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德麗莎修女這樣的人？
洪丕柱
德麗莎修女的故事我看過好幾次，每次都會非常感動。最近又看到有人通過微信上發來有關她的一生、她的為人和她對印度乃至全世界的慈善事業所做出的貢獻的一篇文章，我接連看了兩遍，一面看，一面掉眼淚。正如希拉里所說的“我連給她提鞋都不配”，這位18歲從歐洲到印度然後終身留在那裡，為印度和世界一百多國數以千萬計的窮人籌到數以億萬美元計的善款的修女，自己辦公室裡只有一盞電燈和一架電話，自己的全部個人財產只有三套替換衣服、一雙凉鞋和一尊耶穌像，真正做到了完全徹底為窮人，做到了聖經所說的“赤條條地來到世上，赤條條地回到上帝那裡”。
文中還提到了這樣的事：在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創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的700多個分支機構的德麗莎修女，曾若干次訪問中國，並向有關方面謙卑地請求在中國開辦慈善機構，幫助中國的窮人。但中國有關官員，不顧無數國家都歡迎她去那裡設立慈善機構的事實，卻拒絕了她的好意；並告訴她說，中國没有窮人。致使她到臨終時都遺憾没能將福音傳給中國的窮人而只能无無數次流淚为中國的窮人禱告。我看了對自己母國的官員感到非常失望。我並可以斷定，這條消息絕對不會是假的。
中國真的没有窮人嗎？這還用爭辯？用聯合國標準看，中國還有兩億多貧民。我們無數次讀到，比如貴州有四名農家孩子受不了飢寒的煎熬而集體喝農藥自殺；或者為了避寒，五名男孩爬進垃圾桶裡，卻被悶死在桶裡，被撿垃圾的老婆婆發現的報導；我們看到大量的照片：看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孩子，看到貧窮地區的學校屋頂是漏的，裡面没有課桌椅，有的孩子需要坐在石塊上讀書寫字；看到靠撿廢品為生的老婆婆，看到在雨中混身濕透蹬三輪為了掙幾元生活費的青年，背着裝滿百斤煤炭的沉重籮筐走上一公里才能掙一元錢的礦工，看到為了討還被欠的工資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工人，看到靠賣紅薯生活卻被城管趕走的老大爺，還有家徒四壁目光滯呆的老人。
中國有關方面的官員不光是要面子：怎能讓西方基督教的修女來幫助生活在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人民？更多地是害怕西方教會會對中國人民進行洗腦和思想滲透，給人民灌輸上帝的愛，因為這會動摇他們的統治。與人民是否貧困相比，他們統治的穩定性是最重要的，所以寧可讓自己的窮人繼續過著貧窮的日子，也要防止西方文化的入侵並腐蝕中國人民的心靈。這就是為何德麗莎修女卑微的請求一再碰壁，被從來不用諮詢人民意見的官僚們拒絕。
其實中國人的心腸也是善良的，歷史上也出過不少慈善家或仗義疏財的善人。我祖父洪益三就是一位慈善家。他作為清末民初、上世紀初期中國早期有名的民族企業家，除了在家鄉修路、築橋、搞水利、建路燈、辦學校、興辦工商業之外，還常在荒年向災民施粥、發饅頭；在陝西、安徽發生旱災、水災時，共捐出二十萬兩銀子，獲朝廷賞戴兩品紅頂子。2008年我被邀參加祖父創建的家鄉的洪塘小學建校一百周年的慶典，在慶典後的宴席上，好多老人聽說我是益三先生的孫子時，都過來向我敬酒並述說我祖父對當地的大量功德。可是在“階級斗爭争天天講”的年代裡，作為“剝削階級”他哪有功德可言？因為怕被批判為“想變天”，我們將家裡保存的有關祖父的資料，包括章炳麟寫的墓志銘都銷毀了！
不過中國的慈善家或被稱為善人的，包括我祖父，其行善絕大多是個人分散的行為，而且是居高臨下的，即社會地位高的富人，拿出自己一部分財富來捐贈災區、周濟施捨窮人，不管願望如何，至少都有會受到窮人的讚揚和歌功頌德甚至皇上的嘉獎。這些善心也許還出自儒家的道德觀或仁愛或所謂的良心，或者有佛教上的考量，即同積陰德、求善終、圖好報、修來世有關。還有些是用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如劫富濟貧的俠客。絕未聽說有本身並非富人，如德麗莎修女這樣一無所有者，一面親自到垃圾堆、臭水溝、公共建築的台階上、教堂門口檢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包括愛滋病人、棄嬰、乞丐、垂死的老人，一面到處奔走呼喊，找藥、找食物、找醫生、找捐助，以創建慈善機構來募捐的辦法形式，以傳福音和傳遞耶穌無條件的愛來幫助窮人，包括跑到貧窮的異國他鄉去為素不相識的窮人服務的。在中國，乞丐出身的武訓算是個特例，他靠乞討來籌款為窮人建立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即所謂辦“義學”，在當時算得上是很偉大的。但即使這樣的人，還要受到毛澤東的批判，因為他認為世界上没有無緣無故的超階級的博愛，更不承認有神所賜給人類的白白的愛，而認為愛是有階級性的。
