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息：《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即将出版

二、《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作品选发

1. 一本圣经，一个民族（萧蔚）
2. 小说：竹马青梅（安红）
3. “落葉歸根”不是愛國主義（王晓雨）

一、消息：《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即将出版

【本刊讯】在澳纽两地文友的大力支持下，《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已经顺利完成征稿，并送交出版社排版印刷，预计明年年初正式出版发行。

《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是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的会员文集，共包括了55位作家和诗人的100多部作品，共300余页，由澳大利亚本地的出版机构——澳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是在澳大利亚正式出版的书籍，已获准在澳大利亚各地书店、图书馆发行，定价：每本$15。

新州文化作家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以悉尼为基地、以华人新移民为主体、以文学创作与交流为主旨的专业团体，其作家与诗人大多是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年左右的新移民，他们大多生活在悉尼，也有的生活在堪培拉、墨尔本、布里斯本，甚至新西兰。他们热爱这片土地，于是用自己的笔描绘了这里的生活。

《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的作品体裁多样化，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也有政论。这本书，既是新移民对自己的新生活的总结，也充满了对新生活的赞美，同时，对后来的新移民在澳生活具有某种借鉴指导意义。

二、《新州作协文集》（第二卷）作品选发

（1）一本圣经，一个民族（萧蔚）

谁是摧而不毁，杀而不绝的民族？

谁是坚强智慧的族裔？

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朋友，

全世界所公认：犹太人！

一．犹太人幸福的家园

首先，让我们将中东地区历史舞台的序幕拉到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在今天以色列境内的耶路撒冷，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圣殿，这里，就是犹太人永远的上帝所在。

那时候，那个地区是犹太人的家园，他们在那里生活。直到公元第七十年，古罗马帝国一把大火，烧毁这座圣殿，从此，犹太人不再是用笔墨，而是用躯体饱蘸着鲜血和眼泪，写成一部部被驱赶、被排挤、被杀戮，迁徙、游走，悲怆不屈的历史。

时光如梭，转瞬又是一千多年，一九四八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侵占大片已经属于巴勒斯坦人一千多年的土地，于现在的以色列复国，致使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从此，又一粒复仇的种子被种下，这半個多世纪以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相互之间，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惨烈的逐鹿。

千百年来，大批犹太人被迫逃散到欧洲、南非、南美、中国……全世界各国、各地，他们也漂洋过海，移民来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寻找新的家园。

在澳大利亚，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除珀斯发生过一起澳洲“新纳粹组织”成员涂抹犹太教堂的个别案例外，犹太人与穆斯林、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澳大利亚，不愧为犹太人以及所有外来移民追求安定、和平的世外桃源，幸福生活的新家园！

我驾车沿着悉尼地价最为昂贵的区域——东海岸至北部海湾环游，这一带是从全世界移民悉尼的四万犹太人集聚生活的地方。当初，犹太祖辈高瞻远瞩，捷足先登，一开始就选择最有发展前途的海湾地区安居乐业。

邦地海滩被誉为全世界九大美丽海滩之一。我仰卧在她那金黄色的沙滩上，环视着周围大自然的恩赐和匠心独具的人工雕塑，那些点缀海滩鳞次栉比，古典式、西洋式和现代式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不能不令我感慨犹太居民们对这里的贡献。

“邦地”这个词，是澳洲土著的语言，其含义为“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我被忽进忽退，温暖的浪花轻轻地抚摸。我仔细聆听，这哗哗的海浪声犹如一曲曲犹太人在澳洲幸福生活，自强奋进的赞美歌：

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那一天，从英国运往悉尼“第一船队”的一千多名犯人中，有十六名英国犹太人，换句话说，从澳大利亚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有犹太人的存在。从此，“澳大利亚犹太人”—— 一个新的人种分支，添加到人类学的字典里！

在这“第一船队”上，犹太犯人哈莱斯是因为偷汤匙而被判刑，从英国运往澳洲，但后来他改邪归正，获得自由，成为澳洲第一批警员；也是在这“第一船队”上，五名犹太女犯人之一的阿布拉哈玛斯太太，与派到澳洲的英国官员结婚，成为一届省总督太太。

作曲家奈森先生，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移民澳洲的犹太人，被誉为“澳洲音乐之父”。此外，在澳洲历史上还出现过很多政界、军界人物；更有数不清的富商、房地产生意人，医生、律师等等高尚职业者。

澳洲建国两百多年来，几次移民大潮：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三十年的“淘金时代”引来大批德国犹太人，随即，东欧犹太人闻讯纷纷赶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涌入澳洲的多为纳粹和法西斯手下虎口脱险的犹太人。而战后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由苏联逃到中国上海、哈尔滨的犹太人再次迁移而来。至此，从全世界聚集澳大利亚定居的犹太人达十二万！

虽然大多数移民已经融入澳洲社会，但是，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悉尼，有五所犹太子弟中学；有许多按教规“清洁”的食品店和餐馆；有犹太人的私立医院。澳洲的“SBS民族广播电台”为犹太人而设立的节目是以英语、希伯来语和依地语广播；“澳大利亚犹太人新闻周报”是澳洲报业经营最久，也是澳洲犹太人唯一的一份报纸，可见澳大利亚犹太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力 —— 只有一个喉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二．悉尼犹太纪念馆缅怀

为了追溯犹太人的历史和寻找他们昔日的萍踪，我来到“悉尼犹太人纪念馆”。门口的警卫员说：“这里可是遭到国际恐怖分子恐吓的地方，你们不害怕吗？” “炸弹不是没有爆炸吗？有什么可怕的！”我回答着，随其他十多名海内外参观者通过了安全检查关。

“悉尼犹太纪念馆”建于一九九二年，坐落于悉尼东部的百灵顿地区。馆内分别介绍了犹太人移居澳洲的历史、他们在悉尼的早期生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希特勒开始动手迫害犹太人的经过和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遭受屠杀以及集中营内的情况。纪念馆内还设有“儿童纪念馆”和“匈牙利纪念馆”等分馆。

纪念馆内有一个角落，从布景、装饰，到嘚嘚的马蹄声响，逼真地展示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犹太人在悉尼乔治街谋生的情况。

另一个角落，布置了一个温馨的家庭。这里，详实地介绍了犹太人传统的婚俗，生活习惯和犹太教规。

餐桌前，我仿佛看到老祖母端来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她疼爱地召唤孩子们快来就餐。西方人称在餐桌上不断夹菜，添饭的人为“犹太老奶奶”，可见得她的慈祥。

据说，犹太人每次在被迫迁移的时候，一定要带上祖上传下的经书。玻璃柜中展示的早期移民带来的泛黄经书，使我仿佛看到幽幽的烛光下，孩子们朗读《圣经》的情景，仿佛听到“安息日”里他们背诵《摩西律》的声音……

随着纪念馆内的灯光从一部分向另一部分逐渐变暗，其内容也变得严肃恐怖起来。我看到这样一幅照片：一个德国女人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一头母猪，就会和犹太佬睡觉”。旁边，那个男人挂着的牌子上写着“我是个犹太佬，就会勾引德国女孩”。他们的身后是几个端着长枪，杀气十足的德国兵。

倔强的犹太人，从来就不回避自己的血统和身世，有这样一个画面：他们排着长队登记备案，并自己亲手缝制六角星佩戴，醒目地告诉大家：我是犹太人！

德国的纳粹党人和法西斯分子随着他们元首希特勒的疯狂，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渐升级。“水晶之夜”不但砸烂了犹太人店铺的玻璃，也砸碎了他们的心。随后，以德国为中心，反对、迫害犹太人的浪潮波及至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各国法西斯分子使用枪杀、活埋、毒气等刑法对犹太人进行人种灭绝，被杀害的犹太人竟达六百万人之多，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比澳洲人抱怨“人口太多”的悉尼还多两百万。

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在“大屠杀和集中营”部分，我聆听了劫后余生，当年侥幸从“集中营”里活着走出，八十多岁的劳拉太太的亲口叙述：“大屠杀使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对亲人的思念折磨我一生……”劳拉太太悲愤的控诉提醒着人们，“悉尼犹太纪念馆”是这样一座永远的记忆储存库：它记载了犹太人对悉尼和澳洲贡献的历史，它也为在澳洲幸福生活的犹太后裔、学生和所有参观者提供了当年欧洲犹太人受迫害活生生的历史资料。它还告诫澳洲的种族主义者和澳洲的新纳粹组织成员：请勿重蹈历史的覆辙，否则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三．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拜谒

犹太人种何以留存至今？！

受好奇之心驱使，我来到面对著名的海德公园，坐落于伊丽沙白街的“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

大教堂被掩映于便道旁法国梧桐树浓密的阔叶之中，仔细端视，我才看出它的轮廓。可以想象得出当年它在这条大街上鹤立鸡群的风姿，不过现今，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上，在历经一百二十多年时间的雕琢之后，这座老态龙钟的大教堂和紧密相邻的摩登大厦排立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反差。

由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的紧张，由于国际恐怖分子的猖狂，澳洲政府出资，在教堂内外设立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参观者必须从设有扫描装置和保安人员的后门进入，而且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等凡是带“机”字的物品和书包不得随身带入。

刚迈入教堂大门，我便体验到犹太人的经济观念，这里是我在悉尼参观的所有教堂和庙宇中，唯一收费的地方。

那天，除二十多位海内外参观者外，还有五十多名本地男子私立中学上高中历史课的学生。所有参观的男人，即使不是犹太人，也要按规矩戴一顶称作 ” kippa” 的小帽。我们被安排坐在教堂的长椅上，与其说是“参观”，不如说是“观视”，参观者不能在教堂里随便走动，只是坐在长椅上随着录像影片的解说，环顾教堂的四周。

