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系列（二）又见公章
这枚“北京之家’特别定制的公章坐着飞机从北京来布村了，我有幸在端午节的筹备会上目睹了其芳容；水晶的腰身嵌在会计小姐纤细的指间，在一张张抽奖彩票上弹跳，使她在我眼里更像一个‘物件’而非‘公章’。我记忆中的‘公章’是通体暗红，坐在朴素的印油盒子旁边；而重要的公章是要被锁在负责人的抽屉里，每用一次都要登记在册。所以眼前的这个‘物件’便越发显得轻佻了；而彩票盖上这个红色的圆圈更是缺失了其严肃的一面。
我从记事起就记住了公章。家里的户口本，粮本，副食本都是盖了章的。父母的工作证，看病的三联单更是要经她盖一下的。我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看着不大却有着无上权威的东西。我从小学一年级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被盖了红圈的东西，那是一张三好生的奖状。孩提的激动使我像放风筝那样抖着那薄薄的纸片往家跑，红色的圆圈在阳光下鲜艳夺目，路边的行人一定会感到我脸上的光彩。九几年建金融街，西城的老房子要给北京的建设让路，拆迁前收拾家当，竟在抽屉里发现了那一张张斑驳的各色奖状，可那暗红的圈依旧能点燃我心中的骄傲。
我对公章一直怀着一颗崇敬而顺服的心，直到那次我初识她的苛刻，才知她也会挡路，可恨，以至于此后一需要盖公章便忐忑不安，用时髦的话说是 – 留下心理阴影了。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中国改革的一大颠覆性的举措是‘下岗’，亿万人民从此知道了‘铁饭碗’是可以被重锤砸碎的。在此之前许多与时俱进的人们正在跟着邓小平主席摸着石头过河，他老人家要让一部分人通过‘下海’的方式先富起来。其实先富起来的都是龙王的儿孙，当然也有少数聪明又努力且有运气的虾兵蟹将。可后来先富起来的人们并未带动当后盾的大多数一起致富，倒是工资渐渐的不能按时发，所以要改制!选人下岗!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设计院，为增支减员，必须甩掉一些非嫡系人员和非主力人员，譬如我。好在我那时已在海边走了一阵子了，可能这也是造成我上榜的因素之一，所以单位一搞编外就被稀里糊涂地彻底推海里了。虽然自己对这一结果早有预料也正中下怀，可赫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榜上时心中还是陡然一酸，泪洒在了心里，毕竟留在这里的是我青春的脚印。
我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后感觉有些无趣，很暗合当今流行的‘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豪迈，于是便萌生了出国的念头。要出国就得办护照，要办护照就得去出入境管理局领表，盖章。我家当时是一家两制，我自谋出路我老公上班，他也是同系统的，所以就让他上班时抽空去我们单位人事部盖章，就是锁在抽屉里用时登记的那枚。快中午时我给老公打了个电话问他能否把盖了章的表拿过来。电话那头老公沮丧地说章没盖成，人事科让我把档案转到人才去盖章。我说岂有此理，我是干部编制又没辞职凭什么黑不黑白不白地自己走人，再去找！我忙了一会儿别的事后又给老公打电话询问进展，这回老公只说了几个字“表给她撕了”。“什吗？！”我说你等着。那时私家车还很稀少，驾车真是快捷啊！我从长安街的最东端到最西端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来到人事部，老公在门口正转悠呢。我推门进去，见到了一张绷得紧紧的小脸儿。我心想这个小科员若不这么严肃应该算得上可爱，可和我年纪相仿的她怎会有如此粗暴的作风？还是同样的车轱辘话又说了几遍，后来我懒得和她废话，掏出手机拨了110 – 匪警。我说明了情况要对方出警；对方说没动手没伤人就找领导内部解决吧；我说领导不纵容她她岂敢如此嚣张，一张表虽小可也是我的私有财产，她损坏了就得赔，我报警了你就得备案，事情不解决你就不能销案，你今天必须出警。对方沉吟了片刻说您等着。过了一会儿保卫科长从电梯里急匆匆地走了出来，他我倒是认识，我那时也是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合唱团的成员，跟院办经常接触。保卫科长见了我说小李你怎么这么干呢？有事不能好好商量？警察来了不是给院领导添乱吗。我说不是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有水平，通情达理，找上级反映不花时间吗？而且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院里不在这儿盖章去哪儿盖章，她说不出道理就撕我东西，她必须赔偿道歉。保卫科长说人事科长已经批评她了，小李你给我三天时间给你领表盖章，今儿你就回去吧，别叫110了来了……
