏谑地对她说:“这回生个男丁,大事啦,中国人就是重男轻女!”

        电话那头传来她清脆嘹亮的女高音:“你不是望穿秋水要儿子吗?真是好心没好报!”

        我哈哈大笑,姨妈性情爽朗,讲话直肠直肚,是母亲最心疼的妹妹,林家府中的小公主,从小学音乐,弹的一手好钢琴。

        上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南侵印尼,爱国的外祖父及两个舅舅不幸惨遭杀害。

        这一悲剧,令外祖母痛不欲生。中国解放后不久,老人家坚决带着一家20多口(其中包括两位遗孀舅妈及表哥表姐们)返回中国,说是远离伤心地,回到祖国去落叶归根。母亲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邀同行,侍在“嫁夫随夫”的身边。

        外婆在我还未出世之前,带着一大家口坐轮船回中国一去不返,所以我压根儿从没见过母亲娘家这班亲戚。记忆里,母亲总爱跟我念叨:“13位兄弟姐妹,只留下我和三哥待在印尼,你三舅走不了,要照顾祖上留下来的一大片树胶园,可外婆年纪这么大,办的证件是单程回归,若适应不了,那该怎么办?”

        懂事后,我是这样推测,家庭的变故,死亡的阴影,那锥心刺骨的疼痛,日夜折磨外婆万念俱灰,触景伤情,太深太沉的苦难令她毅然拂袖而去。

        有一次,在闲聊中跟同乡李伟明老师谈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李老师紧握拳头颤抖着声音说:“我父亲遇难时,是我们全家每个生命最痛苦的撕裂!那种痛,不能用任何言语来形容。日本鬼子,我永世的憎恨,永世的仇敌!”

        我很小就跟姨妈有文字的来往,所谓通信,就是在母亲回信里歪歪斜斜写上自己的名字,小小孩子喜欢听母亲大声朗读字里行间传来远方亲人的消息,了解新中国发生的各种新事物。

         20多岁的姨妈其时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上课,她深厚的音乐基础,优美的音色,得到国家格外器重,极力培养她成为中国优秀女高音,甚至还计划派她去苏联深造。

        母亲笑逐颜开,一家人引以为荣的好消息才刚拉开序幕,中国却爆发了前所未有从1958年至1962年最可怕的三年大饥荒。随后姨妈每封来信页页悲戚,凄惨不堪。

        …….家里什么东西都吃光了,我们这一大家口,个个饿到面黄肌瘦,外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

        你二舅的儿子在外面抢人家馒头吃,被打到鼻歪脸肿……。

        我的灵魂好像浮在半空,我们居住的胡同每天都有人饿死,我看我也快要死了…….。

        每封来信都求援助,在风雨飘摇中求寄许多许多的东西。

        夜晚,父母双眉深锁,昏暗的灯光下,低声交谈着北方亲人挨饿受冻的事…….。

        我细细细细聆听着,心中充满疑惑,不是说劳苦人民都站起来作主了吗?怎么会饿死?

        长大后,我才从媒体网络及书本上了解,那三年的大饥荒,居然有3600万人饿死。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出版的《墓碑》里写道:“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让人们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毛泽东大饥荒》一书作者,荷兰历史学家冯客在被访谈关于大饥荒问题时说:“大饥荒不单单饿死了几千万人,而且让中国的道德伦理大大倒退,文明受到严重的破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灾难!”

         80年代中,外婆92岁去世,自此我所有在国内的亲戚陆续离开北京,搬到香港,我和姨妈仍然保持联络,书信往来,并于1990年去港见她。

         我还见到那位抢人家馒头吃的表哥,个子长的只有1.5米高,表哥说是发育时期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矮个子,我听后百感交集,幸亏命还在,还活着。

         此时姨妈已50多岁,婚后育有两男,脊椎痛,走路直不起身子,她说是在文革时跌的伤,因没得到及时护理,落下毛病。

         我屈指一算,文革那年她才30多岁,风华正茂,为何会没有得到正确的护理?

     “我骑脚车去学校上课,不小心在雨中摔跤,脚车倒在一边,整个身体碰撞风雨中掉落下来的树干,脊椎骨严重受损,我一路痛着哭着爬回宿舍。那种凄苦,没经历过的人是不能体会的。”姨妈一字一泪向我描述。

     “在医务处我要求治疗,可有关部门却污蔑我告假病,逃避工作,想偷懒。我有口难言,那是个怎样荒谬扭曲的年代,人的良心都死光了,即使声嘶力竭为自己辩驳也没有用,我确实没办法啊!”说到伤心处姨妈泣不成声。

        莫大的冲击和震撼吓得我手足无措,刹那间我真的想不出要用什么话语来安慰眼前历尽心灵肉体创伤的亲人,只紧紧抱住她,轻拍她肩膀:“别哭别哭,所有苦难都已过去了!”

