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級的兒時回憶（2） — 在故鄉度過的童年

文物級的兒時回憶（2）
— 在故鄉度過的童年
洪丕柱

2008年5月我收到寧波市政協謝先生的電子郵件，第二次邀請我去寧波。這次是參加洪塘小學建校百週年校慶的紀念活動。上次他邀請我去寧波看看是2004年。據他說，當時正在編寫的寧波江北名人錄，其中我祖父、父親和家兄及我本人都被收入。他很希望我能提供些個人資料，並去我的故鄉洪塘看看。

2004年那次，他們帶我去看了我幼時生活過的祖父的莊園和他創立的洪塘小學，由洪塘小學郭校長陪我參觀。目前是重點小學的洪塘小學裡，祖父原來建的校舍中有兩棟兩層的老樓及其四週的花園還保存著我記憶中的原樣，樓裡的木地板好像新油漆過。老樓後有幾棟五層樓的新校舍，新校舍裡的很多題詞是家兄書法家洪丕謨書寫的。我對郭校長直爽地說，這兩棟老樓一定要保護好，不然學校就稱不上百年老校了。

我對祖父莊園的記憶非常好，好到可以準確地畫出它的平面圖。在參觀時我發現它保存得不錯，包括書房前的花園，高圍墻依舊，裡面假山石、石筍和天竺、竹子及花壇都在，住家（大書房和它兩旁的廂房裡住著三戶人家，我被告知莊園裡一共住著36戶人家）在花壇裡種了不少花。只是那個我小時候曾放養小烏龜的長方形大魚塘，還有書房後院裡的三株大桂花樹不見了，記得當時每到秋天桂花香撲鼻。書房出來過道右邊挺大的祠堂也改成了住房，住著一位96歲精神矍鑠的周老太，我同她打了招呼，她說她一家從50年代起就住在這裡。我問她書房後院的桂花樹為何不見了。她說大煉鋼鐵那年被砍了拿去煉鋼了。

晚上，他們請我吃飯，還請了些洪塘老人來作陪。當我自我介紹我是洪益三的孫子時，那些可作我父輩的老人馬上都說，益三先生可真是個好人啊，他們七嘴八舌舉了些我祖父為洪塘做的善事和貢獻。這些我以前大多聽父親說起過；當時父親還保留著章炳麟先生為祖父寫墓志銘，所以對祖父我是很了解的。

2008年校慶的晚宴，教育局和校方請數百人吃飯，開了十多桌，讓我坐主桌。很多是我不認識的洪家的親戚，其中有已退休的某大造船廠的黨委書記和中央廣播樂團的演員，還有洪塘小學的歷屆畢業生，有的在中央做官、有的是已退休的知名人士。我並被告知洪益三（堂名洪德勝）是有貢獻的民族資本家（我知道他主要在上海生活，從事鋼鐵業和日用化工業）。令我感慨的是多年來母親白白戴了影響我前途的地主婆的帽子！

離開度過童年的洪塘已近六十年，再次訪問祖父的莊園和洪塘小學，讓我回憶起在那裡度過兩年多的美好又難忘的時光。不過當時洪塘鎮離寧波市區有八公里，周邊都是農田，目前它已劃入寧波市江北區，周邊已無農田。這是六十年裡發生的變化。

中國大陸政權更迭（人們一般稱此為“解放”）前，由於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此為國民黨失去人心而招致敗退的一大原因），在大學教書的父親只得安排全職母親帶著我們弟兄幾個到洪塘鎮祖父傳下的莊園去生活，以節省開支。

難忘的田園生活

很多詩人、音樂家都愛描寫或嚮往田園生活，我在洪塘兒時過的生活可謂真正的田園生活。不過，這是一名天真兒童的田園生活，還沒達到會產生“詩情畫意”的年齡。在洪塘小學讀書之餘 — 作業不過是在描紅本上抄寫大楷和做些算術題而已，不像今天中國的小學生，我們有很多時間玩。

