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我所在大队的书记人高马大，走路喜欢背着手，外八字的步态，隔几条田埂都能一眼辨出来。他不管到那个生产队，身后总是要跟着五六个人。所以人们远远看见田埂上走来一队人，最前面是背手八字步的大块头，就会赶紧传话：何书记来了！何书记来了！以便做好迎接工作。搬凳子的搬凳子，倒水的倒水。人们毕恭毕敬。而何书记从来不正眼看人，讲话也是自顾自地讲一些大概他自己认为是官话的话。人们附和着，点着头，哈着腰。那边做饭的已经生火……
在这里，何书记就是皇帝。然而，何书记上面还有公社书记，再上面还有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每次都是坐一辆北京吉普来。他一年大概能来两次。就是摘茶做茶的季节来。人们只要远远地看到军绿色的北京吉普开过来，就立刻奔走相告：县委书记来了！县委书记来了！
何书记块头虽大，但在体型没有他大但比他胖的县委书记面前，他就是孙子。他就会点头哈腰。每年摘茶的季节，何书记都要组织妇女提前把茶叶尖子摘下来，炒好，揉制成上好的茶叶。等着绿色的北京吉普下来。
这是乡亲们亲眼见过的书记。再往上，省委书记，还有其他什么书记，则从来没有见过。大概只是传说而已。
我见到“省委书记”，已经是到了国外的事了。当时我在离布里斯班约300公里的一家被称为工业巨人的公司里做工程师。公司有职工约600人。比当地任何一个公司都要大很多倍。故称工业巨人。我告诉他们：在中国，600人的工厂算小厂。按下不表。
话说有一次公司庆祝成立130周年。要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如果你认为要开大会就不用干活了，那就错了。职工大会利用工休时间进行。事先搭了一个小台，所有职工均站在空地里。大会前后半小时。然后大家回去接着干活。该干嘛干嘛。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倒把聊天喝咖啡的时间占掉了。
当时昆士兰的州长（应该相当于我们的省委书记）韦恩-高斯要来给工业巨人打气，要在集会上讲话。我很好奇，想看看州长长什么样。于是就问哪一位是州长。答曰州长还没来。心里嘀咕马上要开会了怎么人还没到。就在离开会还有大约三分钟的时候，从远处开来一辆5成新的白色丰田面包车。面包车停在离会场约一百多米处。车上走下来一个人，经直向台子走去。后面没有跟班，孤身一人。前面厂方也没有任何人迎接。他自己走到台上，来到一个负责人跟前，握了握手，便在一个椅子上坐下，等着该他讲话的时候。
不记得他讲了什么。反正他讲完后便自个原道返回，坐着他的5成旧的白色丰田面包车走了。
后来从公司的同事那里得知，州长之所以能来去自由，没有人给他扔臭鸡蛋，是因为他是工党的。而本工厂正是工党的基本盘。
再后来，我知道了在澳洲大大小小的“书记”们不叫官，叫政客。澳洲的总理也是政客。政客与我们的“官”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老百姓不“尿”他们。所到之处他们得主动去与老百姓握手，还常常被羞辱。轻则人家不抬手、不跟你握手，重则还骂你一句。好在政客与我们的“官”的另一个不同在于政客脸皮都极厚。
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啊！
辣么，要是把这两种文化放一起会怎样呢？
于是就出现了如今海外华人奇葩的官文化。澳洲的政客们在主流澳洲人面前要忍辱负重，没几个人把他们当回事。但到了华人这里那可是宝贝！现在华人社团林立。天天都有各种社团活动。几乎所有活动都要请那些政客，也就是联邦议员、州议员、市议员。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著名侨领们。大一点的活动还派人向澳洲总理索要一封贺信。这些政客受到前呼后拥的县委书记式的待遇，有吃有喝，受宠若惊。久而久之就乐不思蜀了。而华人社团则乐此不疲。有时一天好几场活动。上午某同乡会的活动请的是这一拨人，下午某联合会活动请的也是这一拨人，到晚上某商会活动还是请的这一拨人。最辛苦的是摄影师们。辛辛苦苦赶场拍了一整天，回来连夜做片子。一看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人，每人一天之内拍三套！算算一年下来是个什么概念？
连一个带着艺术光环的摄影节也搞成了一个官文化的盛宴。
我也接触过主流社会的各种社团，尤其各级摄影协会。我本人也曾在西人摄影协会里连任过三年会长。这些协会每年也有不少大大小小各种活动。比如澳洲摄影协会每年的Apscon活动要持续三四天。我没有一次见到搞活动要请政客来参加的。摄影的活动就都是摄影人参加。
我倒现在也没想明白。你每年恭恭敬敬地给县委书记准备好毛尖茶，他高兴了，拨动一下手指，你真的会有实惠呢。可澳洲的政客们能给我们走个什么后门么？办点什么事吗？好像不能。那为何要乐此不疲呢？
恐怕还要从文化上找原因。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中，官就是父母，百姓就是孩子。孩子没有父母是活不成的。在澳洲和西方的文化中，政客要得到选票必须千方百计接触拉拢老百姓。你主动请他，还待若上宾，那是求之不得啊。你舒服我也舒服。你满足我也满足。
你看，谁说不同的文化只有冲突？这两种文化在这里几乎是完美地、无缝地、紧紧地结合到一起了。
注：本文旨在文化探讨，并非针对任何社团和个人。千万不可对号，否则可能人人入座，包括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