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的最初构思来自法国建筑风格，目的是尽显贵族的豪华和技艺的精湛，不过，最终它是模仿“伦敦犹太大教堂”建造而成。当年，为确保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与其相似，设计师还远渡重洋，亲自到英国伦敦参观，不但如此，许多建筑材料也是由英国海运而来。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终于一八七八年落成，它为后人留下悉尼犹太宗教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内部的艺术结构和风格已经体现了犹太教与其他教派的区别。我仰望着那高高的拱形顶棚，深蓝底色上繁星密布的穹隆象征上帝所在。根据圣经故事，出卖耶酥的是个犹太人，大概是此原由，犹太人回避提及耶酥，不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天主教一样，同是信奉上帝，但没有十字架和受难的耶酥，没有圣母马丽亚，确切地说，没有被崇拜的人物偶像——犹太人完全是在精神上信奉上帝。

录像的画面上出现了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做礼拜的镜头：在这座可容纳八百人的教堂里，男人一律坐在楼下，头上戴顶小帽；女人坐在楼上，围巾包着头发。教堂里的坐位，是教徒捐款买下来的，每个坐位上都贴有名牌。有一个坐位标着四个名牌，那是老少四代相继捐款，共用同一个坐位。

在犹太中央大教堂里，无论从世界的哪个角落来的犹太人，他们通用的语言是希伯来语，所念的经书是《圣经》的《旧约》。犹太男孩们从小就开始在家里学习希伯来语，半吟半唱，背诵经书。到十三岁“而立之年”时，他们在庄重神圣的乐曲伴随之下，参加成人礼仪式，当众宣读并讲解圣经。

我问大教堂里的义务工作者：女孩是否要学希伯来语和背诵经书？回答是“不一定”。看来，犹太男性比起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内容丰富，他们在学习中所走的道路也比较艰辛和正规，难怪有成就的犹太人多为男性。

有人说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确实，在犹太人当中出现过许多的思想大师、经济巨人、科学奇才和艺坛骄子，诸如：马克思、毕加索、爱因斯坦、海涅、萧邦、卡夫卡、门德尔松、卓别林等，不胜枚举。犹太人在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取得过出类拔萃的成绩。可不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得来，应该归功于幼儿读经？所谓“五岁，始读《圣经》；十岁，始诵《密施拿》；十三岁成人，始受诫命；十五岁，始背《塔里木》”。我想，孩子大脑的记忆力和储存容量如同电脑，他们是在强化背诵经书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和升级。当然，在学习经书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专心致志的学习态度。依我之所见，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不坏，再加上刻苦学习和做事专心的态度，虽然这个人不是天才，但已经比一般人聪明，已经具备做学问的条件和成功的因素。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自一八九二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约三分之一的奖项为犹太人所领取的原由吧！

犹太教堂除了造就人才以外，还是培养下一代“我是犹太人”强烈民族意识的地方。自从公元第七十年，以色列被古罗马毁灭，犹太民族失去自己的祖国以后，他们不得不迁移分散到英国、德国、波兰、匈牙利、西班牙及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在这漫长的一千八百多年里，犹太教经历了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教派的排挤，可是，这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人种和教派，依然不屈不挠地存在，并没有在地球上消失！

犹太人是可以和异族通婚的，那么，在这一千多年里，融入到各国的犹太人却没有被当地其他民族的婚俗和生活习惯所同化，当今，在世界各国，依然有一千三百多万的犹太人，按照教规行事，按照典章和戒律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在人类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寻其缘由，当然要归功于教堂！

英文中，“教堂”通常称为“church” ，而“犹太教堂”则特称为 “synagogue ”，其原意是“大家聚集的地方”。在那么多年里，漂移到世界各国、各地的犹太人经常、规律地聚集在自己的教堂里，享受着“祖国”的温暖。

教堂——犹太人“祖国”的象征！

参观悉尼犹太大教堂，除四十分钟看录相外，其余二十分钟听一位老者讲解和答疑，他告诉大家：从明年起，政府斥资，将用两年的时间修复悉尼犹太中央大教堂。这个计划体现了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信仰和包容的国家，以及对不同教派没有厚薄，对历史文物更是尽力保护的政策。

悉尼犹太大教堂不但使我看到一座具有历史、人文和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而且也看到了犹太民族的骨气和他们永远的未来。我明白一个道理：犹太人不仅仅信仰上帝是精神的，而且“祖国”的概念也完全是精神的。

“祖国”在希伯来语和犹太教堂里；“民族”在犹太《圣经》和犹太人的心目之中！

（2）小说：竹马青梅（安红）

（一）

“兵哥哥，咱們什麼時候回去啊？”我是一個急猴屁。

“這麼著急呀？不是才剛剛來嘛，咱們撈完魚蟲就回家！”

金黃的油菜花搖曳的春天，兵哥帶我去撈魚蟲。感覺走了好遠的路，不是他平日裡帶衛東，向紅和我常去的那條小河邊，而是另一朝向淺淺的河溝。“水到這裡被石頭擋住就流得緩慢了，瞧，越是蘆葦雜草和苔蘚多的地方，魚蟲就多。”兵哥挽著褲腿兒站在河溝旁，下了罩子，我倆靜靜地等。仿佛只一會兒的功夫，四個大瓶子就被裝滿，橘紅色的魚蟲成團成團地蠕動著。想著媽媽養的熱帶魚能飽餐好幾天，我高興地叫了起來。

那一年我四歲，兵哥大我六歲。我掰著手指對他說：我算出來了，你十歲。

“想知道你小時候什麼樣嗎？”兵哥最喜歡逗我玩，“你爸媽借了個照相機，在河邊照相，你坐在尿墊子上，笑嘻嘻的在吃東西。”

“是吃糖嗎？”饞貓一樣的我，最愛吃糖。

“不是。猜猜看？你嘴裡嚼來嚼去的。”兵哥歪著頭偷笑，有樣學樣，左右兩側臉頰一鼓一鼓的。

摸著腮幫子的我，猜不出來。

兵哥伸手敲了一下我的大腦門兒，“你呀，在津津有味地吃石頭！”

我用腳撬起一坨泥巴，飛也似的踢到兵哥的身上，“不對！”

兵哥用手扒拉掉那一團濕了吧唧，蹲下來望著我，“你人小，可氣性真大。真的，是吃石頭！”大眼睛裡閃著真誠。

“吃了很多嗎？”自覺丟醜的我，傷了小小的自尊。

“好多呀！趕緊送你到醫院去開刀。”兵哥一邊笑，一邊麻利地把四個瓶子捆綁好，提起繩子拔腳就走。認真的我，摸著肚皮，自言自語：“沒有疤呀？”抬起頭，眼見著兵哥已經落開好幾米遠，我跺著腳喊著：“你欺負人！我走不動了，你得背我回家。”

兵哥轉過身，微笑著等我。

趴在他的背上，我緊摟著他的脖子，看見西墜的日頭把我倆的影子拉扯得好長好長。

（二）

後來我想起了舊話題，認真地去問爸爸，爸爸欠著身子直笑，“光顧著照相，我們都沒有注意。你坐在河灘上，從身邊的鵝卵石堆裡摳小石頭子吃，不過，沒有咽下去，就是幹嚼。”

舉著糖三角，我邊吃邊敲對門，“我吃小石頭是在磨牙床，要長牙了。”然後問兵哥：“那時候你在幹什麼？”

兵哥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我就在河裡面游泳，狗刨式！”

“我也見過你小時候，”我大言不慚，“你——你小時候家裡很窮，沒有糖吃，只好坐在大炕上，吃——吃被子裡面的爛棉絮。”媽媽給我講過她的戰友憶苦思甜的故事，我信口就安在了兵哥身上。

“你這個小猴子可真有能耐，這麼小就會編故事。”兵哥微微一笑。笑過之後，是一臉的悵然。

第一次注意到兵哥凝神靜氣若有所思的我，以為自己的故事編得好極了。順著他發愣的眼睛往外瞧，細雨迷蒙的秋天裡，一人多高的草珠子已經漫坡遍野，沉墜墜地在微風裡搖晃。

“雨停了我們去摘草珠子串門簾吧，好嗎？”

兵哥沒有回答。

（三）

宏英學校是一所小學與中學分班級混讀的部隊子弟學校，學費低廉。學校就在家屬樓群的對面，一片空闊的大操場上。不足六歲的我被媽媽送進了學校，和兵哥成了校友。

我曾經騎著豬和兵哥賽跑，他會抬腿給豬使絆子，結果可想而知，是摔成了狗吃屎的我，氣得揪住他打個不依不饒。除了豬，校辦農場還養著兔子，以及成群的雞鴨鵝。成心背錯毛主席語錄的兵哥經常被老師罰到教室外面去拔草勞動，然後一個沒留神，就可以在兔籠前面看到他。我最愛看他伸著長胳膊給兔子們喂草，綠色被紅色的三瓣兒悉悉索索地咀嚼著，既爽快又俏皮。

