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往事回首

  1987年3月27日，我乘坐的澳航客机降落在悉尼机场，标志着一年左右的出国努力可以抛到脑后了，新的生活和挑战即将开始。 来澳洲之前被告知，领事馆主管教育的丁老师会到机场去接我，悉尼的住处也有安排。组织上想得很周到，所以没有那种要去异国他乡无着落的感觉。 记得出国前系主任马教授找我谈话。他曾教我车辆动力学，也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有严重的口吃。 “韦……那个…..钢啊……” 我恭敬地等他的下文。他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下一句：当然啦，你……肯定是会按时回来的。你看系里的某某某到现在还没回来，公安局已经来两次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十二年后我回国，提了一瓶澳洲红酒去看望他，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辜负了他的期望的愧疚感。此时他已经退休，老了不少。他告诉我：你走，是对的！你看，张三走了，去了美国；李四也走了，去了加拿大；王二麻子也去了深圳。都走了…… 我属于“公派进修”。当时全国各个高校都陆续选派年轻教师出国进修，他们基本都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届的毕业生。文革革了不少老教师的命，加上当时有政策要求“工农兵学员”退出教学岗位，所以大学里师资严重匮乏。一个快速补充师资的办法就是在应届毕业生中留下一些学习好的做助教，进入教学环节。同时，国家也恢复了研究生的培养。彼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八十年代，改革像春风一般吹遍各个角落。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憧憬未来，充满希望。向西方学习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教育部和各部委都不断为各高校安排名额，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进修。然而名额有限，僧多粥少。所以在那个年代，出国进修对年轻人来说可谓是梦寐以求。既出去镀了金，回来还可以买免税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一步跨入小康。对快要结婚或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起初，“选拔”出国进修人员主要是靠组织推荐。后来上面发现这个方法越来越成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没有关系和后门的人就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上面想了一个办法：对年轻教师进行外语全国统考。按外语统考成绩排名选拔。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办法也未必公平。但当时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合理！ 我考的是英语，拿了全校第一名。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一下就成了铁定，馅饼直接砸在脑袋上。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就像过山车，让人有点惶惶不安，总觉得不真实。 不久，上面就下来一个出国名额，是去美国的，可是没有轮到我，拿到名额的是某处长的侄子。好像是因为他之前几次都没走成，这次必须给他。 校领导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个名额肯定是你。后来又下来一个名额，果然给了我，只是这个名额是去澳洲。 于是就把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的“美国梦”从脑子里抹掉，开始做去澳洲进修的思想准备。 所谓“进修”就是你被选中后自己联系一个对口的大学和对口的导师，在那里工作一年。不缴学费也不拿对方一分钱，等于给人家免费做一年的助理、干一年的活。 当时国家的意图是派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接触的方式，哪怕混一年，耳熏目染多少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思想、方法甚至成果。那是一个白猫黑猫的年代，一切有利于快速提高中国教育科研水准的事，都可以摸摸石头。 因为是免费给人干活，联系接收大学和导师并不难。我的名额是去澳洲，就联系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学院QIT，现在叫QUT。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摩擦学。这是一门新学科，专门研究摩擦磨损和润滑。比如汽缸壁与活塞环之间的摩擦、膝关节的摩擦等等。当时澳洲只有QIT有这个方向。 话说在悉尼机场下了飞机，过了海关，拖着行李来到出口。眼前有很多接机的人，有的人手里举着牌子。我就极力找一个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长着中国面孔的丁老师。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压根就没有看到中国面孔的中年女性，不免有点不知所措。除了知道“丁老师”三个字外，我没有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 我便穿过人群往外走。离开接机的人群后，突然看见一位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心里一喜，这肯定是丁老师了！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她跟前。 “您是丁老师吗？我是韦钢。” 我期待着她说：“啊，你就是韦钢啊，欢迎欢迎。”然而她的表情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心想坏了，认错人了。但还是不死心，又问了一句：“您是丁老师吗？” 她没有说是，但也没有说不是，所以还有希望。果然，她公事公办地回了一句：“你等一等。”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在车上丁老师告诉我：“我先带你到领事馆，因为38号那边的人都上课去了，要到下午三点半之后才能带你过去。” “38号”是公派留学人员的一个集散地，在红坊区。那条街叫什么不重要，大家都管它叫38号，重音在“号”字上，那是离中央火车站不远的一处很旧的住宅。那种住宅门面都不大，但纵深方向很长。一户挨着一户。38号里面有四、五个卧室，一个不大的客厅。厨房很大，似乎是后建的，与主屋分开。还有一个洗衣房，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洗衣机。洗毛毯被子都不成问题。客厅里则是空空荡荡。而卧室基本都按国内单身宿舍的模式重新安排了一遍。每个卧室都有两三张床，有的是双层。 那时澳洲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一项援助计划就是为中方公派留学人员培训英语。所以公派进修人员在正式进入澳洲大学开始工作之前，都免费接受澳洲援助局（ADAB）的英语培训。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时间长短是在北京通过澳方的考试决定的。我在去布里斯班之前，将要在那里学习两个月的英语。 丁老师带我去了领事馆，差不多已是午饭时间。我被告知可以在领馆餐厅吃午饭。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餐厅，和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排队打饭。桌上放着三个不锈钢大盆：一盆米饭，一盆红烧肉，另一盆是煮白菜。每个人拿着碗自己装。饭菜简单，但很可口。关键是自己装，吃多少装多少，不像在国内食堂打饭时常要叮嘱师傅一句：多给点肉啥！ 打饭吃饭，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编外吃客。吃完饭，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丁老师让我在领馆里等，我就画地为牢在那里等。压根没有想自己到街上溜达溜达。 那时没有手机，行李也没有打开，两手空空。于是就坐到餐厅外的阳台上，仔细观察悉尼的街景，第一次近距离地考察外国的街道。遗憾的是周围都是高楼，视野并不开阔。下面是一条很窄的单行道，也看不出有什么先进之处。于是就观察从那里经过的车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每辆车都要在那里拐弯，我能看见里面的司机，但看不见他们的头。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打方向盘的动作都差不多，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条黑色的背带。当时不是很明白，应该是与安全有关。我在想，他们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在乎我这个初来乍到充满新鲜感的中国人。 终于，38号的人来接我了。38号里住的，除了偶有回国的人暂住一两晚外，基本上都是正在ADAB接受英语短训的人。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有几个人我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

