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馋”

洪丕柱

        “馋”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很难形容得清楚的概念。

        梁实秋曾经写过一篇叫《馋》的文章,很确当地描述过这个概念,并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它。

        他并说,在英文中,找不到能精确地翻译中文“馋”这个字的词。这个我完全同意,即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能对应于“馋”的概念。我认为,在英文里,最接近它的词是“greedy”,但greedy其实是“贪吃”的意思,而贪吃还不完全等同于馋。

        他又说,馋是基于生理的要求。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因为馋同由于肚子饥饿了而想找东西吃(生理要求)并不相同。馋往往在肉体或生理并无想吃东西的要求时也会产生。所以我认为,产生馋,心理要求要强于生理要求。

        那天我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逛街时,就突然产生了馋的感觉。

        我看到“真老大房”这家店里挂了一个小小的广告:“鲜肉月饼,每个人民币三元。”

        我忽然想起,我出国前,静安寺有家“西区老大房”的店家,它现烘现卖的鲜肉月饼特别有名,也特别好吃,当时的售价是一毛钱。这家老大房在出售月饼时,往往在店前会排起一个队伍,我看到时也会走过去,站在队伍里面,买两个鲜肉月饼吃(虽然肚子并不饿)。这种月饼的皮子非常油酥、入味,新鲜的猪肉糜做的馅心,吃上去也特别鲜美,饱含肉汁。我近几年回上海,发现静安寺西区老大房失踪了,当然鲜肉月饼也随着消失了,心里总有些惆怅。

        所以看到“真老大房”的字号,我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西区老大房,又由于它也卖鲜肉月饼,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马上连同馋感一起油然而生。

        当时我也不饿,根本没有吃东西的欲望,但我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想尝尝久违了的刚出炉的热烘烘的鲜肉月饼。于是我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站到了长长的队伍里。

        这种欲望就是馋。馋不是在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想找大量的东西果腹,饱饱地狠餐一顿。馋也不等于吃饭时的食欲。中国话里,还有“馋虫”这个词,好像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寄生虫“馋虫”从喉咙里爬进嘴巴,叫你难以忍受。所以你要杀馋虫,或者叫做“杀馋”,文雅一点叫“解馋”,即想吃你当时非常想吃的某种东西,去满足馋欲。

        上海话往往用“嘴巴馋”这个词表示馋,这说明馋是为了满足嘴巴的欲望,而不是肚子的欲望,所以我们不说,“我肚子馋了”;正像我们说“我肚子饿了”,而不说“我嘴巴饿了”。

        上海话里还将馋叫成“馋痨”或者“馋痨病”,即把它当作是病一样,其实是一种瘾,瘾发的时候,总想满足它而去找某种“特别的东西”吃。所谓瘾发,可能是触景生情,也可能是馋虫不期而至,突如其来地从喉咙里爬出来。所以馋很难事先预言、时先作计划,同我们在肚子有点儿饥饿时吃些点心不一样。洋人每天会有规律地喝上午茶和下午茶,这不是出于馋,这是习惯。我没有看到过洋人会不时地找些小食出来吃吃。

        这种“特别的东西”因人而异,或因时因情景而异,所以馋往往是个人化的、心情化的、情景化的。比如我在看到真老大房的鲜肉月饼的广告时,产生了对鲜肉月饼的馋痨感。同我一起逛步行街的一位也是从海外回来的,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王女士,却是一看到卖零食的商店,就迫不急待地走进去,几乎是扑向那些上海女性喜欢吃的零食,霎那间,她就提了一个装满诸如敲扁橄榄(大福果)、加应子、芒果片、盐津枣、奶油话梅等等的塑料包出来,一面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敲扁橄榄放进嘴里,又拿了一个让我尝尝。

        敲扁橄榄的味道我是很熟悉的,我做孩童时就常吃它们,但我却不馋它们。敲扁橄榄的味道至今并没有什么改变,它让我回忆起孩童时的一种游戏:我们小时候是没有什么玩具的,所以什么都玩,包括孩子们一起玩“鼎橄榄核子”,我是为了取得橄榄核来玩这种游戏而吃敲扁橄榄的,所以并不馋它。

        很多中国人都懂得“馋”这种感觉,所以虽然馋有个人性、情景性,它又有文化性,应该是中华食文化的一部分,“杀馋”品的生产销售甚至应能形成一种产业。从前,先父就是经常为馋虫所困的,像梁实秋那样,似乎文人骚客都会有馋的时候。先父的书房里有各种小吃,宁波话叫“晓缺强”(要用宁波话念,即小食的意思):花生糖、牛皮糖、芝麻糖、印糕、油枣、苔条小麻花、豆酥糖、麻酥糖、萨其玛等等,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的,却能杀馋的小食品(存在锡罐里,可防潮),念书时、工作时不定期地“摸摸”它们(意即拿出来杀馋),同洋人的有时间性、规律性的上午茶、下午茶并不相同。

        从前在上海的书场里,也有各种小贩向听书客出售茶叶蛋、鸭舌、鸭胗肝、鸭爪、鹅掌、鸡翅、鸭翅、五香豆腐干、素鸡、素火腿、五香豆等小食,每样只需几分钱,因为听书客常常会再听书时发馋痨病,这就是最原始的杀馋食品业。
        中国各地人民所馋的食品并不相同,像梁实秋举的一些老北平人的杀馋食品(比如绿豆渣做的同辣咸菜同食的有馊霉味的“豆汁儿”),我大部分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恐怕人们杀馋的食品也会与时俱进。

        奇怪的是,在海外生活时,我却从来没有过馋痨的感觉,回上海却不期而然地经受了一次“馋痨病”复发。很多海外华人回到母国,也会忽然馋起某些久违的食品来,如我和那位王女士那样。看来馋虫会在馋文化的环境里重新侵袭我们的喉咙。(2011年12月12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