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日
母亲的生日是阴历八月二十九，就是中秋节（阴历八月十五）过后整十四天。每年闹过中秋就知道母亲的生日快到了。前几天吃着剩下的月饼跟母亲在微信上聊天，我说您快过生日了，母亲回话说她记不住自己的生日所以就不过了。我心想，这么有特点的生日怎么会忘呢？也许是母亲自己不想过吧？母亲今年八十四，是该步入老小孩的行列了。
母亲的确没有庆生的习惯，倒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总替她记着。我总想让母亲的生日过得特别，有次我通过环球鲜花速递给母亲送了个惊喜，可又怕警惕性极高的母亲把速递员当骗子拒之门外，于是不得不提前跟她打了招呼；我有些遗憾，可母亲依旧惊喜。那么今年呢？既然不能越洋过海地回去陪她吃饭，那就为母亲写点什么遥祝她生日快乐吧。
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她还在我的生命里注入了太多的东西，可真要下起笔来却是千头万绪。写母爱吗？不，母爱太重拙笔太轻；写养育吗？不，恩情太浓言语太淡。不如写写母亲经常和我讲的那些往事，那些我不可能经历也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当故事听的事。
先说说我的出生。母亲生我的时候已属高龄，我的到来应属计划之外。据说高龄产妇诞下弱智儿的比例很高，但也有可能生下的孩子会更聪明。我有幸成为了后者，但容貌上却不及兄姐们，就连母亲自己在第一眼看到护士抱着的我时也不免有些失望，禁不住自语道这个长得这么丑呀！护士很不留情地数落母亲说不缺胳膊少腿有啥丑的。母亲说哪有生下来就缺胳膊少腿的？护士说那是您见得少。我的丑反而让母亲对我格外疼爱，她那时在朝阳门外南小街上班，而我家住在月坛这边，相隔大约十公里，母亲中午有半小时午休，她把每天两次十五分钟的喂奶时间和在中午一起用，中午骑车从单位奔回家，进门后一边喂我一边吃刚出锅的热面条，然后再骑车赶回单位上班。我出生在五月，母亲休完产假应是七八月最热的时候，我常在脑海里演绎着挥汗如雨的母亲骑着‘二八锰钢车’心急火燎地在路上飞驰，那车的牌子是‘飞鸽’，我后来还用‘掏裆式’骑过。为了让我一天早中晚都吃上奶，母亲曾落下个一吃热饭就恶心的毛病。
我之所以记录下这件事不仅是感动于母亲的辛劳，更多的是惊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有着让我自叹不如的耐力，体力和毅力。从我记事起母亲便是早上5点起来忙碌，照顾完一家大小再去上班，晚上回来又会忙到深夜。母亲说孩子可以穿得旧却不可以穿得脏，即便再晚她也要把我们穿的衣服洗干净用‘烘笼’烤干，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干干净净地出门。如今母亲八十多岁依旧比我能手提肩扛，用她的话说这是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
我小时候除了过年能吃到红烧肉外，平日里吃的都是白菜炖土豆，可那也比我的哥姐们强多了，至少能吃饱。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里做过一件千里寻粮的壮举，不论是胆量和魄力都是我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姐姐也是事件里的主角，我就真把那当故事听了。姐姐那年大概四五岁吧，母亲听说可以用药品去内蒙与牧民换粮食，就领着姐姐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我每每听到此时总会心生酸楚，联想起的是电影里闯关东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饥饿，母亲怎会带着幼年的姐姐离家换粮呢？母亲说火车上每人可供应一份盒饭，只有几岁的姐姐竟把两盒饭都吃了。从连孩子也吃不饱的境况看，那时粮食短缺的问题已是相当严重了。下面的情节有姐姐作证，亏她那么小还能记得。上段提过的，我的哥姐们都长得伶俐可人，尤其我姐，从小就出众，车厢里的人都喜欢她。有个牧民看我姐吃了两盒饭还不饱，随手从靴子边上抽出蒙古刀，把自己带的奶酪和肉切给我姐吃。那牧民不会说汉语，他请人做翻译问我母亲去做什么，又和那个会蒙汉双语的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那会说蒙语应是回绝了牧民什么，总之那牧民很扫兴。后来那个翻译对我母亲说牧民想买走我姐做女儿，翻译翻都没翻就把那牧民训了一顿。我姐只记得火车上吃肉的情节，后来别人总拿这事逗她她才知道当时牧民的意图，她有时也和我母亲调侃说她曾与草原上扬鞭策马的生活擦肩而过。
