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
洪丕柱
我的生活可以歸納為一個字:趕。從早趕到晚,一年趕到頭。
到現在,我還很少能享受閑暇的樂趣,儘管我很想。
早晨,我通常五點半起床。然後以最簡單的方式,最快的速度做完、吃完早餐、洗漱、刮臉,以便趕在上班前擠出一個半小時讀些書、寫些東西。我曾愛種花、種菜,但它們都因我沒時間經常照顧、灌澆,不是被雜草掩沒,就是乾枯。
接著是同交通搶時間,趕在peak hour前出門,因為稍晚些,路上就會多花一刻鐘到半小時。
然後是快步從停車場趕進辦公室。辦公桌上、電腦中總有大堆的永遠沒完沒了的文件要趕著處理,信件要回,email要看要覆,還有院內外、上級單位的眾多會議、活動等要參加。
有時法庭、律師樓、公司、醫院、政府和私人客戶會來電話要我去做傳譯,或發來傳真有文件要翻譯。有時還得駕車趕上一百公里到布里斯本以南以北或以西的城市去教課、參加講座、開會或做其他工作。我的上司知道我有這些承諾,他們很講道理,從不干涉。但這些額外的工作當然都要我在趕完本院的全職工作的基礎上去做。
這使我連喝茶、上廁所的時間都得控制。我的同事們說很少在他們的上午茶和下午茶的休息聊天時看到我,因為我連午餐都不是忘了,就是在電腦邊上吃的。
我常常是院裡最後離開辦公室的人之一,有時比院長還晚。保安人員必須多次催促我離開,因為他們要把所有的門上鎖。
趕回家後就是晚餐。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話,也是最快速簡便的,只要營養夠,味道我從不講究,也不知道。邊做、邊吃時,還邊聽新聞或看報。有時晚間也有活動或飯局,從政府的(比如在議會大廈舉行的招待外賓的雞尾酒會)、商界的、學院的、我參加的協會或學術藝術團體的(現在時興邊吃晚飯邊請名學者、 藝術家作講演)直到教會的。
精疲力盡到九點左右趕回家,趕快泡一杯好茶,然後坐到電腦邊上寫幾行文章,編點教材,接些無法預料的電話,直到深夜。為了減少不速電話的干擾,我不得不對自己規定過十點半就盡量不接電話。
周末甚至更趕:除了個人生活,從洗衣、打掃到購物,還有做禮拜(一周中在父前最放鬆的時刻)、參加社團、教會和文化活動以及大學的學術講座,汽車里程每天上百公里–還有, 我已故太太的墓地,我基本每周末都去。
還有在澳洲生活不得不填寫的、簽字的、閱讀的、存檔的、發出的報表、文件、稅單、信件、通知,財務、投資、銀行的statement和提供翻譯服務後需發的invoice ….
這是身兼教師、經理、官員、學者、專業翻譯、業餘作家、社團幹事和基督信徒的我數年一日的日程表。
有時實在太累,早晨醒得比太陽遲,我會有一種對懶惰的自責、罪惡感似的內疚,趕快一躍而起。
這種日子我從七十年代下期就開始了。當時也是清晨讀書、寫作、翻譯,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在幾所夜大兼課,每天騎車趕來趕去。當時想,騎車實在太慢,如果有自備汽車就好了。現在有了自備汽車,應能省下很多花在交通上的時間,但實際上時間非但沒多出一點,反而更不夠。
五月下旬,上海大作家曹正文在《大洋報》王曉雨大編陪同下來昆州,在寒舍住了三晚。這是我訪問上海時就同他在電話中約定的。第三天,正文兄對我提出想拜訪苗子、郁風,我當即聯係了兩老,承他們熱情應允晚上接見。但我規定正文兄只有半小時見面時間,因為還得送曉雨兄去機場返墨。時間一到,我馬上催他告辭。正文兄對我們說:”我一向認為自己很努力,很勤奮高效,有不少成就。同你們一比,我就沒什麼了。”他特別提到我們的辦事速度、效率和多方面的能力,連走路步速都要令他跑步才能趕上。
他當然是客氣之言,但我同曉雨兄都覺得,他這話也不完全是謙虛,因為我們覺得,他的動作比我們慢一拍,我們得等他催他(因為大家是好友,他並不在乎我們催促),這是因為同中國的文人作家相比,澳洲華文作家沒有那麼優越的條件,我們不可能靠寫作謀生,也不可能將它作為唯一的career。我們必須身兼數職,趕東奔西,才能在這充滿壓力和挑戰的新環境中生存。這就使我,還有不少同我一樣的華人新移民經常處於高速高效的狀態,練出了我們的刻苦、多能、速度和時間觀念。
雖然沒有人喜歡成天趕的生活,但我還是為我的趕的能力感到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