以大帶小分組“學農”去積糞的時候，回程道路泥濘，我一不小心掉進了沼氣池裡。兵哥眼疾手快地和老師一起把我拉了出來，一身臭氣的我在牛毛細雨裡發著抖，兵哥幫我褪去了臭哄哄的外衣，疊起來捏緊，給我穿上了他的外套，回頭看著那雙已經沉到糞坑裡的花布鞋，二話沒說，脫下了他的膠鞋給我，他自己光著腳，緊緊地跟在我身後，生怕我再有個什麼閃失。帶著我提前返回的兵哥，利索地幫我洗淨了臉和腳，擦乾了頭髮，洗好了衣服襪子。坐在兵哥家的凳子上，喝著他沖的紅糖姜水，我倆拉鉤上吊地約好，不告訴家裡我掉進糞坑的實情。

淘氣的學校“霸王”欺負人，我被推進了男廁所，求救無門驚嚇得大哭。正當時三四頭豬搖頭晃腦有前有後地進來了，閃在最後面的兵哥對我說：“挑一頭騎著，出來吧！”破涕為笑的我連眼淚都來不及抹乾淨，就飛身偏腿，躍上豬背。大操場上撒野似的跑了個夠，兵哥壓低了聲音，一本正經地問我：“是誰？”

沒幾天過後就聽見兵哥挨打。他沒有像以往調皮搗蛋挨揍的時候那樣“哇呀哇呀”地叫喚，我只能聽見“劈劈啪啪”的聲響，猜他爸爸定是掄起寬寬的皮腰帶使勁兒抽他。兵哥的爸爸是部隊裡的炊事員，紅案白案都是一把好手，個子很高，氣力十足。“某某是參謀長的兒子，你怎麼就吃了豹子膽敢去揍他！”他抽一下，我的心就砰地跳一下，他再抽一下，我的心就砰地又跳一下。貼在兵哥家的門外，我哭得稀裡嘩啦。

“不是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嗎？不是說我們都是親如手足兄弟的一家人嗎？不是說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嗎？憑什麼他參謀長的兒子就可以在學校裡稱王稱霸，為所欲為，以大欺小？”兵哥一字一句地反詰，皮腰帶的聲音驟然停住了。

然後好多天裡我都沒有看見兵哥，也不知道他躲到了哪裡。

（四）

再見面時，我乖乖地，看兵哥幽幽地笑著。他伸手胡擼了一下我的腦袋瓜，變戲法似的遞給了我兩塊酥皮點心。我狼吞虎嚥地嚼，差一點就噎著。

“你去哪兒啦？”

“成都市內。”

“給我買點心？”

“不是，我想到成都市內去上中學。咱們這裡的老師都是隨軍家屬，中學和小學一樣，沒啥子區別。”

看著兵哥的臉，微微的還有些紅腫；看著兵哥的眼睛，亮閃閃地，分明地寫滿了什麼。

我藏不住兵哥的秘密，大聲地告訴給了爸媽。“噓，別胡說。小孩子家，不許撒謊。”爸媽警告我。

兵哥的爸媽哇哇噢噢地叫了好幾天，還能聽見鍋碗瓢盆的叮噹聲響。悄無聲息地沒了聲響之後，我看見了喜上眉梢的兵哥。

“我爸媽同意了，我真的要走了，去成都市裡上中學。”

“誰陪我騎豬呀？你走了。”

兵哥再一次沒有回答。

爸媽也嘀嘀咕咕了好幾天，我只聽得見山溝，知識，主見，前途，出路這樣的字眼，然後大家一起包餃子炸元宵，為兵哥送行。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背著語錄，因為高年級同學畢業時，送別的老師都會挑一條語錄做送別演說。兵哥雙手輕輕地拍著我的臉，眼睛裡有柔和的光，“光會背語錄是不行的，光會騎豬更不行，要用你的聰明腦袋思考。有知識的人永遠都有智慧！”

兵哥的話我聽清了，只是不全明白。

每個週六的晚上我能見到坐班車回家的兵哥，吃飽了飯的他來去匆匆，伸胳膊挽袖子幫著家裡幹活。星期天的早晨我們一起去爬山，他教我摘野菊花挖黃連，野生的藥材能在城裡的中藥鋪賣上挺好的價錢，書本學雜費用就不需要家裡負擔了。在防空洞裡避雨時，聽他講城裡學校裡的事，我如癡如醉，瞪大的眼睛裡閃著羡慕與渴望。

然後一轉眼，我九歲了。

然後我弟弟都會掰著手指頭算，九加六等於十五，兵哥十五歲了。

然後不是每個週末我都能見到兵哥了，他媽媽說：他學習嚴肅功課緊張勞動活潑。

（五）

那個長長的暑假，從北京回來的我見到了兵哥，吃驚地發現他的上唇有了一層茸茸的黑色，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渾厚低沉。他長高不少，也長寬不少，再也不是以前瘦瘦的兵哥了。“你什麼時候長鬍子啦！什麼卡在你的嗓子眼兒，說話都粗聲粗氣的？”我好奇地摸著他脖子上的喉結。

“淘氣鬼，”兵哥輕柔握著我的雙肩，“快長吧，等你學了生理衛生，就懂了。”

不曾改變的是，他一如既往高興地陪著逗著我玩兒，格外耐心地聽我講身邊發生變化的事情，滿是憧憬地聊著他的理想，還有城裡學校的新聞和吃石頭看蟒蛇鑽山洞的往事。

想一想穿開襠褲時的糗事總被提及，我不高興：“你就不能說說別的？”

“那好，給兵哥跳一段舞，我就說說別的。”

早就不是傻妞，逮誰給誰跳舞的我，已經有了強烈的自尊和最初的羞澀，所以任憑兵哥怎麼央告，我都沒有跳舞給他看。

兵哥拿出帶給我的小人書，挨著我坐下——

我第一次見到你，你在你媽媽的懷裡睡得真甜。前去歡迎的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那一整列火車四天四夜的“移防”隊伍裡，有你這麼一個小小兵。

你九個月就上了幼稚園，我媽媽是幼稚園的阿姨，特別照顧你。看見你把不愛吃的大肥肉片扔在了小朋友的腳邊——“嫁禍於人”，說明你很聰明。

看著你一天天長大，拉著鴨子車在筒子樓內走來走去，笑得像一朵喇叭花。我也曾經向爸媽央求，生個妹妹給我，他們說你就是我的小妹妹。

第一次上臺跳舞，你跳到一半就不跳了。因為看見你爸媽在台下，拍屁股走人，找你爸媽去了。真有個性，我的一顆大牙就是那一次笑掉的。

你喜歡當醫生給娃娃打針，打得娃娃渾身都是水，你媽媽帶你去了一趟縣城醫院長見識，你被奇形怪狀的病人嚇住，從此再也不想當醫生。

從小到大，我陪著你玩，看著你長，你總是耍賴，要兵哥哥背你，每次都能找出最好的理由……

兵哥的眼睛裡蒙上了一層霧氣，“就給兵哥哥跳一段舞吧，花蝴蝶的那個，真想看呢！瞧，我用小人書換。”

“不，我就不！”執拗的我，一點都不鬆口，還振振有詞，“再說沒有伴舞，也沒有伴奏。”

“你可真倔！”兵哥刮了我的鼻子一下，無奈地笑著，換了一個話題。

“長大了你嫁給誰呀？”

“誰也不嫁，因為我要嫁給我爸爸！”我特別得意，為有一個英俊的爸爸。

“女兒是不能嫁給爸爸的！”兵哥認真地望著我。

“那我就，嫁給我們班的衛東，我喜歡他的大眼睛！”

“衛東的眼睛大是大，但是沒有神氣。來，比一比，兵哥哥和衛東的眼睛誰的更有神更大？”

我站起來，扶著他的肩頭，認真仔細地瞧著，才猛然發現：兵哥有神的大眼睛裡面是同樣眼睛大大的我。

（六）

兵哥走了，繼續去成都市裡讀書。

我也走了，又一個草長鶯飛的春天。

我們全家回到北京。我問父母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去，“你生在北京，北京才是你的家。我們不回去了，永遠！”

“兵哥知道嗎？我還沒有來得及跟他說一聲再見呢！”我急切地問著，一半是問父母，一半是自言自語。

沒有人回答我。

我生在北京，可北京卻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大氣友好地歡迎我。

“能不能帶我玩一個？”想和女生們一起跳皮筋的我，在旁邊怯怯的問著。“滾你媽的蛋，一邊呆著去，插班生！”冷不防地，一個嬌小秀氣的女生從正面推倒了我。

排路隊回家，東張西望地懷疑走的那條路不是平日裡常走的，就多問了一句，一高一低的兩位男生，順手就把我搡到了路邊的大煤坑。當我一身炭黑地摸爬出來時，看著文具盒作業本課本依舊散落在煤坑裡，想起身邊再也沒有了保護我的兵哥哥，放聲大哭！

闊別京城十多年脫下戎裝的父母，尚且需要時間精力去適應地方的工作生活環境，他們無暇顧及到小小的我，夜夜會哭透枕巾哭濕枕頭。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被人欺負的我開始用兵哥所說的聰明的腦袋思索：班裡男生比女生多，我要先學會和男生打成一片！兵哥教過的上樹，爬杆，彈球，滾鐵環，煽三角，耍瓷片，只要是男孩子喜歡玩兒的東西，我樣樣都拿手……至於女孩子愛玩的耍羊拐，丟沙包，還有跳皮筋……更是不在話下。很快我就學會用道地的京片子罵人，很快我就學會揮著菜刀打群架，很快我就用不俗的學習成績和出色的人際關係證明外地插班生的不可小覷。