       “我怎能不哭,年幼时,你外公及两个舅舅遭日本人杀害,满以为跟着你外婆投奔祖国,会有更光明的前程,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哪晓得,命运待我竟如此不公,我的下场竟如此悲凉!”

        从大饥荒到文革,其实也只不过相隔短短4年。人们还未于“人祸”中病愈,又迎来十年文革洗礼,这一浩劫,受害的人与物,包括被毁灭的文明古迹,冤死的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民族精英及普通老百姓,均不计其数。

        中国名作家冯骥才在他的伤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一段评语,写得可圈可点,伤感莫名;这是发生在全中国数亿人身上的十年,这是他们想要遗忘又不能遗忘的十年。在不同人的身上,我们都看到被摧残的影子,一百个人虽不盖全,但真实的描述还是让人震撼。那些曾经的痛苦,曾经的耻辱,在时间的流逝中却未消失殆尽。这是记实,也是记史。

        我姨妈在伤痕累累的历史颠簸中疲惫倒下。年轻时她英姿风发,才华洋溢。但生活在没完没了接二连三的斗争环境里,不仅没发挥其潜力和正能量,而一辈子就这样莫名其妙白白被消耗浪费掉,输的糊里糊涂,一干二净!

        2010年我又去香港看望姨妈,她坐在轮椅上,已不能行动自如,脊椎的疼痛常让她彻夜难眠,不过80岁高龄的人,看起来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姨妈带着电动轮椅熟练地行驶在专门为照顾残疾老人设施的通道上,陪我在铜锣湾附近购买物品,品尝美食,在夕阳的余晖下看日落。

        一路上,凡遇到她认识的友人,她会兴高采烈跟人家介绍:“我干女儿来看我了。”

        姨妈说:“这就是幸福!”

        我们这一代人活的太累太苦,对幸福的要求指标不高,只要衣、食、住、行解决,能有尊严、自由自在呼吸新鲜空气,不生存在动荡不安的国家, 不在极权制度下丧失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欢喜满足了!

        我窝在香港一星期,姨妈本人是一本书,一位音乐家,高级知识分子,跟她相处在一起的日子,我从她身上读尽人间沧桑、世态炎凉。

        回家时,姨妈抱着我哭了又哭,我们约定,两年后姨丈和她来印尼相聚。

        机场告别,依依不舍。临行前,姨妈频频叮嘱:“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音乐,那是生命的动力,我能刚强活到今天,乃是音乐的支撑。”

       “每时每刻,我的脑海在唱歌,我的五脏六腑在唱歌,连我的呼吸都在努力唱歌,它们呼唤着我:“要勇敢勇敢地活下去!”

       “只要没有睡觉,我耳边就一直响着我最爱唱的胡蝶夫人咏叹曲《晴朗的一天》。…….在那遥远的海面 \ 悠然地升起一缕青烟 \ 有一只军舰出现 \ 那只白色的军舰,慢慢驶进了港湾,舰上礼炮齐鸣……..\ 我静静地站在小山坡上面 \ 等待他 \ 我耐心地等待 \ 等待着和他幸福地相见….. 。 ”

      “每一句话都在鼓励鞭策着我,等待吧!等待那晴朗的一天!”

       姨妈这一番话,听的我挺心酸。她传递的信息是;当面临绝境,当整个世界无情无义抛弃她时,是音乐拯救了她、給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谁不珍惜生命?谁不期盼明天?音乐让她坚持一个信念;活着就是希望!

       我含泪向她颔首承诺,答应她任何时候绝不会放弃此生我最热爱的音乐。

       因为音乐,让我们两代人的关系结为坚固的磐石,惺惺相惜,彼此信任。

       坐在回航的飞机上,想着姨妈这一生的遭遇,我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欲哭无泪的感觉。

       这就是人们口中常讲的“命”吗?

       时光在推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无论是经济、建设、尖端科技,都是国际社会领头的佼佼者。

       我是第二代华裔,文化的根让我对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深厚情怀。

      中国在前进,在走向辉煌。

       过去的一切,是非黑白,错与对,都已悄然无声走进历史。

        祝福遥远的中国,祝福每一个生活在那块土地的人们,平安、健康、祥和、快乐!

                      写于201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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