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商海之前，我曾是個教書匠。在國內大學教英文，在美國大學教中文，來澳後也教過成人中文和英文班。然而曾經讓我自己困惑的是，常在我夢里再現的，卻是我教的時間最短、在閩北大山中的第一份教書工作。
那年初中畢業，被國家分配到農村去落戶。從上海乘十小時火車，到福建一個縣城。改坐汽車，三個鐘頭到一個更小的縣。再乘更小更舊的車，到六十里外一個只有一條街的鎮子。再以後進村的十里山路，就完全靠兩條腿了。鎮政府把我派到那兒，要我在村子裡重建一個小學。村里隊長說，因為山高路遠，村里的孩子們都沒上學，這裏二十幾戶百多口人，幾乎全是文盲。上頭也曾派人來教書，可每次不多久，老師就走了。到了那兒我就明白為什麼了。那是個夾在大山溝里的村落，白天四周望去滿目青翠。到了晚上，農家捨不得點燈，便是死寂的一片漆黑，連狗都不叫。喝水得上下十幾級石階去井里挑，到鎮上郵局取信得來回走二十里路。儘管心裏害怕，初出家門我不敢不接受政府的安排。村民們幫我打掃乾淨兩間木房，一間當教室，另一間做我的居室，又幫著湊齊了鍋碗爐灶。隔壁住著一家憨厚的農戶，我請他家十多歲的女兒跟我同住，算把家安下了。
村民們修好桌椅，鎮上小學送了一塊黑板，學校正式開始上課。附近三個村還不會放牛的孩子都來了，有兩個背上還綁著更小的娃娃。家長們沒錢買課本。村里雖說年底分紅，可常常僅夠家家戶戶付那年的口糧錢。土地是公家的，村里交了公糧，買了來年的農藥肥料，便所剩無幾。幸虧每人每月六十斤谷子有保障，不餓肚子。菜是自家種的，各家分得小片自留地。家裡買鹽買燈油、萬一要看病吃藥，都指望著賣雞蛋賣柴火那點錢。奇怪的是，農家養幾只雞幾頭豬都有限制，上面居然還會派人來抽查。碰到這時候，各家小孩便神色緊張地把雞和豬往屋後山上趕。
上課時，我在黑板上寫，孩子們一筆一劃在紙上抄。左邊是一年級語文課，右邊是二年級算術。間中我帶他們在外面空地上做操，教他們唱“北京的金山上”。村里老邁體弱的也來，在教室外面看著聽著， 一坐就是一上午。
下午早早放學，因為孩子得幫家裡幹活兒。我跟著他們上山拾柴，挖竹筍，採野楊梅。一路上他們指點著教我：枸杞對眼睛好，“我們這裏人都不用戴眼鏡”；山蒼子葉子油塗在手上，蚊子不咬，肚子痛吃山蒼子，馬上就好…… 他們知道什麼野果子可以吃，常常師生吃得滿嘴烏黑回來。回家經過學校，孩子們個個從自己的柴擔子抽出一兩根最好的柴火，放在我廚房門口。一些大孩子得下田不能來上課，傍晚也到學校來轉轉，幫著我生火挑水。農婦們今天這個送把芥菜，明天那個送個烤地瓜，開口總是“謝謝老師……” 日子過得平靜，儘管艱難。
約半年後，後來成為我二嫂的小雲姊也獲准下放到那個山村，我們開始兩人一起教書。這時傳來了讓我們震驚的消息：城裏工廠開始向下鄉的學生招工了。很快，鎮上一個女學生被推選，進了城裏的紡織廠。那是一個跟當地男人一樣，天天下水田勞作，例假也不休息的鐵姑娘。她被推選的原因是 “在勞動鍛鍊中能吃大苦耐大勞” 。我和小雲姊明白了：我們這麼教書，永遠還是“暖房里的花朵”，永遠過不了勞動鍛鍊關！
儘管即使進了工廠，也不過月收十八元的學徒工資，三年後才能有每月二十多元的正式工資，總還聊以維持溫飽。而政府不發薪水給民辦教師，村里給我們記工分，還不夠我們的口糧錢。我們得爭取一份能自食其力的工作。決心一定，我們跟村里說：國家叫學生下鄉，是叫我們接受勞動鍛鍊，改造思想。我們願意辭去教書工作，老老實實下田參加農業生產，爭取早日通過勞動脫胎換骨。
消息傳出，村里沉默了。村民們知道我們說的在理，只剩下重重的嘆息。孩子們拿著紙筆，站在門口苦苦哀求：“老師，上課啊。”我們也知道前面的路異常艱苦，只能互相鼓勵：既然做出正確決定，只有向前，不能退縮。
一月兩月，一年兩年，田間勞作讓我們腰桿硬了，手臂粗了，雙手長出老繭，光腳走田埂也如履平地。臉上的皮曬脫了一次又一次，收工歸來衣服上是一圈圈白色的汗跡。隊長痛惜地說：“你們讀書人，哪是吃這種苦的命，早晚要走的。幫我們教兩三年吧，帶出一兩個能寫信計數的。不叫他們跟我們一樣，懵懵懂懂過一世。”可我們知道，沒有退路。
我們的刻苦改造得到了認可。我們先後離開了山村。後來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大學、留校教書、出國留學、移民……。偶爾夢裡回去，卻從來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上海，總是那個小山村。夢裡一切都並沒變，大人沒變老，孩子沒長大。總是他們歡天喜地來迎接我，而我每次總是羞愧難當：我又是空著手回來！外面世界那麼多好東西，我什麼也沒帶給他們！醒來後我苦思：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人告訴我，我虧欠了他們什麼？每次我又坦然告訴自己：我的路是自己老老實實走出來的，沒有虧欠誰。然而，同樣的夢卻依然偶爾做著，直到最近。
那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國內的演講比賽，演講的是位年輕的女大學生。她出生在貧窮的農村，父母幾乎目不識丁，千辛萬苦卻堅持讓他們兄妹三人上學。如今她站在北京大學校門，挺起胸膛大聲宣告：北大，我來了！看著，我的眼睛模糊了。她的昨天，不正是我山村裡的那些孩子？如果他們也有機會上學唸書，不也能早像今天的她，挺著胸膛宣告：教育改變命運，世界，我來了! 上天曾把幫助這十幾個孩子和家庭與命運抗爭的機會交給我，我卻推開了。我實在虧欠了他們，欠得太多太久。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回山村一次。可是我能對他們說什麼呢? 那些孩子已經走完了人生的大半，如今跟他們說一句抱歉，輕飄飄的已毫無意義。這久遠的歉疚，從來無人指責，卻如何得以釋懷？唯願能回去一次，相信上天會給我第二次機會，讓我多少為他們做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