一臉塵土一臉汗，脖子上掛著鑰匙，腰裡別著彈弓，手裡揮舞著乒乓球拍，暑假我在大院裡打擂臺。那張曾經白皙水靈的臉，讓北國的陽光曝曬出了一臉的黑雀斑。能夠用那麼短暫的時間，適應了京城裡的新環境，得益於我的兵哥。

我有了新同學，新朋友，新生活，不知不覺地就把兵哥拋在了腦後。

（七）

流沙的歲月，讓記憶成為了荒漠。

（八）

又是暑假，在家裡揮汗如雨地做著番茄醬，十三歲的我前去應門，看到了兩張似曾相識的面孔，父母昔日的戰友，翻山越嶺來北京出差。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帶來了久違的兵哥的消息：他已然考上了心儀已久的軍校，再過兩年就畢業了。

第一次收到兵哥的信，差一點兒就被級任老師沒收。我據理力爭，才沒有讓校方的規則得逞。因為紅色的三角郵戳和一長串部隊的番號確實可以表明：這絕對不是學校裡防微杜漸的早戀信件。

小心翼翼地拆開，看見兵哥哥一手漂亮的顏體，這讓我一下子就憶起他同樣漂亮有神的眼睛，也驀然地想起他眼睛裡的那個自己。

那時候只覺得心底仿佛受到重重的一擊：才恍然大悟：我的魂靈其實一直就沒有接納過我所生存的這個大都市；才恍然大悟：我其實一直就沒有離開過那個山清水秀的山窩子；才恍然大悟：我其實根本就不曾離開過那個看著我長大，陪著我長大的兵哥哥。

收信時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三年過去，誰也不知道各自的轉變；讀到彼此字裡行間的認同溝通和心有靈犀的感念，會意的笑總是蕩漾在心田；寫信時的心情是敏感微妙的，從久無音信到恢復聯繫，下筆時總是在揣度著彼此的處境和心情；發信時的心情是自由自在的，渴望和期盼就像放飛的信鴿，在風雨裡從不迷失航道；等信的時候最難描摹，既喜歡早點收到，又不願耽誤彼此的時間；再收到信時，心顫著手抖著，輕輕拆封快快打開，慢慢地細細地看。

（九）

與兵哥通了多年的信，我享受著人生裡難得的一份珍貴賜與。他是我的發小，他是我的童年，他是我夢裡打濕了多少遍，再也不能回去的故鄉。他是我的兄長，他是我的朋友，不願向父母傾訴的話和女孩子家的心事，都可以毫無保留地告訴他。他是軍人，他是恪盡職守的責任象徵，嚴格和嚴厲之間充滿了寬厚與柔情。他是我有困難真傷心特痛苦時最好的宣洩對象，儘管一封信常常要等一兩個月才能來。

兵哥一直關注我的成長，也一直關注我的學業，我有畏難情緒，他滿紙滿篇都是鼓勵。反倒是我常常和他打岔，戲說外加調侃，敲著明知故問的邊鑼。僅有的一次他調侃我，講的全是我小時候的趣事，然後向我討要一張玉照。讀那一封信時我臉上緋紅，心像小兔子一般撲嗵撲嗵直跳。

調皮的我給他寄去了一張豁牙露齒的童年照，告訴他，就是那年他答應我放了假同去釣魚，但是我卻爽約回北京的時候照的。我也向他討要一張“玉”照，結果收到的是他的嬰兒照，滿臉上就是兩隻大大的眼睛，眨眨地對著我瞧。“你從小到大我都見過，可是你從來沒有見過我小時候，所以，特意挑了一張，也是唯一的一張。”兵哥在信裡寫道。

我注意到照片背面的一行小字說明，有著與兵哥不同的名姓。問他：你把誰的照片拿來冒充？

“成人後爸媽告訴我，但其實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部隊也是一樣。軍紀再嚴明，也阻隔不了現實生活裡真實的秘密。我永遠是他們的孩子，是他們把我養大的，養育之恩終身難忘。”

那一夜我想起了當年兵哥想進城上學時候阿姨叔叔的爭吵不休，想起了爸爸媽媽的嘀嘀咕咕。

信的末尾兵哥試探性地提及，問我這個愛吃湯圓糯米酥皮點心桂花糕的饞嘴姑娘，將來考大學願不願意考到南方。我想都沒有想就答應了。直到那時，才讀懂了自己，那個在金黃的油菜花地裡，沐浴著山風奔跑的黃毛丫頭，其實心底裡一直都有兵哥哥。

最終是不再矜持的我給他寄了一張最新的黑白近照，在長城腳下拍的。背後是一樹春天裡的燦爛桃花，我在樹前站著，笑得嫣然，就像春天裡的嬌豔桃花。

（十）

盛夏，身為團委書記的我組織同學們去看話劇《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戲散了，回到家，才震驚地發現那個存著青春秘密的抽屜，被撬開了。

“你還好意思組織大家去看什麼初戀懂不懂愛情，開學就把這些交到你們的校長室去，讓全校老師同學都看看！這就是標準的早戀，什麼玉照金照的，少胡來。”

“唉，現在的組織怎麼也不像以前逐行逐字地檢查家信了？要不給他的部隊發一封信過去，吃不了兜著走。”

“沒錯，在部隊時大家都知道他是抱養的，野種！他將來再有出息，也改變不了他的身份！”

“不許再通信，你聽見了沒有？為了高考，一切都應該放棄。不聽話，敲斷你的腿！”

我愛爸爸媽媽，是他們的聽話懂事的女兒，不願意忤逆生身父母。可父母的愛，如山的愛，呼啦啦大廈將傾一般讓我難以相信，難以接納，難以承受。

恰在此時兵哥告訴他近期要調動移防，再加上我馬上升入高三要全力以赴準備高考，他不想佔用我的寶貴時間。部隊長大的我知道什麼叫做移防，遇到這種情況，聯繫斷絕，保密重要，別無它法。我們約好，等到我高考之後他安頓下來再聯繫。

我措辭嚴謹地向父母寫了暫不與兵哥通信的保證書。

（十一）

在準備填報高考志願之前，北生南長複又北歸的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向父母解釋。我喜歡江南的水秀山青，希望到南方去上大學。為了夢想，我曾經利用過去的每個假期去社會上做小工，接拉鍊，粘鞋墊，糊紙盒，抄稿子，不只為能有些許的收入，更為驗明自己的獨立生活能力。

心底裡描繪了很多遍，去南方意味著可以重溫我曾經熟悉的山山水水，那是一度失去聯繫暫時不確知的既往家園；心底裡思忖了許多遍，去南方意味著可以距離兵哥近一點，那是一爿讓人恬淡安謐的心靈家園。

父母同意了，初次填報志願時，出乎我的想像。我踏踏實實地備考。

父母變卦了，最終填報志願時，不出我的想像，我被要求留在北京。

沒有新地址。考上了大學的我，按照原來的地址給兵哥寫信，向他說明並解釋。信發出了，沒有回音，我不知道他或者是他的部隊移防去了哪裡。那種等待，既揪心，又撕扯，既牽掛，又忐忑。

其實兵哥也曾有過女性朋友，是他的戰友熱情介紹的。

其實我也曾有年齡相仿的追求者，是同一個學校的。

等著吧，我安慰自己：不是也曾經分開過三年？就算是等到花兒都謝了，來年春天還會再開呢！儘管我仍舊沒有等到任何音信。

在高炮偵察師參加軍訓，聯歡會上我偶遇了一位宣傳幹事。同是在軍營長大，都愛好寫東西的我們，山南海北地聊來聊去，竟然出乎意料地聊到了兵哥。“那是個相當出色的人才。”宣傳幹事說，他在某軍某部集訓時認識了兵哥，還知道他已經移防調動。我請求他嘗試著幫著聯繫一下，互留了地址。

兵哥最初讀軍校是在中原，大學畢業後去了江南水鄉，期間也有幾次短期移防。我謹慎小心保存的那些蓋著紅色三角郵戳的信件，記得住的是他字裡行間的音容笑貌，記不住的是長長的部隊番號。

（十二）

大學第一年的學期臨近尾聲，學校裡已經基本停課，考試結束後處處都在準備辭舊迎新。我在滑冰場上重重地和別人撞上，躺在宿舍裡，翹著被對方的冰刀劃傷的那條腿。

“有信！”同宿舍的下鋪揚著一個大大的牛皮紙口袋。

伸著手接過來，收信的人毫無疑問地是我，發信的人則是那位軍訓時的宣傳幹事。

於是打開，大大的信封裡面，一封信接著一封信，總共有五封。

我顧不上疼痛，一躍而起。

四封信都有紅色的三角郵戳，也曾經開啟，又都被小心翼翼的封好。那封沒有被開啟的信，不曾發出過，寫在背面的日期，已經是多半年之前。我認得信封上那熟悉的筆跡，知道他就是我一直牽掛的兵哥哥。

“對不起，一直到今天才安定下來，輾轉跑了好幾個地方，保密，加上很忙，我沒有能和你聯繫上。其實我一直都在等你，在等你的信，也在等你的心……你長大了，長高了，不再是那個耍賴讓我背著的小妹妹了……我一直帶著你的照片，你笑得真漂亮，我真想永遠地站在你的身旁。”

“你留在了北京上大學，這我能理解，你是他們的女兒，畢竟那是叔叔阿姨的心願！有時候我在想，我究竟認識你有多久了？感覺不僅僅是短短的十八年，而好像是很長，很長的時間了。”

