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
洪丕柱
我是個不太會玩的人，從小在母親教育下只知讀書用功，辦事認真，做人老實。一句話，我這人除了學習便是工作。我想，這也許是我比較呆板，不太機靈的原因之一，英文不是說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嗎?
去中國出差、訪問，接待我的大學校長、教授，包括小地方的，擺完飯局後就請我跳舞、卡拉OK。校長、教授個個摟抱著女秘書或青年女教師舞步風流，歌聲瀟灑，可是我只能按節拍點子呆板地跳，而那些时尚的新歌兒呢，大都不會唱，或者沒聽到過。
去年，我從中國請來布里斯本旅遊的一位前女學生，回去後寫信來說我不會玩。半年前，另一位從中國來看我的年輕女士又說我活得沉重，思想包袱多。她的意思是我受儒家做完人的思想影響太多，不敢越軌。
現時中國女士的思想都比我開放，都勸我要多玩！
我開始認真考慮了。但是玩什麼呢？小時候我還是玩過一些的，雖然不多，比如玻璃彈子、香煙牌子，紙做的田雞，橄欖核，喔，還有蟋蟀！
現在的孩子不會知道這些玩具是什麼了，比如“香煙牌子”，其實是印著一套套古典小說人物和故事的連環畫的大張硬紙，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薛仁貴東征，剪開來是些一寸多寬二寸多長的小紙牌。
這些可憐的東西當然無法同現在他們玩的電動、電子玩具相比的了，可我們當時覺得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東西了。
現在我當然不會再玩彈子、香煙牌子、紙田雞、橄欖核或者蟋蟀什麼的了。
但我也不會玩現代電子玩具，比如遊戲機。
那麼要我玩，玩什麼呢？仔細想想，人生應是有東西可玩的，讓我一一考慮一下吧。
麻將牌、老虎機？都不會。高爾夫？太貴也太費時。跳舞？湊合著還行，可是要女伴好，帶著我，比如我那前女友，才能跳出水平。要我帶女伴，只有請她穿勞保皮鞋保衛腳趾頭了，那種漏出血紅色腳指甲的時髦的鞋絕對不行。
玩汽車、玩音響、玩古董字畫金石（我爸玩過），得有錢。玩股票，又太冒險，我是有些所謂藍籌的，不過是作為長線投資防老，怕玩光了退休後生活無著。玩馬，墨爾本的汪雲飛先生勸我們小心，連在馬場幹過的他都這麼說，我就甭想了。
玩權術，連本地華人組織也玩不過人家－我原是昆州某強大而有影響的華人組織《昆華之聲》的創會者和五人執委之一，可是被我所介紹加入的一位老年朋友一玩，不知在什麼時候就什麼也不是了，他卻成了絕對的權力控制者和創始人了，有點像拿破崙推翻法蘭西第一共和的五人執委自己掌權那樣，於是只好識相地退場。
再有就是玩女人了！可惜頭髮開始花白。當然在國內，頭髮花白更好，只要有權，你看那些市長省長人大副委員長不都頭髮花白嗎，總不缺年輕女郎奶啊蜜的圍著轉。
玩洋人那些東西更不行了。洋人的玩，一句話，是玩命: 你看他們玩船，去年從雪梨到霍巴特，多少船葬身魚腹？玩飛機，連小肯尼迪，還有那個高爾夫世界冠軍，都跟林彪去了。玩氫汽球登天、大堡礁潛水、新南威爾斯滑雪，也總聽說有去無返的。
同中國人玩物喪志，可以廢寢忘食地把玩小小的一方圖章、一把扇面、一本冊頁不同，洋人玩起來是大規模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是驚天動地慷慨壯烈的，我當然沒這氣魄和條件。
怎麼辦？忽想起什麼時候讀到過雪梨粗人袁瑋的精闢之言:“玩就是自己高興”，即have fun，只要自己高興，管他什麼形式。他這粗話同邱吉爾那句名言異曲同工:“人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分清工作和玩樂，他們是大多數，他們視工作為維持生活的苦差，作為補償，他們得在周末玩樂；第二類把工作和玩樂合為一體，他們以工作為玩樂，每天都像假日，對他們，得想辦法把工作從頭腦中排除出去。”不管怎樣，這說明各人有各人的玩樂方式，難求統一。
這一想，回到老生活方式就有點心安理得了，工作學習對我來說就是玩兒嘛。
只是，很少有女士會認同這一點，包括我那位曾經的女友，也許只能繼續光棍的生活了。
寫於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