那時沒什麼玩具，唯一的“玩具”是玻璃彈子。那些玻璃彈子都很好看，不過它們不是看的而是打的。我們愛蹲、跪或趴在地上打彈子。現在的小孩可能不知道打玻璃彈子這種遊戲的玩法：手中拿起一顆彈子，夾在大拇指的指甲、食指和中指之間，用大拇指的指甲發力往外彈，將彈子打出去，擊中地面上的其他某顆彈子，將它打進地上挖的一些小洞裡。擊不中目標的彈子就留在地面上，成為新的打擊目標；誰打進多就贏了。打彈子可以發展很多技巧：瞄準、控制打出的彈子的力度和速度，它同想擊中的彈子距離有關。哥哥打彈子的技術很好，雖然他比較瘦小，身體不如我強壯。他可以從很遠的地方擊中目標，將它打進小洞。不過母親不喜歡我們打彈子，因為我們會將褲子的膝蓋部分磨破，她需要經常給我們補褲子；當然在地上跪或趴也會讓我們弄得很髒。每次她不准我們打彈子，我們嘴上答應，可第二天照打。有一次她很生氣，就將我們整鐵皮罐子的彈子連罐子扔到屋頂上。這樣我們就失去了這唯一的遊戲。

於是我和哥哥只能到田裡去玩。田裡也很好玩。春天農民插秧之後，會車水將稻田灌水半尺多深，水裡有很多小魚、青蛙和田螺。我們就請我家的僱工金阿三幫我們做一個有長柄的木頭勺子，勺子有大人手掌大小，勺子底部打幾個漏水的孔，我們就拿這勺子到水田裡撈田螺，將牠們放在一個盆裡，一會兒就可以撈到一滿盆。我們將滿盆的田螺交給母親。這讓她非常開心，因為她愛吃田螺。她的拿手菜是糟田螺，在鄉下，酒糟是常備的，於是我們午餐就能享用糟田螺。成年後，我發現上海飯館裡的糟田螺很貴；小時候，那可是不需什麼成本的春季家常菜！

稻長高後，初夏時分，稻田裡會出現不少蚱蜢、蟈蟈（上海人稱為“叫哥哥”）、紡織娘之類昆蟲，牠們爬在稻上吃稻葉。我們就去抓蟈蟈。其實蟈蟈並不難抓，牠們突出的複眼看到人影，就會躲到稻葉背後，很容易就能將牠們抓住。我們請金阿三用細竹片編個小籠子，將抓來的蟈蟈放進籠子，餵幾粒毛豆，將竹籠掛起來，牠們就整個夏天為我們歌唱。幾年後，母親發現初夏在上海菜場上可以看到賣蟈蟈的農民，也是將蟈蟈裝在小竹籠裡出售的，幾毛錢一個。她總會買一個回家養。這個習慣就是我們小時候在鄉下養成的。

秋天我們會在地裡或自家花園裡抓蟋蟀。花園的後部堆著一些瓦片或磚塊，我們會翻開瓦片或磚塊找蟋蟀。只是當時我們還小，不怎麼會玩蟋蟀。不過這讓哥哥後來在中學時代養成了玩蟋蟀的愛好。他居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了一本《促織經》，研究起養蟋蟀來。我們會在晚上打著手電到蟋蟀叫的地方去用買來的網抓蟋蟀，他會將抓到的蟋蟀放在臉盆裡讓牠們游泳、餵牠們吃辣椒（說這樣牠們會變得更兇猛好鬥），然後放進買來的蟋蟀缸里飼養並觀看牠們打架（鬥蟋蟀），他會按書上學到的知識判斷這些“蟲”的優劣和戰鬥力。

冬天，田裡基本上沒什麼莊稼了，我們沒事時會到蘿蔔田裡“偷”蘿蔔吃。那很容易，只需拔出幾根蘿蔔，將它們拿到小河裡將泥洗乾淨（當時河水極清）就行。那時白蘿蔔還沒有長得很大，比胡蘿蔔略粗些，很嫩，甜滋滋的，好吃極了。當然我們根本沒有寄生蟲的知識。不過我們並未因吃地裡的生蘿蔔而生過病。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年過了冬天，我看到後花園種的竹子開始長出新竹。我想，剛破土而出的新竹實際上就是筍，看到後這些新長出的“筍”，我忽然想到母親愛吃筍，不知道怎的又想起父親曾講過的一個孝子《哭竹生筍》的故事，便想做孝子，將那些新竹挖出來，拿到在灶間做飯的母親面前，說這是你愛吃的筍，我從後花園挖來的。令我意外的是母親非但沒表揚我這個孝子，反而很生氣地罵我說後花園種的細竹子是看的（即觀賞）不是吃的，你把它的根挖壞了，竹子會死的（還好後來竹子沒有死）！