“等你大學畢業吧，反正我已經等了這麼久，再有四年，也可能還會再長些……我現在鄭重地問你一句話，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你自己當年的回答？兵哥哥和衛東的眼睛，究竟誰的更有神更大？”

（十三）

排好了時間的順序，我依次讀著那四封信。

那都是他熟識的戰友，一個接一個，沿著兵哥移防的不同省市，輾轉替我們傳遞著心底從未說出的衷情。

我看見了軍訓時偶遇的宣傳幹事的信，委婉地希望兵哥的戰友直接告訴我真相和實情。信裡面說，通過他與我簡短時間的相識及瞭解，知道我是一個性格超強，鎮定堅毅的好姑娘。

讀到這裡，我徹底地愣住：兵哥到底怎麼了？

因—公—殉—職

他已經永遠地走了

上天入地——再也找不到我的兵哥哥了

我簡直都不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驚得一滴眼淚都沒有了

從來沒有預想過，十九歲，我人生最寒冷的冬天，竟是如此這般地來到！

我當年是怎麼回答他的？

我當年回答他了嗎？

就在那個時候，我默默地在心底裡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著，再一次看見自己的面容映在兵哥哥的眼睛裡，漸漸地變得模糊不清……

（3）“落葉歸根”不是愛國主義（王晓雨）

小時侯看過一場日本電影《望鄉》，結尾時有個鏡頭令人難忘：那些去南洋謀生的日本妓女，死後一個個都把墳頭朝向祖國。《望鄉》的導演很有煽情能力，讓少年的我看得鼻子酸酸的。愛國主義真是太偉大了！

後來我们移民墨爾本了，發現許多華僑都用一個“落葉歸根”的成語來表現自己的愛國思想。再看看兩岸政府做僑務工作和統戰工作的官員們，也常在各種場合宣揚“落葉歸根”，把這個成語當作一個有凝聚力的法寶來招攬海外華人。

一九九四年前後，悉尼有位留學生拿到“永久居留”綠卡後，看見大批的中國老人來依親移民，就突發奇想，做起棺材生意來。墨爾本也有兩位大陸背景留學生大手筆買下郊區的一塊地皮，開發華人陵園墓地。不料結果大失所望，投下的廣告錢都不見回音，兩地的投資者最後只得虧本收場。據傳，原來中國老人都想“落葉歸根”，許多人甚至在來澳之前已經買好了墓地。享受幾年資本主義的福利後，就準備打道回府，永久“居留” 在中國。

看看我們周圍，也有許多華僑，口口聲聲愛國主義，表示“落葉歸根”，但他們都在“葉子”落下之前，拼命在海外打工賺錢，快活地享受國外提供的一切，多活一天是一天！他們中的一些人，直到快咽氣了，才害怕孤墳野鬼，想到去中國老家選塊地，造個漂亮的空墓穴，然後等那“歸根”的日子到來。我替他們總結一句話——“海外買房，中國買墳”。

古代征戰沙場的將士，都要“馬革裹屍還”；少小離家的人，老大都要把鄉還；就是被皇帝冤枉死了的人，還要說“青山處處埋忠骨”。全世界再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將如此冠冕堂皇的詞放入本民族的詞典中。因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全世界就數中國外遷的僑民最多！豐田汽車公司的那句著名的廣告詞：“有路就有豐田車”和今日全世界範圍“有人就有中國人”比起來，差遠了！初步統計，全球各地炎黃子孫達六千多萬！相當於三個澳大利亞！“落葉歸根”這個詞可以说是中國人的一個文化僞劣品。

“落葉歸根”在自然界中是可歌可泣的，經過了春華秋實，曾經濃蔭匝地的樹葉從碧綠走向枯黃，它們飄落在曾經输送水份和養料的樹根上，腐爛了自己，融化成肥料，最後滲入土壤，滋養地下的老樹根，讓下一年的花葉更加豐盛。這也許是生物的繁衍生態裏最自然，也最感人的一例。

可是，自然界落葉歸根的現象變成中國成語“落葉歸根”一詞後，就在變味了。先是“忠君”，後來是“愛國”或者是既“忠君”又“愛國” 。中華大地上，大規模的華僑外遷，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歷史了。“落葉歸根”一詞始終不渝是海外中國人心中的文化基石：淘金客在外國已經多年了，頭上的長辮仍然不肯剪去，挖到大塊頭的金塊，立馬半夜回故鄉，買田造房、娶妾生崽，光宗耀祖。他們“落葉”是無奈，“歸根”是目的。

不过，我的統計表明，儘管“落葉歸根”曾經是許多海外華人生命中的重要話題，但事實上最後真正實現的人越來越少。許多有錢的華僑其主要房地産投資的地方是在海外而不是中國！“落葉歸根”一詞發展到現在，它又有了一層新的涵義，演變成了口號式的愛國光環。今天的華僑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頭上沒有了辮子，懷裏有了文憑，手上更有票子，並不都是“忠君”和“愛國”的。“海外買房，中國買墳”就至少說明他們的“落葉歸根”有了新內容。

“死也要死在故鄉！”多麽動人的口號！ 比只能“望鄉”的日本妓女前進了一大步。可是想一想吧，身強力壯時去國離鄉，到走不動路了才回家，怎麽表白都是說不圓的大問號。自然界的樹葉有肥料價值；人死了，一具臭皮囊，有什麽對後代有利的？中國是全世界人均可耕地最少的國家之一，華僑爲了自己的臭皮囊占一個墳墓，和十幾億人去爭那可憐的地皮，是糟蹋故鄉！全球六千萬華僑要真正實現“落葉歸根”，中國就變成一個大墳場了！由此可見“落葉歸根”這個成語之假！它是一泡封建膿水，骨子裏就沒有任何愛國主義，實在不值得讚美和提倡。今日裏還在唐人街叫嚷“落葉歸根”的人，如果不是沒文化，我很懷疑他的動機。

如果說歷史上，一個民族有几千萬人亡命海外、或者說遷徙他鄉（很大部分人是未经事先申请的），多多少少證明歷代中國政府之殘暴、腐敗、無能的話；那麽今天，當這几千萬人還要高喊“落葉歸根”時，就不僅暴露出他們不誠實和不科學、不“與時俱進”，也让人怀疑：這個民族是否愛國？

哪里的黃土不埋人？在全球化的今天，爲什麽還要如日本妓女一樣的愛國主義？

本文作者和陈若曦摄于澳门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2006年3月16日）

《尹县长》：“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被判决后，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架走……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

这是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的尾声。这篇作品写的是文革初期发生在陕西兴安县的一个悲剧。冤死者名叫尹飞龙，原型为一位雷姓人物，经历几乎末作改动。他是在国共内战中率部投共的国民党上校，为共产党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时只是个小小的挂名的县长。这也罢了，他仍然难逃厄运，终因“历史问题”而被枪毙……

这篇作品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107期）。当时，陈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尧刚离开中国大陆不久，暂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陆七年生活（北京两年，南京五年），不胜感慨。她开始写〈尹县长〉，而这竟然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断十二年的再出发。此作发表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有〈耿尔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户口〉、〈任秀兰〉等篇什陆续发表，后集结成《尹县长》一书，于1976年3月在台湾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间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陈若曦又在加拿大写作在台湾发表了〈老人〉等七个短篇小说，1978年4月，以《老人》为书名也结集出版了。此外陈若曦还写了长篇小说《归》以及其它一些作品。陈若曦这段创作可看为她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陈若曦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的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这一点，笔者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也作了说明。论文题目为《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它的第二章是论述中国大陆文坛关于“伤痕文学”的经年不断的论争，其导言的注释指出：陈若曦于1974至1976年在香港发表的“文革”小说，标志“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伤痕文学”的诞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还是非常封闭，文学批评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陈若曦在香港发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评论，都把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短篇小说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能够发表，多亏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讲了“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样一句话，最终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的头条位置。〈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栏上，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发表却命途多舛，周转于《文汇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好几个月，连发表过〈班主任〉的《人民文学》也不敢发表。庆幸的是，《文汇报》最后同意采用，1978年8月11日，〈伤痕〉在其“笔会”副刊发表。不管怎样，从时间来说，这两篇作品都比陈若曦的《尹县长》里的篇什特别是其首篇〈尹县长〉晚了好几年。

陈若曦2011年4月20日到达悉尼时在旅馆和澳洲文友合照。 左起：心水、何与怀、陈若曦、张奥列、婉冰。

炼狱：没有在中国大陆的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就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来说，卢新华和刘心武能够率先于整个中国大陆文坛，写出〈伤痕〉和〈班主任〉，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局限环境局限，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浑身都被打上伤痕。就说〈伤痕〉吧，根据披露的资料，卢新华这位刚考上大学的小青年，为了求得发表，不得不按领导意图对稿子作修改，而修改意见竟有十六条之多。比如，小说一开头说除夕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也不行，说是有“影射”之嫌，要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还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遵嘱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在小说中一直关心主人公王晓华的“大伯大娘”，要改成“贫下中农”。小说的结尾，被认为太压抑，需要点亮色，于是最后一句改成了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至于〈班主任〉，当时比较敏锐先进的文学批评家如陈思和就指出，刘心武害怕他的作品被戴上“暴露黑暗”的帽子（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御制的可毁人一生帽子），尽量掩盖他的“解剖刀”，有意让他的人物“安全可靠”。时隔二十八年之后，刘心武在他的《心灵体操》一书中说：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于写了个谢慧敏，作为一种诉求的载体，她的存在非同小可，但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她的文学形象却极为苍白。刘心武还无可奈何地说，〈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后几乎所有的创作成就，成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病。他对自己这部作品毫无兴趣，懒得再说。刘心武这个意思，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流露出来。