昆士兰常年干旱。雨，自然就象征着生机、象征着希望。 可我小时候的雨则完全不同。那时的雨大抵象征着绵绵不断的忧愁。

我们前后养过三个猫，都死于非命 . . . . . . 后来就不养了，改养狗了。 第一只猫应该是89年，那时还是租的房子。小猫非常可爱。可附近有一只硕大的老猫，总是来打我们的小猫。后门有个木楼梯，楼梯最下面有一个小空间。每次老猫一来它就钻进那个小空间躲起来，老猫身体大，进不去。

小时候一直觉得昙花是那么神秘。听大人们说昙花非常稀少，一年只开一回，只在晚上开，而且时间很短，很快就凋谢。 一次，父母带我们去当地菱湖公园里的一个大型游园活动，说当晚有昙花开放。公园里人山人海，挤在一个两层的小楼前。昙花，则被放在二楼的阳台上，供大家敬仰观赏。 我们离的比较远。父亲把我扛在肩上，自然比别人高出一截，然而由于太远，还是看不清那个花盆。渐渐人们腿站累了、一直伸着的脖子也酸了，昙花还是不开。父母说，算了，人太多，回去吧。当我们走出一段后，忽听身后的人群高喊：要开了。。。。要开了！

今天（2020年5月23日）的《新大陆传媒》登出了著名媒体人、前澳华传媒总经理、澳华之声主播大陆先生两年前对我的一段采访。 那天大陆来到家里，我们对面而坐。他拿出一个比手机还小的电子录音机，放在我们之间的桌上。采访就开始了。

— 在2017年大学同学聚会上的书面发言 很遗憾未能参加此次同学聚会。首先向组织这次聚会的河南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各位辛苦了。 谢谢组委会点名让我为这次聚会写一点东西，以”黄河文化与高铁发展”为题，要求两千字。可拿起笔来却不知从何说起。看着聚会的主题，突然发现我竟然从来没有思考过什么是“黄河文化”。不免挠头。首先跳入脑海的就是“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那句话。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

插队时，我所在大队的书记人高马大，走路喜欢背着手，外八字的步态，隔几条田埂都能一眼辨出来。他不管到那个生产队，身后总是要跟着五六个人。所以人们远远看见田埂上走来一队人，最前面是背手八字步的大块头，就会赶紧传话：何书记来了！何书记来了！以便做好迎接工作。搬凳子的搬凳子，倒水的倒水。人们毕恭毕敬。而何书记从来不正眼看人，讲话也是自顾自地讲一些大概他自己认为是官话的话。人们附和着，点着头，哈着腰。那边做饭的已经生火…… 在这里，何书记就是皇帝。然而，何书记上面还有公社书记，再上面还有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每次都是坐一辆北京吉普来。他一年大概能来两次。就是摘茶做茶的季节来。人们只要远远地看到军绿色的北京吉普开过来，就立刻奔走相告：县委书记来了！县委书记来了！

我第一次見到蔣先生是在1987年，也就是我剛來布里斯班的那年。 他在大陸的一個親戚，就是那種海峽相隔、半世紀未見面的親屬，託我給蔣先生帶來一點物品。所帶物品絕非貴重，而更多的是心意。記得最大的就是一雙手工製作的布鞋，是給蔣母的。當我把東西及信轉交給蔣先生時，他說母親已經去世了。可見那時的通訊之不暢。

昨天在音乐家商泉老师家中，听着他早年在悉尼生活时制作的中国留学生原创原唱歌曲集《男左女右PALMREADING》音乐CD。主唱为楚客；沈小岑友情出演。 其间商老师专门挑了一曲《长途电话》。歌曲的前面是一段极其安静、没有任何音乐背景的低沉的朗诵：

韦钢 | 2019年6月28日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QUT工作，整天在实验室和办公室之间穿梭。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学科还比较年轻。我们的研究中心势头很旺，有迅速扩张的趋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招英纳贤，聘请顶级科学家。 中心从英国招来一位据说名气很大的M教授。那天系领导带着他到到实验室与我们这些小喽喽们见面。个头较高，一脸胡子。与大家一一寒暄，也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