但我姐记得寻粮途中更惊险的一幕: 草原太大了，大得火车只能到达它的边缘，以后的路是要靠双腿走的。母亲也忘了她们走了几天，只记得姐姐的腿都走肿了，我很难想象母亲会有那么大的胆量，母亲说那时的治安还是可信的。总之，母亲终于背了一袋粮食和姐姐往回走了，可她们被一条大河困住了，河水不宽但很急，河水是黑的，不知是因为颜色还是因为深。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根圆木。母亲咬咬牙，她放下姐姐说妈妈先把粮食背过去再回来背你。母亲说她是骑着圆木过去的，就是双手抱着圆木一点一点蹭过去的。母亲把粮食送过河又回来背姐姐；母亲说你一定要抱紧妈妈的脖子，否则我们都会掉下去。幼小的姐姐就趴在母亲的背上，双手用力抱紧母亲的脖子，紧得令母亲都喘不过气来，母亲和姐姐至今都能记得当时母女抱得有多紧多用力，她们忘了的是害怕，不论当时还是现在。
母亲对我讲过许多往事，这件事是重复得最多的，可见它在母亲心里的烙印有多深，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后怕，所以记得深。想象一下广袤的大草原，走出十几里才能看见一座蒙古包，刚刚还看见一片羊群，可翻过一座山包后羊群和牧人便像云一样飘离出视线。二十几岁的母亲带着四岁多的姐姐行走在绿草白云间，只可惜那不是浪漫的旅程。我相信那个时代应该发生过许多类似母亲讲的故事。
母亲有时和我诉说过她的童年，这让我知道母亲被困难激发出的潜力从何而来。其实有时候我还是很向往母亲童年那个时代的。母亲出生在桑干河流过的涿鹿，她说那时桑干河还是白浪滔滔，她说那时的月亮还是雪白如镜，她可以隔着窗纸借着月光做针线。母亲小小的年纪就会担水烧饭，我仿佛看到一个穿着花袄的小姑娘把一升新打的谷粒倒在磨上，然后推起碾子，谷粒崩裂散发出的甜香混在空气里，小姑娘用从井里绞上来的水和面蒸出热腾腾的馍。是的，这就是母亲，一生辛劳，可母亲却很坦然地接受这一切，她曾让我看她的手，说还是小姑娘时就有人指着她的手掌说这孩子是一生的劳作命。
虽然母亲在生活中任劳任怨，可我还是能感到她心中的遗憾，那就是几次与学习文化的机会失之交臂。正因为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所以她最希望看到的是子女们读书上进。偏巧我因为天南地北地换工作，所以一直不断地充电。每当母亲夸我好学上进时我就嘴巴甜甜地说这是继承了她的基因，同时举出她学认生字的往事加以佐证，母亲此时便会半是高兴半是羞涩地把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再复述一遍。
母亲的家乡涿鹿隶属晋察冀革命老区，母亲成长的童年与八年抗战重叠在一起，所以母亲最喜欢看的影视剧是抗战剧。1945年共产党解放涿鹿县成立涿鹿县人民政府，所以母亲记忆里的解放是从1945年来算的。那时母亲应该是十二三岁的年纪，如同电影里演的一样，从前没有机会读书的母亲上了识字班，她说先生要求认字要五会：会读，会认，会写，会讲，会用。母亲从每天学五个字很快就进步到每天学二十个字，而且前面学的都不会忘。单从这一点我已自叹不如，如果我能以这样的标准学单词，如今也不会一写求职信就犯愁了。县里的干部很快发现了天资不俗的母亲，就把我母亲送到县里学习，有意培养她成为妇女干部。母亲说那是她第一次离家，第一次怯生生地和其他各村的丫头小子们坐在一起吃香喷喷的白米饭，她至今依然记得那暖暖的土炕和铺盖，记得和蔼可亲的八路干部。可母亲的故事并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发展下去，毕竟她那时的生活环境还是封闭的，以传统礼教习俗为主流的，女孩子天天在街上抛头露面还是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况且我父母订下的是娃娃亲，父亲的家族是乡绅仕宦，我母亲碍于各种阻力最终没有走上革命道路，而和她一起学习的一个女伴后来留在县里做干部，以那时的资历如今做到省一级的官也说不准呢。每当我们问起她是否为此事后悔时，母亲望着我们几个眼中溢满了满足，母亲说早忘了。母亲1951年被父亲接来北京后还上了夜校，可又因为孩子的出生不得不中断。母亲说如果那时也像现在有老人帮忙带孩子，那她的学习之路还不知会走多远呢。我绝对相信母亲对学习的热切和渴望，好强的母亲第一次来新西兰看我时已有七十多岁了，她依旧很认真地和我的西人邻居学习英文，她说如果待得时间再长些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听母亲给我讲我出生前的事，虽然她的叙述是断续的，跳跃的，可我依旧可以从情节上，当事人的年龄上把握出母亲走过的时代脉搏，看到故事背后的波澜壮阔，人间百态。母亲从我脑海里穿花袄的小姑娘一路走来，她对生活的坦然接受，欣然面对，泰然处之都是在用行动告诉我：这世上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和过不去的坎。
母亲的生日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希望她就这样平平淡淡平平安安地安度晚年。说真的，到了母亲一半的年龄仍有康父健母实在是我的福分。感谢北京的哥姐们替我照顾高堂，感谢侄男甥女们时常为二老送去欢笑。我能做的就是跟她聊聊家常，听她道古，把她的记忆一片片穿成线，讲给家里的小辈们听，就当是生活的一部教科书吧。
（作于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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