即使这样，卢新华和刘心武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各种攻击源源不断，整个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关于“社会主义悲剧”的大辩论，直到1984年末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伤痕文学”才得到官方正式的认可。

这样一比照，陈若曦的确“有福”——她在香港可以享受完全自由的另外一种写作和发表作品的环境。

说她“有福”，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陈若曦和段世尧自离开台湾在美国求学，多年来可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热崇拜者。陈若曦仔细读完《毛泽东选集》四卷后，觉得很能接受。而段世尧在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毛主席诗词》，每晚睡前必定摇头晃脑地朗诵两首，念得津津有味。他们坚决要回中国大陆工作，实现多年追求的美好梦想。1966年10月18日，他们终于从巴黎转折飞到上海，回到祖国怀抱。当时，“文革”的种种悲剧无日不在发生，民众已处在痛苦与恐惧的深渊之中，但他们两个，正可谓不见棺材不流泪，虽然在巴黎时已从报上得知老舍被政治迫害而投湖自尽，但居然能够不为所动。就这样，他们在大陆生活了七年，刚好经历了“文革”的疯狂、残酷和荒诞。最后，他们觉得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于1973年11月16日，带着两个出生不久的儿子黯然离开了原要满腔热情来报效的祖国。陈若曦这七年可以说是受罪，但作为一个作家，这又是炼狱，是达至思想升华的一种特别方式，犹如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成金睛火眼。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七年，就没有后来的陈若曦。

因为经过炼狱，陈若曦能够顽强不屈地坚持她以巨大的代价而获得的信念。〈尹县长〉等作品问世后，反响很大，赞美与诽谤并起，劝告与引诱齐来。特别因为她回归大陆复又出走，再写小说“揭大陆的短处”，这给一些左派人士很大打击，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他们施加压力，要陈若曦“不忘祖国”“不当汉奸”。段世尧也劝她说要写就写些风花雪月一类的东西，甚至威胁说如果她再写下去就分手。陈若曦连这也不怕，准备到加拿大后便离婚。幸好到加之后，段世尧的观点也改变了，特别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陈若曦写作了。

陈若曦的信念是：“正因为我太爱中国，看到她的缺点，我就要把它写出来，希望得到改正。”她完全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而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青史留名的优秀作家应有的基本见识基本立场。

为陈若曦接风（2011年4月20日晚于唐人街新富丽宫酒楼）。 前排左起：何与怀、萧虹夫妇、陈若曦、心水夫妇 后排左起：谭毅、田地、张奥列、赵立江

照片说明：为陈若曦接风（2011年4月20日晚于唐人街新富丽宫酒楼）。

前排左起：何与怀、萧虹夫妇、陈若曦、心水夫妇

后排左起：谭毅、田地、张奥列、赵立江

深邃的思想与高明的艺术表达：选入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尹县长》

陈若曦能够生发出她这个文学创作第二个高潮，当然也因为她有很不错的文学修养，能够以精确的艺术手法驾驭她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陈若曦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已尽显创作才能，并和白先勇等几位级友创办和编辑《现代文学》。她那时先后发表〈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收魂〉、〈乔琪〉、〈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短篇小说。在大多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她的民族情结，以及对贫苦弱者的同情和人生的渴望，精心包装在西方现代派的抽象和晦涩里，带着一种激动的情绪宣泄。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手法正在台湾流行，陈若曦也深受影响。

可是，到了《尹县长》集中的篇什，陈若曦的小说风格完全改变了，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主义，使用近乎完全客观的角度，基调是冷漠内敛，在一种沉潜的状态下，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在思考乱世中的人生得失生命价值。

陈若曦这样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正是她高明之处。

例如，〈尹县长〉运用不动声色的回忆来编织故事的架构，而且特意安排一个没有立场的“我”，以让所述之事更合理和真实。这令叶维廉拍案叫绝，禁不住说：“这篇小说最独特的地方是叙述者的身份与立场的不确定。”其它几篇也是处理得极其冷静理性节制，欲语还休，点到为止，所有讥讽、怨怼都拐了好几个弯，但这样一来，正好营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正好让读者自己充分去感受去判断故事里的人物那种压抑的情感扭曲的心态。

也许因为陈若曦既生活其中但又是一个“外来者”，她对当时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细节非常敏感。在〈晶晶的生日〉里，晶晶的妈妈在听闻喊反动口号的不是自家的小孩时，竟是松了一口气；里面还有向四岁大的小孩逼供的叫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在〈查户口〉里，邻居们彼此窥探监视，深怕被对方揪住可以上纲上线的辫子。〈任秀兰〉中的任秀兰跳到粪坑自杀，形状极其恶心可怖，人们并不以为意，死后还要追加批判。〈值夜〉和〈尹县长〉中主要叙述者都是冷眼旁观。在〈耿尔在北京〉里，耿尔只在回忆中过活，种种细节活现了他的心灰意懒、早衰麻木、凡事毫不关心的冷漠。这些细节编织出文革中那些极其扭曲的心灵。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正如许多论者都发现，在《尹县长》小说集里，故事高潮几乎都发生在夜晚——夜色深沉，人物的思维和活动，都笼罩在一种浓重的压抑和悲凉中。这样烘托出故事发展的情节氛围，和整个凄冷色调极其相配，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笔者敢说陈若曦写《尹县长》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篇什对一个“伟大”的领袖所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完全否定的巨大的颠覆意义。也没有必要。她要反映人生，而不是宣讲个人的政治主张。她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她知道她不必大动肝火而只要以平实的手法写出真实就足够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其实都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虚构，尹县长和他的雷姓原型的遭遇几乎一样，任秀兰连名字也没有改。其实，陈若曦的冷漠内敛的写实，是另一种更深层的控诉。这比过后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诉诸以大悲大喜的“伤痕文学”作品，显然更具艺术感力更震摄人心。正如白先勇说：“若曦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她以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及写实的技巧，将‘文革’悲惨恐怖的经验，提炼升华，化成了艺术。《尹县长》集中最成功的几篇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已经超越了政治报导的范围，变成阐释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

1999年6月，陈若曦的《尹县长》光荣地被《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的一部。

陈若曦于2011年4月21日在悉尼唐人街举行《寻找桃花源》演讲会。

作家与社会担当：作为“政治动物”的陈若曦

陈若曦当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后又以亲身经历写出《尹县长》《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说，显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缘。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又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陈若曦也自认是“政治动物”，她在其长篇小说《远见》的〈自序〉中就是这么说的。当然，她不是一个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她是一位既希望避免大恶又追求至善的“政治动物”，把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苦难，化解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人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都视作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也成了自己以具体行动追求的目标。

陈若曦为“美丽岛事件”领头签名致函时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并亲自从美国返台求见蒋先生陈述台湾旅美知识分子的共同政见，就是其中一次为世瞩目的行动。2006年4月，笔者在台北“总统府”见到陈列的这封日期为民国69年（1980年）元月5日的信件，不禁为之肃然起敬。

本来，在1978年，陈若曦的《尹县长》获吴三连文艺奖后就被邀请返台领奖，但她怕见到她认定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只好忍痛拒绝。1979年12月，高雄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丽岛事件”，在美国的台湾知识分子群情激动，决意出手相救。但当时什么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个讯息带到蒋经国那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陈若曦。他们觉得，陈若曦的背景充满社会主义色彩，两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像。当时蒋经国还推荐每个人都应该要看陈若曦的《尹县长》这本书。所以大家认为，如果陈若曦返台，蒋经国一定会召见，这样陈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于是，陈若曦同意代表台湾旅美知识分子回台伸张正义。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她发动美国知名华人共署一封陈情信，结果这封信得到二十七人签署，包括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系国、于梨华、庄因……等人。蒋经国在和陈若曦见面时，开始只提《尹县长》一书，陈便很不客气地岔到“美丽岛事件”，把陈情信交给蒋，明白地对他说，事件是未暴先镇、镇而后暴，现在人心惶惶，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军法审判，不要扩大打击面。陈若曦甚至像警告地说，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几天之后，在第二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陈若曦，他很重视这封陈情信，以及陈等人的海外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

陈若曦返美时，著名学者沈君山博士一路作陪，头一件事便是告诉陈若曦，在她和蒋经国见面时，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当场和事后如何愤怒。蒋彦士说，“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 蒋彦士这句话也证明了陈若曦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不负众望。

“美丽岛事件”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台湾政府起先非常严厉，大肆逮捕和审判许多重要民主人士，甚至一度以叛乱罪问死，最后逼于压力皆以徒刑论处。事件的处理虽然在陈若曦等人看来还是非常不当，但是这竟然也成了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契机。自此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台湾政府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逐渐放弃一党专政的路线，乃至于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社会因而得以成功转型。这一切当然首先得益于蒋经国了不起的政治家的眼光与胸怀，以及台湾民众多年来为争取民主自由所作的奋斗与牺牲，其中也有像陈若曦这样敢于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贡献。

很有意思的是，陈若曦的《尹县长》《老人》那些“文革”系列小说，也受到胡耀邦的注意。1985年，贵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特别邀请陈若曦来看看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面貌，于是陈若曦以“加拿大籍华人作家”的身份重访中国大陆。是年4月30日，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陈若曦。胡总书记称赞陈若曦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欢迎她回来参观访问，希望以后还经常回来，加深相互了解。他们还谈论台湾和大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此后，陈若曦为台海两岸交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陈若曦回忆说，胡耀邦是个很热情、很真诚的人，滔滔不绝。原本安排会见半个小时，但最后谈了一个多钟头。可惜胡耀邦这位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不久之后即在1987年初却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而黯然下台，两年之后逝世并引发了“六四”这个惊天动地到现在还未能解结的大事件。

