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小花慰英灵: 写给国内那些曾经历过战火,而今几乎被遗忘的老兵们

poppy

每年4月25日前的周末,如果你走在新西兰任何一座城镇或乡村,你都会看到佩戴这种由两片绒布制成的小花的人们。也许是在超市的门前,也许是在市中心的广场;也许是戎装的耋老者,也许是穿着校服的花季少女;都手捧一箱这种绒布制成的小花,面带微笑地向公众募捐。而过往的行人也不会问什么,只是从口袋里摸出或多或少的硬币小钞,默默地放在花丛中的小桶里,再拿出一朵小花别在胸前。这朵小花名叫The Red Poppy Flower(虞美人)。

一百年前的一个黎明,在土耳其的Gallipoli Peninsula(加利波利半岛)上,年轻的澳新军团的战士们从暴露的滩头阵地向要塞冲锋,子弹穿过胸膛,胸前绽放出一朵血色的花……那一天是1915年4月25日。

1914年一战爆发后,视英国为母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愿加入协约国一方的英军, 自1915年4月25日那惨烈的一天开始至以后的8个月内,1.7万名新西兰士兵经历了这场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其中2779名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座半岛上,而受伤人数也高达4852人,当时新西兰的总人口仅为一百万 。虽然加利波利登陆战以失败告终,但新西兰士兵的骁勇善战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新兴的国家,为这个年轻的小国赢得了声誉。那场登陆战中阵亡的澳大利亚士兵的人数是8709人。从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每年的4月25 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命名为ANZAC Day(澳新军团日),以此缅怀牺牲在加里波里半岛的战士。此后的一百年里,每逢ANZAC Day到来之前,人们都以佩戴这朵小红花的形式为战争中归来的老兵及其家属募捐,并在4月25日这一天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而今,ANZAC Day已发展为国家和民众向从各种战争及冲突地区退役的士兵们致敬的日子,感谢他们为国家无畏的付出,甚至是生命。虽然历史谱写战争的角度不同,人们看待战争的立场不同,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为国捐躯的英灵值得纪念,士兵的荣耀值得尊敬。

早年在新西兰做义工的时候,我常接送一些出行困难的老年人去一家 叫做RSA 的俱乐部。RSA是Royal New Zealand Returned and Services’ Association(皇家退伍军人协会)的缩写,是于1916年由加利波利半岛战役中撤回的伤残士兵们发起成立的,为的是纪念牺牲的战友,帮助他们的遗孀和其他退伍士兵的生活,那朵小红花的募捐活动便由此而来。RSA俱乐部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如今,RSA俱乐部和ANZAC纪念碑一样坐落于新西兰各地,展示给人们的是Courage, Compassion,Camaraderie, Commitment之军人精神。我的理解就是:军人不仅应有战斗的勇气,还要有对生命的恻隐,对战友的关爱,和对诺言的坚守。

记得每到傍晚6 点,俱乐部的灯光就会熄灭,在一声号角的呼唤下,所有的人起立默哀一分钟,一个深沉凝重的声音在朗读悼文,以我当时的英语自然是无法听懂,只明白最后全体响应的那句:“We will remember them.”(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

后来我查了资料,这简短的悼词取自Laurence Binyon(劳伦斯•宾扬)的《For the Fallen》(愿逝者安息):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虽然这首诗有翻译版本,但我宁愿这样解读:

‘他们的一生在青春时画上了句号,是为了我们可以活着纪念他们到老;

他们不知何谓衰老,也无缘岁月的风尘喧嚣。

就让我们在每个日落的黄昏,和每个日出的黎明,

一起缅怀他们年轻的生命。’

这伤感文字令我想起唐代那首豪迈悲壮的边塞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千里之外的大漠戈壁,将士们决绝地扔掉酒杯,策马扬鞭奔赴沙场,枪上的红缨在飞起的尘埃中跳动着,也如血色般鲜艳。