還有一件開心事是看小雞和小豬長大。每年春季，母親會從農民那裡買來十幾隻可愛的小雞放養在院子裡。我們很喜歡拿些米去餵牠們。她還在柴房邊上開闢了一間養豬房，裡面養一頭小豬。動物小的時候都很可愛，長大到了被殺的時候會叫我痛心。母親其實心軟，不忍殺自己養的雞，她就叫我家男僕寶興殺，他很能殺雞。不過到年底殺豬就得請農民來幫忙了。每當殺雞殺豬，我和哥哥都逃得遠遠的。寶興笑我們說：這麼怕，那你們就不要吃雞啦。

寶興是個樂觀風趣的人，同沉默寡言的金阿三不同。我哥哥從小身體不好，長得瘦小，讀書比我晚，在學校裡人們以為我是哥哥。每天上學我都會自己走去，我很喜歡在田埂上走，兩邊有開著紫花的草還有吃草的水牛。未來的寫了126本書的大學問家的哥哥，卻要騎在寶興的肩上去學校，有一次還在寶興背上尿尿。這成了寶興常愛提的笑料。金阿三是個膽大心細的人，他們夫妻住在我們房間的隔壁。有一天母親發現我們房間的樑上有一條蛇，嚇得驚叫，金阿三聽見了，二話沒說就從灶間拿來一把長柄火鉗，夾住蛇的七吋，拎到院子裡打死。

母親會在我們弟兄和父親的生日專門殺一隻雞給過生日者吃。比如我的生日。當然五六歲的孩子是吃不下一隻雞的，這只是名義而已，其他人會在我吃生日麵時一起“幫我吃”她做的白斬雞和麵條。

夏天放暑假的時候，父親會到鄉下來度假。這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因為父親很能講故事，我們會叫他講，從西遊記到水滸到三國還有七俠五義。父親愛躺在一張藤椅上在院子里乘涼，我們就搬過小凳子圍在他邊上聽他講故事。父親講故事很會誇張，也會用嘴巴發出諸如馬跑等的聲音、士兵交戰的聲音，或者模仿俠客飛簷走壁的動作，或者裝出什麼妖精的模樣。總之他講得活龍活現，我們聽得津津有味。當時父親在二樓有個藏書房，裡面靠墻有一排玻璃書櫥，我常去翻書櫥裡的書，如線裝書繡像水滸傳等，書裡有國畫式的插圖。我會拿著書要他邊看邊講。

解放軍進駐

1949年5月，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佔領南京。 然後進攻上海。湯恩伯守不住上海，國軍節節敗退。不久後解放軍就進入浙江。當時洪塘鎮也被解放軍佔領。

我很清楚地記得解放軍進入洪塘的情形：戰士們肩上扛著步槍，驢子背上馱著小鋼炮（迫擊炮），排隊進駐洪塘鎮。我們莊園裡外住了大約有一個連。連長住在我家的書房裡（“連長”這個詞是我新學會的，因為聽戰士叫他“張連長”。我不知道連長是多大的官，不過他是入住我們莊園的軍人中最大的），我經常看到有戰士（炊事員）捧著大盤子，裡面放著雞和雞湯經過過道送進書房，而我的房間就在過道右邊。

解放軍在我家大天井（院子）後開了個炊事房。好奇的我有時會站在外面看他們做饅頭。有時有戰士會將饅頭（我長大後知道這種饅頭叫高莊饅頭，是北方人愛吃的饅頭）放在火上烤，略烤焦的饅頭後吃起來更香。有時戰士看到我站在外面看他們烤饅頭，會非常親熱地遞一個烤饅頭給我說：小鬼，吃一個。我覺得很好吃。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一棵樹上掛著一條已被開膛的血淋淋的狗，我被嚇得半死。可能鄉下當時有無家可歸的“野狗”（流浪狗），被戰士們打死了，剝皮開膛。後來我聞到了烤肉的香氣，看到好多戰士蹲在地上分狗肉吃。猜想他們不像那當官的常有肉吃，只能自己打狗吃吧。他們也很和氣的對我說：小鬼，吃塊烤狗肉。一想到哪血淋淋的狗，我不敢吃。有名戰士正在吃狗心，我問：心你也敢吃？那人說，怎麼不，人心我也吃過！戰場上打死的敵人，我們吃過他們的心！這句叫我心驚肉跳的話，我記了一輩子。不過文革中，我真的聽到有地方打死了“階級敵人”，他們的心被革命群眾吃掉的事。後來作家鄭義所寫的書裡記載了文革中某些地方發生的吃人的真事。