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

意识：从《尹县长》到《慧心莲》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陈若曦主要是以其作品关怀社会，关怀人生。

1979年，陈若曦由加拿大迁居美国旧金山，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城里城外》（1981）、《贵州女人》（1989）和《走出细雨濛濛》（1993）；长篇《突围》（1983）、《远见》（1984）、《二胡》（1985）及《纸婚》（1986）；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生活随笔》（1981）、《无聊才读书》（1983）、《天然生出的花枝》（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1989）、《青藏高原的》（1989）、《柏克莱传真》（1993）及《柏克莱邮简》（1993）等。

这个时期，陈若曦的写作在题材上告别了“文革”小说，而以美国华人社会和两岸三地的人情世故为题材。汤淑敏（《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作者）认为，她这个时期创作的“海外华人小说”，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突围》、《远见》和《纸婚》，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在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及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拓出了新意，取得了新的成就，标志她的美学风格臻于成熟。赵联在谈陈若曦这些包括《突围》、《远见》的小说的美学风格时指出，陈若曦敏感的政治嗅觉和勇于涉笔社会问题的思想特质，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选取题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而这种选材、立意的特点，又强化了她的小说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底蕴的悲剧性效果，从而奠定了冷峻沉郁的风格基础。

1995年，陈若曦返台定居。其后直到今天，她的创作又发生一个主要的变化。她对小说这种原来她最喜欢写作的文学体裁，兴趣大大减弱了，而对“短平快”的专栏写作情有独钟。她认为现今社会变化太快，以小说反映现实实在太不及时也太无力了，而且读者人数不多，远不如专栏文章有大量的读者群。她现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创作鸿篇巨制作为传世之作才有价值；她要以专栏短文，与眼前现实息息相关，以“叩应”的方式与读者进行互动——她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论者都觉得，这倒颇有点像鲁迅当年写杂文的味道。

不过，陈若曦在世纪之交还是出版了一些小说。短篇小说集有：《女儿的家》（1998）、《清水婶回家》（1999）、《完美丈夫的秘密》（2000）等；长篇小说有《慧心莲》（2000）和《重返桃花源》（2001）。

这些小说都以反映台湾社会的妇女问题为主。代表陈若曦后期的小说特色的《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是两部佛教小说，同时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其实，陈若曦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极其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论者如丁敏在其〈陈若曦佛教小说中女性形象与主题意识〉一文中就指出，把陈若曦只当成一个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是不够的，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诚如有学者指出她的小说向来亦步亦趋地随着她所身处的现实政治社会局面而发展，反映出身处每一个阶段的各种人物正在酝酿或已展现的生命型态，她的女性意识也不例外，贯穿着以她个人生命历程、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分作的四个创作时期。例如在她的“海外华人小说”中，虽然出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物，但这其中对女人主体性的省思仍是一个主要的关怀点。尽管小说涉及各式题材如离婚、外遇、婆媳之争，以及单亲家庭，乍看似乎不脱八十年代妇女问题范畴，但陈若曦涉及到新旧价值间的挣扎，一再指向女人主体性的省思，通过破碎婚姻或不美好的爱情，完成女性的成长、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独立自主。钱虹教授早在1995年就指出，从1957年的〈灰眼黑猫〉到1995年的〈第三者〉，陈若曦探讨女性命运写了数十篇短篇小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六年，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经历了从“不幸的夏娃”、到“落难的尤物”、再到“自在的女人”这样三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变化阶段。至于2000年出版的《慧心莲》这部主要探讨佛教与女性关系的长篇小说，更充分表现了陈若曦的“女性意识”——一种寻求宗教解脱的的女性意识。作品以杜美慧、杜美心姊妹，和他们的母亲杜阿春，以及杜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四位女性主角，展开她们祖女孙、老中青三代的心路历程及她们和佛教相关的生命故事。这里显然有相当深刻的困惑需要解答：“她”为何要走入佛门？出家是否为女性的生命出口？小说揭示：四位女性互相扶持，在人生路上各自走過坎坷破碎的愛情、婚姻之路，而終在佛教的修行路上，共同開出慧心蓮。

陈若曦最近说，她自1995年返台定居以来，一直关心环保和妇女问题，也关注和研究佛教，因此写了《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两部佛教小说。她不无欣喜地说，“《尹县长》和《慧心莲》前后获中山文艺奖，我是该奖唯一的两次获奖者，恰巧我自己也偏爱它们。”

笔者认为，《尹县长》和《慧心莲》分别是陈若曦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共同参与构建她的文学世界。

坚持理想无怨无悔：陈若曦从寻找到打造她的桃花源

2006年3月，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笔者和陈若曦见面时获赠她一部《打造桃花源》的随笔集。这本书是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三老四壮”专栏和《自由时报》“大岛小调”专栏文章的结集。内容广泛，大到国家大事、国际时政，小到保健养生书法等等，其中有关宗教和环保的文章占了较多篇章。文章写得简洁明快，直抒胸臆，一针见血，读起来痛快淋漓。

2008年，刚满七十岁的陈若曦，出版了首部自传《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岁月如流水一般逝去，数十年往事仍然历历在目。陈若曦既平和质朴，又坦诚直率，目光犀利，文笔泼辣，敢怒敢言，仗义执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的笔下，没有沉湎、耽溺或长吁短叹，大半生一幕幕跃上纸页，节奏明快，情节清晰。这是一部深入了解陈若曦的重要著作。

而最新一部随笔集是本月（2011年4月）继自传《坚持·无悔》后的《我乡与她乡》。这次陈若曦应邀访澳，4月20号一到悉尼见面她便送了我一本。在此书中，陈若曦再一次表明，她的创作“是在反映那一刻的社会现实”。“要我关起门来写一些脱离现实的故事，非我所愿，也非常不喜欢。”她这部作品，一如以往，充满现实色彩和感时忧民的情怀，言之有物，切中问题核心，令人感动，更令人深思。

陈若曦似乎在为她的大半生作总结了。最近这些年她一再谈论“桃花源”。

“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是陶潜在他的名篇〈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桃花源入口处。在真实世上，不要说桃花源，就是寻找这个桃花源的入口处，也非易事。

陈若曦穷她大半生，就一直在苦苦寻找她的桃花源。

本名陈秀美的陈若曦，1938年出生于台北，小时候在乡下，家里来往的亲友不是务工便是务农，朴实无华。那时台湾流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自己因为家贫，原本不打算出国留学。但她看到雷震被捕，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也受二十四小时监控，对国民党没有好感，为了体验自由世界，结果在一位前美国在台新闻处长的推荐下，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念书。陈若曦念美国文学，原本计划学成归国在台大开课，但学成后却做了一个震惊朋友的行动——和第一任丈夫段世尧到了“文革”恶浪滔天的中国大陆。结果，七年之后，原先对社会主义的期待只好以幻灭告终。1995年闰八月（某预言说台湾有难甚嚣尘上的时候），在加拿大和美国飘泊了二十年之后，已经五十七岁的陈若曦，又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大决定——回归台湾，报效家乡，以圆渴望已久的返乡梦。她寻寻觅觅了一个甲子，绕了大半个地球，还是“九九归一”，回到了原始地点。她终于这样说：“此时方悟世上没有现成的桃花源，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而它的原型就是自己的家乡”。

陈若曦这大半生与政治牵扯，连婚姻都彷佛中了政治魔咒，其实她父亲很早就告诫她“不要碰政治”，她却完全反其言而行之，或者是要避也避不开，这是很奇特的事。

陈若曦留美时认识的第一任丈夫段世尧狂热信仰毛泽东，碰上对社会主义也怀抱幻想的陈若曦，于是两人政治志趣相投携手共赴中国大陆。三十年过去，到1995年，她兴冲冲回归台湾，然而老段却无法适应台湾的政治气氛与生活条件，最后，一对三十多年的夫妻终于分手。这是1998年秋天的事，离婚手续还是做律师的儿子办的！第二任丈夫是陈若曦在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陈明和，一听到陈离了婚，马上捧了一大束玫瑰花来看她。他们拍拖一年多以后，在2001年8月办理了结婚登记。不料两任丈夫刚好站在政治光谱的两端。第二任丈夫主张台湾独立，陈若曦则觉得不台独，台湾人会安全幸福得多，两人愈吵愈凶，结果两年之后又走上离婚一途。为了政治理念两次离婚，陈若曦的确创下台湾纪录了！