千百年来,中国士兵也有着同样的热血喷张和浪漫情怀,为国征战时一样视死如归。而不一样的是他们从战场上归来后。

加利波利半岛战役已过去了一百年,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每个人都能说出这段传奇,并把它代代相传,虽然加利波利战役并非保土卫国,虽然纪念的都是普通的士兵,但这丝毫不会减弱他们心中对回归老兵的爱戴和尊敬。我从小就被教育我们的国旗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可除了学校组织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恐怕就再也没有什么类似的活动能留在记忆里了。能想起的新中国的英烈是:黄继光,邱少云,还有雷锋;记忆深刻的歌颂军人的纪念文章是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想想真是惭愧。

说起这篇歌颂抗美援朝军人的文章,我想起了我父亲和堂伯的一段往事。我父亲和我堂伯解放前同在傅作义的部队服役,北平和平解放后被解放军收编,然后直接南下武汉。抗美援朝战役开始后,我父亲和堂伯所在的部队开赴东北准备入朝作战;在过江前的一晚,作为独子的我的父亲获批回家,而我的堂伯便入了朝,后来他平安归来并转业在东北。我小时候见过我堂伯一次,却从未听过关于战争的任何事,不知是他不愿讲,还是和平时期的人们对此已无兴趣。虽然我对我堂伯的印象不深,但我父亲却常常惦念他,前两年还专程去东北探望他。我父亲说他们那个队里有立战功的也有没回来的。我现在才理解原来这里不仅有亲情,还有Camaraderie – 战友情谊;想我父亲和堂伯少年离家,共同走过一段动荡的岁月,其间的冷暖一定不是我能想象的。前几天问我母亲关于我堂伯的事,她只说堂伯因转业军人的身份可以拿全额退休金。我在脑子里快速对比了一下ANZAC Day 游行队伍里戎装的老兵们,不禁为我的堂伯有些不甘,但又一想:全国解放后有那么多退役老兵,不都是成了普通老百姓吗。

其实真正让我为之不甘的是我大舅。我在以前的博文里提到过我的爷爷在战争时期曾利用保长的身份支援山里的游击队,我的大舅就是辗转于太行山脉中的八路军的一员。由于环境恶劣,我大舅的手脚严重冻伤,眼睛也几乎半盲。我的大舅来过北京几次,他的双手已经不剩几根手指,还戴着瓶子底般厚的眼镜。我母亲说我大舅很可怜,作为伤残复员军人的大舅一辈子没有成家,解放后回家务农,逝于县里的光荣院(军人敬老院)里。我很想知道我大舅当初参加八路的原因是否如电影里演的那样?他是怎样致残的?他的八路经历有无精彩?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孤独终老时有无遗憾?可惜这一切都被逝者带走而永远成了迷。如果说我大舅没有坐轮椅游行的机会是因为这些普通一兵太多了,可如果我们也有类似RSA俱乐部这样为老兵提供的休闲场所和帮助机构,我可怜的大舅走得也不会太孤单吧。

今天的4月25日,我就近去观看了地区政府组织的老兵游行,有一个方阵让我很伤感,因那引导牌上写的是‘war widow’(战争遗孀)。失去丈夫的老妇人们戴着先夫留下的奖章,默默地缅怀对她们来说不仅是马革裹尸的英雄,更是相濡以沫的爱人。

war widow

 

忘了是谁说的:‘一个国家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近百年来的战火从一战,二战 ,韩战,越战,阿富汗,伊拉克,还要燃烧到哪一块土地呢?尽管人们热爱和平,痛恨战争,可只要有利益存在,战争的阴云就会时刻笼罩在人们头上。而今走在这延续了一百年的纪念游行队列中的‘战争遗孀’队伍,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不要让悲剧重演。

这里每年11 月11 日前的几天,同样街头募捐场景会再度出现,同样的小红花那时又多了一层意思 – 和平。11 月11 日是Armistice Day(停战日),这一天上午的11点整,不论你在哪里,学校,办公室,机场,车站,你都要肃立一分钟,为战争中的死难者默哀,为心中共同的和平愿望祈祷。

向战场中牺牲的,向曾为祖国战斗过的,长眠的,健在的,特别是向国内那些曾经历过战火,而今几乎被遗忘的老兵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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