幾天後解放軍開走了，他們將院子打掃得很乾淨，好像沒人住過那樣。

形勢忽然變得緊張

解放軍進駐前後，土改開始了。作為小孩，當時我並不知道什麼叫土改。不過我可以感受到人際關係忽然變得緊張。

解放軍進駐，當地人民是很歡迎的，因為他們對老百姓很好，秋毫無犯。但同時部隊的宣傳部也會在當地居民中搞起一些組織才離開。記得那時當地婦女就成立了婦女會，居然推舉有文化的、同當地居民有很好關係的母親作婦女會主任。母親工作很積極，包括領導大家學唱當時傳過來的革命歌曲。小學裡那時有一架風琴，婦女們常在小學的禮堂裡聚會，母親會在那裡彈著風琴教唱，我們也會在邊上一起學唱。我還保有一張同哥哥弟弟在空蕩蕩的禮堂裡拍的照片，禮堂裡的凳子已被全部搬空，台上的墻壁上已貼上了一張毛澤東像。有一首歌我的記憶最深，就是《解放區的天》，我連歌詞都能背出，一直記到現在。

不過很快就出現了並非本地人的新幹部。現在想來可能是解放軍留下的或培養的，很多是年輕人。因為本地居民彼此熟悉，年紀大的之間的關係都很好甚至可能是親戚，當時也沒有馬上就對每家“劃分成份”，發動不起所謂土改的“階級鬥爭”。母親的主任職務當然也隨之不翼而飛。

我在洪塘小學也已能感到變化。我們二年級班上來了一位新的年輕女教師，是原來教我們的老教師陪著來到我們班的，每次上課老教師都會坐在邊上聽（現在看來她應該是實習教師）。起先她對我們很和氣。但不久後的一天，她在課堂上忽然大談起地主來（我長大後知道這是所謂的“進行階級教育”），說他們有田有錢，住大房子，家裡有傭人等等。她居然知道我祖父的名字，舉他為例，說他是洪塘最有錢的人，最大的地主（後來我聽說他曾有一千畝田）；然後又說地主是如何壞，如何壓迫剝削農民，等等。她越說越激動，忽然氣呼呼地用手猛拍一下桌子，大聲喊道：班裡誰家是地主的，站起來！我覺得她是在指我，因為她瞪著眼朝我看，又舉了我祖父為例，所以不自覺地、渾身發著抖，痛哭著站了起來。這時老教師站起來對她說：這是班上最用功、最聰明、最聽話的好學生。她的臉色才稍稍和緩了些。

這是七歲的我永遠記得的當眾被羞辱的時刻：年幼的心靈受到了我一輩子都無法治愈的創傷！我也永遠記得那位好心的老教師對我的保護。雖然年幼，可我回家沒告訴母親學校裡發生的事。這種羞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這是第一次寫出來。

幾天後，有一次母親同寶興還有從上海下來的較年長的堂兄和一名親戚在房裡輕聲商談了一會。第二天母親煮了一大罐食物，其中有紅燒肉和雞蛋，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包括我們的幾件替換衣服和一些細軟，裝在兩個皮箱和一個包裹裡，當晚趁著天黑，登上寶興僱來的兩部黃包車（我和寶興坐一部，母親和哥哥弟弟坐一部），星夜趕到寧波城裡。父親已在一間旅館裡等待我們。次日我們登上父親已買了票的去上海的輪船。

從此我再也沒有回洪塘。幾個月後，從那裡傳來地主被鬥、被“鎮壓”的消息，包括被批鬥致死的已故祖母梅氏的弟弟；而也有親戚告訴我們，我祖父和祖母的墳被挖了（那是個很大的墳墓，我們在清明節總會去給祖父母上墳），祖父母被拋尸露骨，虧得金阿三他們給收在一個甕裡埋了。從此我不知道我的祖墳在哪兒了。

（2021年5月23日於布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