陈若曦的宗教信仰变化，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她小时候家里信佛教，自己在中学时代却跑去听“基督福音”，在浸信会接受洗礼。她十三岁时花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但心里有很多疑问，和牧师又难以沟通，逐渐信心减弱，对基督耶稣失去了信仰。她在大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无神论者。七年之后，她离开大陆时，身心俱疲，但觉浮生若梦。被问到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时，她回答是：“像一种宗教一样，我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仰。”陈若曦在“文革”中，幸而是回归的台籍海外学人，并未受到更惨烈的遭遇，但已够刻骨铭心了。她深有体会地说，“蒋介石时代的白色恐怖是很可怕，若与文革比较，则小巫见大巫。”1976年，陈若曦隔了十二年之后与白先勇相聚，有一天下午，在海滨聊天，陈若曦突然提到佛家哲学，有一切皆空的感觉。她黯然道：“我现在才了悟，佛家的大慈大悲，实在是很有道理的。”（见白先勇，〈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她需要安抚心灵，很快又萌生了宗教信仰，再到美国后又开始上教堂，后来又开始想到佛教。她在八十年代曾两度去青藏高原，想探究“原始佛教”，但许多问题仍迷惑难解。她一直想着“什么宗教适合我呢？”以前是上帝选她，现在是她选上帝。回到台湾后，很多事情她都看淡看破，发觉提倡关怀社会、很现代化的“人间佛教”，符合她“先入世再出世”的想法。她提倡“宗教融合”，希望各种宗教不要太分界线，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最近这些年，陈若曦对基督教的信仰又重新燃起了兴趣，显然又回归了当年受洗的信念。晚年的她，在基督教的“博爱”中获得心灵的安息，堪称殊途同归。把她定位为一个自愿背十字架的人，的确很恰当。

陈若曦这个寻寻觅觅的大半生，生命足迹和生活内容色彩斑斓，潮起潮落，几度改变，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她最大的人生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她自己说的两个词：“坚持”与“无悔”。她因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所以无怨无悔。

她这大半生就是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知道她应该发扬中国文人的传统，不是只能坐而言，应该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证明了：知识分子就是天生可以关心时事，批评政治，拥抱社会；知识分子没有退休的权力，永远关怀这个社会爱自己生长的土地。这是她恒久不变的精神。

2005年3月，陈若曦为新版《尹县长》写下一个自序，其中说了如下这些话，证明她的社会责任感她的知识分子良知永不泯灭：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转眼将满四十年。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这场几乎革掉中华文化的政治运动，可能记忆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无论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为忽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悲剧可能一演再演。《尹县长》写作不够完美，却是那个荒谬、动乱时代的见证。读者若能从中有所体会，譬如一个民族不追求民主进步并自我反省的话，会有集体疯狂而堕落、沦亡之虞，作者将会感恩戴德，不虚此生矣。”

读了这一段话，笔者不禁觉得，我们每一个华人作家，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禀着知识分子良知良能行事，参与民族反思，推动民族进步；都应该像陈若曦一样感悟到：桃花源就在脚下，自己的桃花源只有靠自己打造！

作者简介

何与怀，1941年出生，广州市人。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博士。现定居澳大利亚悉尼。除一般写作外，主要研究兴趣是当代中国问题和华文文学。著有《英美名诗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英文）、《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英文），以及评论、随笔、报告文学之类的选集《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北望长天》、《他还活着》。主编《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丹心一片付诗声》（“黄雍廉会长纪念集”）和《最后一课》（“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二卷）等。各种文章散见世界各地刊物、报纸和网站。

现为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悉尼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评审、澳大利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友联谊会名誉会长、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顾问、澳洲《酒井园》诗社顾问、悉尼诗词协会顾问、澳大利亚南瀛出版基金顾问、《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澳华文学网》荣誉总编辑，以及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

这次被千万网民讥讽为“日本出事，中国沦陷”的既荒唐又可悲的抢盐风潮，就很让人强烈地感到什么东西真的丢失了。

所谓“日本出事”是3月11日的大地震，所谓“中国沦陷”是说日本大地震之后中国各地民众不信政府却听信谣言，为“防治核辐射”疯狂抢购食盐以及一切和盐沾边的东西。“沦陷”奇景多多。例如武汉有个郭先生，花高价买了整整一万三千斤食盐，如今想退退不掉，想卖卖不出。如果自己留着吃，按照世卫组织推荐，成人每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超过五克计算，家里的六吨多食盐，他一人要吃三千五百六十一年。

这是网络里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笑者骂者觉得不可思议者问道：进入信息通达的二十一世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毫无科学根据的全民哄抢现象？“日本是大核民族，中国是盐慌子孙”，这是抢盐风潮后网上最流行的段子。此外还有好些让人笑弯腰的段子。如这副对联：“日本人在核辐射中等待碘盐，中国人抢碘盐以等待核辐射。”真是：“核出此盐”“妖盐惑众”“盐而无信”“无盐以对”！不过笑归笑，如果你严肃思考一下，可能是欲哭无泪。 

评论家笑蜀发现一个隐秘的中国，即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有消息称，此次蔓延各地的食盐抢购风潮，就是游资炒作出来的。游资大量买入盐业股收盘后到浙江各地抢盐，随即散布谣言。这样的事，近年来在中国其实已不新鲜，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油你涨”、“玉米疯”、“糖高宗”、“苹什么”，到如今“盐王爷”，基本都是一个路数。所有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背后都有推手，有地下利益链条驱动。论者进一步考察历史，指出，这个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从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一路走来，成就了“文革”，成就了今天形形色色的传销，及形形色色的成功学。近年来一系列的游资恶性炒作事件，只不过是其在市场领域的简单复制而己。（笑蜀，〈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

恶性炒作就是造谣。有一条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的能量=谣言对于受众的重要性×谣言证据的含糊性\公众对谣言的批判能力。有论者认为，在中国，公众批判能力过弱、因缺乏安全感导致谣言的重要性加强，都是引致谣言能量巨大的原因。于是危机心理的压力伴随谣言的引导，在“盐”上释放，越演越烈。但公众为何有此表现？中国中央电视台制片人崔永元不同意居高临下的批评。他在微博上说：“把抢盐风潮完全归错于公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和科学常识，我不同意。因为它同样说明政府缺乏危机预判能力、危机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一言九鼎的诚信形象。”

缺乏诚信！崔永元这位大名人讲得太对了。这段时间，不少人都针对这次“日本出事，中国沦陷”的现象，讨论中日两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及民族性。讨论中提到鲁迅提到柏杨——鲁迅对中国民族劣根性挖掘最深，柏杨直接痛斥“丑陋的中国人”。这次地震显示日中民族质素优劣有目共睹，应对了鲁迅、柏杨的批判。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其中的劣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论者指出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民族的历史，和长期的社会生活形态等等都是形成的因素。例如，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人比较缺少危机意识，总是心存侥幸，遇到天灾人祸，不管别人，也管不了那许多，自己则以“逃”为上计，逃荒流徙，反正中国疆土辽阔，总有生路。从中国历史来说，两千多年沿传至今的专制传统使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全方位的样样都管的专制统治。由于缺乏体现个体之间的互助能力和团队精神的公民社会机制，许多人只能在服从与钻营中求生，或以依附掌权者求得出头之日，或成为欺诈拐骗到处钻空子的“刁民”。有些论者喜欢谈论什么“礼仪之邦”，却不懂正是长期专制统治使中国社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以诚信、自觉为基础的“礼仪之邦”。时至今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人与人的互信，极其破碎。

2009年6、7月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旗下的《小康》杂志和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专就信用指数的民意调查。根据这个调查，最值得信任的五个群体是农民、宗教工作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而科学家、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可信度都比上述群体低得多，但是高于房地产开发商、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调查中，超过90%的受访者对官方数据表示“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他们宁肯信妓女，也不信官员。中国官方英文报纸《CHINA DAILY》（中国日报）就此发表题为〈信用的流失〉的社论，说：“这样的一个名单既让人震惊同时也令人尴尬。”“在无耻盛行之际，我们经常不知道信任谁好。”（〈Drain of Credibility〉，《CHINA DAILY》，2009年8月4日第8版）

这是各种原因的必然结果。不要说那些抹煞历史歪曲历史的大事了，只说近年来，“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石首冲突”、“钓鱼执法”……等等个案，既体现有关官员缺乏公信力，又使其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还有“被生病”、“被自杀”、“被就业”、“被自愿”、“被富裕”、“被同意”、“被迷路”……等种种“被XX”现象；还有假烟、假酒、假药、假证件、假学历、假奶粉（后来成毒奶粉）……泛滥，以及婚托、医托、官托、网托、房托、学托、药托、商托……之类的“拉托”大行其道。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全都出问题——民间有一个发泄的极端说法：“除了骗子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论者指出，在这样社会环境下，也许就那么三五伙人，幕后稍加鼓噪，即可平地起风雷，引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闹剧。目前多数民众得经济增长之利，生活尚在提升之中，而人心已如此脆弱，如出现经济下滑之类的非常时期，又当如何，真让人不敢设想。

没有互信的社会，各种成本都极大。就政府来说，由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危机，当局不得不高度紧张，使用所有资源“维稳”。中国财政部今年3月5日公布公共安全领域预算也就是“维稳”经费为6,244亿元人民币，该数字比2010增加了21.5%，且超出2011军费预算6,011亿元。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此次“两会”上说：“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三个数字相比，不能不使人大为感叹！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说，今日中国已是维稳费用高于军费，内忧大大高于外患，而造成这一险境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把人民政府放在人民的对立面”。

笑蜀说得好，如果中国社会需要构建长治久安的防护体系，那么最好的防护体系就是建立在自治与合作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公民精神。但公民精神需要不断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发育成长，这样才会最终潜移默化为每个公民的本能。以日本作为例子。八十年前日本金融危机之日也是趁乱打劫者活跃之时；战败后经济不景气，犯罪也极其猖獗。根本的转折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的宪政转型，日本的公民社会至此破冰。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代日本人，孩提时代就在不断学习自治与合作，因此即使大难猝然降临，妖言惑众在日本仍没有空间，天地错乱而人心不乱。（笑蜀，同前）

“国之命，在人心。”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出这句至理名言，当为各级政府官员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