当我最终拿回了那盖了公章的表时，感觉那鲜红的圈很刺目，我没有了以往对她的崇敬，我忽然觉得她只不过是个‘物件’，至多是个权力的代言物而已。她也并不可恨，可恨的是操纵她的那只手，而指挥手的那个脑袋比‘可恨’可怕，谁知那脑袋哪天又仗着抽屉里有公章这么个‘物件’整出什么幺蛾子，要挟个人或要点儿好处都不算个事儿。我不敢想。
我心里从此有了阴影，能避开这物件就避开。可那溶化在血液里的对她的顺服却让我觉得没了她就不踏实，即便出了国也如是。比如那次，我给国内的父母办新西兰探亲签证，因为我在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做工程师，只要雇主出一封证明信我就可以全责担保他们来，从而为父母那边省去了一大堆繁琐的程序。我怀着忐忑的心去找公司的Administrator，好话在心里已演练了无数遍。可我刚把要求表达清楚，还没来得及拍他马屁，那平日严肃的老头儿在电脑上鼓捣了几下子就打印出一张A4纸来，然后在简单的几行字下面签了个名就递给了我。我看了看，嗯，意思倒是对了，可……我让老头儿给我盖章。老头眨巴眨巴眼睛说没有也没盖过。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公章的权威性，老头儿呆呆地说那张信函上有公司的抬头及各种信息，而且是签了字的，有什么问题吗？我差点儿说别说你是500强，即便是国务院的公文也能仿啊! 还是盖个公章踏实。可我相信老头儿是真的盖不出来! 心想新西兰就是个弹丸岛国，人也少，想抓个造假的人很容易，所以有点儿管理上的漏洞也不足为怪，此类犯罪不普遍吗。
我还有些文件是需要太平绅士验明正身的，就相当于中国的公正，只是不花钱，这让我很喜欢。我翻了翻电话黄页，呵！巧了。有个叫皮特的家伙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我拿起电话约时间，接电话的是皮特的太太，说皮特上班去了，如需做公正可以去市府找他，他在那里上班；或等他晚上回家再打电话约。我说就不去他单位影响他工作了，晚上再联系。皮特的太太向我要了电话说她先生回来给我打电话。
皮特先生和我约了第二天早上7点，因为我说8点上班，我想他也愿意给我签完字去上班，谁也不耽误谁。第二天很重要，当时的工党总理海伦.克拉克要去我们公司做竞选演说，我不想请假。我属于两点一线的上班族，一条街上住了这么久也没见过这个皮特，如果见过一定会记住，因为皮特太有特点了，1米9几的个子，大方脸上有一对儿肉肉的酒窝儿。我的申请文件做的很漂亮，有封面，有目录，需要他看的地方都用彩色贴条标明，求人办事得替别人考虑。皮特边看边称赞我是个非常有条理且善组织的人，还说他今天也会去我们公司办事。我心想，你想求总理办事么？令我欣慰的是太平绅士们是有章的，不过是方的，还有分格，写着注册编号，姓名，电话等等信息，其实是为了减少重复书写设计的，太平绅士只需在其中一个小格内签个字即可。不到十分钟，文件全部核实完毕，我心中飞快地计算着这些东西在中国公正需要多少钱和时间。算出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省大发了。
海伦.克拉克如期而至，没保镖，倒是跟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大酒窝儿，原来他是我们新普利茅斯市的市长！不过我现在更对总理关注，即便大酒窝儿刚刚帮了我。我觉得自己有些势利，可那惭愧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
眼前的女总理更像一个公司总部派来的观察员，在早茶时间和全体员工在公司的大饭厅里见了面。总理为自己的大选做了简单的演讲，有些政治敏感的同事们提了问，好像有的问题还很尖刻，不过并没有人扔鞋，如果扔向布什总统的那只鞋早仍十年，女总理也许就会带保镖了。会谈结束，员工们继续抽烟喝茶，只有我用早就准备好的相机请人为我和女总理拍照。(那时的手机还没有照相功能。)
那张照片至今还在新西兰家中的墙上挂着。有串门的西人朋友来做客，看到我和女总理站在相框里，大多只说一句：哟！是你和总理？和说‘哟！是你和你姐’一个语气，然后就谈别的了，这多少使我有些失落。倒是我父母和公婆把那张照片一遍又一遍地拿给客人们看，而因此引出的话题会持续很久。
所以说小国就是小国，市长总理也摆不出什么大谱，在中国我在街上能碰见的最高领导就是街道主任，别说市长，区政府的大门你去一个试试。我父母家和二龙路的西城区政府隔两条街，我从那里路过时从没敢想进去见见区长，也想不起找区长干些什么。估计也没几个老百姓认为这可行，所以也就都不想了。想想也是，北京一个区的人口就几乎抵了一个新西兰，区长接待的过来吗？至于市长和总理就只能在电视里见了。
在国外生活久了，我渐渐地忘了公章，有次回国办个什么证明，我说我有ID，我现在写个声明签字行吗？人家觉得我有病，差点儿把我轰出去。如今见到北京之家这个公章我竟有种久违的感觉。澳洲华人多，各种华人团体也多，不仅仅是公章，还有许多其他的久违的中国思维和处事原则时时再现，让我时常错乱了时空，激发出一些似曾相识的记忆来。此时微信群传来会长的训示：昨天会后谁拿公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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