當今中國雖然也更多地談起了愛心，而且還出現了一些名人開辦慈善機構，與毛時代天天講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不可同日而語。但一個無神論統治的國家（雖然高層其實有人偷偷地拜佛）是不會接受德麗莎修女那樣的人，在給窮人各種幫助時向他們說耶穌愛你，傳遞祂給你無條件的愛的信息的。它所講的“愛心”是人本身出於所謂“正能量”而發出的。它仍然羞羞答答地不肯採用“博愛”這樣的詞語，因為博愛是至今還不被它接受的普世價值觀的一部分。但其實人若不接受主，是無法自己擺脫人内在的罪性的，所以中國現在的慈善機構中貪腐醜聞仍時有所聞。
與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入世辦教育、醫療、慈善、到窮鄉僻壤幫助窮人不同，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傳統上是出世的（星雲大師創立的入世的“人間佛教”，辦起大學等，成了對佛教的改革），好多都將寺廟建在遠離城市的山林中，脱離紅塵、躲避城市的喧囂、與社會隔絕，以便讓道士僧人清心寡欲，專注地潛心修道、煉丹或打坐誦經、領悟佛陀教誨，以達到將世界和物質慾望等都看成淡泊虚空和無意義的思想境界（雖然今天的現實情況全非如此，酒肉和淫亂的花和尚遍地都是）。信徒們捐贈的香油錢除了供寺廟日常開銷之外，大多用來修廟、建塔、給佛佗菩薩塑金身等，而不是用来造學校、辦醫院、建育嬰堂、孤兒院和濟貧所等，回饋社會。儒家雖講“仁愛”，卻希望君王從上而下將仁愛施捨給臣民，以求在他們統治下國泰民安。
西方的宗教機構卻用教徒的奉獻、捐贈或遺贈來辦學校、造醫院、建育嬰堂、孤兒院和收留無家可歸者或流浪漢的濟貧所等來回饋社會並幫助窮國，在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中自然地辦成了慈善機構，所以它們的行善就不是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有系统的團體行為了，其規模、系統、經常性、廣泛性和持久性（不限制在災荒年頭施施粥而已、不限在本國行善，如德麗莎修女）自然大大超過中國善人個人行善的行為。而且它宣揚的主的愛，是來自卑微的、以犧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有罪的人的耶穌的無私的愛。
西方有些大學的前身曾經是教會的修道院、神學院，如巴黎大學的前身是索爾本神學院。天主教/基督教重視教育和培養神職人員的科學知識、生活和吃苦能力，在修道院裡，除了聖經，他們還必須學習藝術（音樂、美術）、數學、科學（天文、物理、醫學、生物學等）和哲學，以便向教會會眾宣講科學知識。法國啟蒙運動的大師都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們精通數學、物理和哲學。一旦到窮鄉僻壤傳教，就能同那裡的人民打成一片過窮日子。就拿到中國來傳教的傳教士來說，都是精通數學、科學、醫學的知識淵博之士，既能傳道又能當老師、醫生、護士等，甚至學會了中文、翻譯聖經。修道院鍛鍊了他們放低身段、吃苦耐勞的品質和能力。所以從修道院畢業的人不但知識豐富，同時準備為傳播神的福音吃盡人間一切苦難直到犧牲生命。以前來中國傳教的英美法男女傳道人，到中國的窮鄉僻壤，可以在那裡扎根同貧窮的農民一起生活幾十年，直到“解放”被共產黨遣送回國。德麗莎修女是個偉大的例子，但除了她，到非洲、亚洲窮國去傳道並幫助窮人的傳道士多不勝數，中國的山西、陝西、西南、東南都有他們的足跡。最近看到的材料是1866年來到當時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的温州傳教的，被稱為“跛腳番人”的獨腿蘇格蘭人曹雅直(George Stott)，他克服種種困難，和他太太兩人多年在那裏給窮人和他們的孩子提供食物、教育、興辦育嬰堂等。
相比之下，中國寺院裡的小和尚、小沙彌，從前常是貧窮的家長因為生活無著，不得已將小孩送到寺廟裡出家做小和尚，混口飯吃，以免餓死。他們不識字，從在寺院像童工一樣從事低端雜工開始，挑水、劈柴、燒火、清掃或種菜等，慢慢學會敲鐘、敲木魚和念經（不求理解）等。他們很多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像西方的修道院對修道士有系統性的教育，有較全面的知識並願到貧窮落後的地方以開創慈善事業來傳播主的福音。悟性好的小和尚在寺院裡的地位會慢慢上升。但他們一般缺乏系統全面的社會和科學知識，更没有主動要去幫助窮人、建立慈善事業的志向。像星雲大師這樣窮苦孩子出身，到寺院剃度成為小和尚，通過多年個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終成為大師的只是鳳毛麟角。就是他，也没有像西方的傳教士和修女那樣，主動選擇去最苦最窮的地方，發展幫助窮人的慈善事業，傳播佛的教誨。
所以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德丽莎修女這樣的人，除了制度、文化，還有宗教本身的因素。(2015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