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舟文集

伏尔泰在祈祷，在他自己建造的教堂里祈祷，在他自己镌刻的“伏尔泰的上帝”的字样下面祈祷。
伏尔泰瘦小体弱，其貌不扬，眼眶里噙着浑浊的泪水，嘴唇干瘪，下颌前倾，口里念念有词。教堂里空旷寂寥甚至有些阴冷。在这里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砰砰的心跳。
此刻伏尔泰悲天悯人，大慈大悲，全然不像思想界横扫千军、一往无前的勇士。反对中世纪黑暗、反对教会统治、反对贵族特权的风发卓厉、所向披靡的伏尔泰到哪里了？最近我读到伏尔泰的一段自叙，才算弄懂了其中的究竟。这段话是这样的：

有神论者坚信有一个上帝，他是完美的，是万能的，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惩恶杨善、仁慈宽厚。……有神论者就凭着这种精神同宇宙间的一切融为一体。他不参加互相倾轧的派别，他信仰的是最古老久远、最为传播的宗教，因为，对上帝的真诚崇拜先于世界上一切体系。他用的是一切民族都懂得的语言。虽然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从北京到卡宴，天下人都是他的兄弟，圣贤哲人都是他的朋友。他相信，宗教并不是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而是崇拜与正义。行善积德就是他的信仰，遵从上帝就是他的信条。伊斯兰教徒对他喊：“一定要到加麦朝圣，否则要小心点！”神父则对他说：“一定要到洛雷特的圣母院去祈祷，否则你就会遭殃！”他对加麦和洛雷特投以轻蔑的大笑：但他却要去帮助穷苦人，保护被压迫者。
（《哲学的故事》威尔·杜兰特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第242页）

原来自称是“有神论者”的伏尔泰，他信仰的宗教不是天主教、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它超越了任何一种具体的宗教；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耶和华，不是穆罕默德，不是释迦牟尼，也不是太上老君。伏尔泰的宗教或者说伏尔泰的最高信仰就是“爱”，就是“积善行德”，而这爱，这积善行德，才是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伏尔泰认为自己能够以此“去帮助穷人，保护被压迫者”。这就是人类之爱，或者叫爱的哲学。
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仁人志士都宣扬过这种爱的哲学。即以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例，道家始祖李聃就强调“尊道贵德”，敬天爱民，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主张，他们总是以百姓的意愿为意愿。百姓的意愿是善的，我认为善，百姓的意愿不善，我也当它善，这样就得到了善。百姓的意愿可信，我信任它，百姓的意愿不可信，我也信任它，这样就得到了信任）”。儒家鼻祖孔丘其思想核心就是“仁”“礼”。他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又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一次在同自己的弟子言志的时候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着怀之”（我希望老年人生活安逸，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少年人得到关怀）。这可以看作是孔子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儒家的又一代表人物孟轲则极力倡导和推行“仁政”，它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赡养自己的老人，推及到所有的老人，养育自己的孩子，推及到所有的孩子，能有这样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就易如反掌）。孟轲还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指出克敌制胜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和”。墨家创始人墨翟提倡“兼爱”，认为“为彼，犹为己也”（为别人，就好像是为自己），“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在西方，这类爱的哲学的鼓吹者同样多得不可胜数。
不仅如此，古往今来还有不少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用他们的艺术作品，用他们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这种人类之爱和人道主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英国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和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雨果的《九三年》、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谢冰心、沈从文、许地山等人的部分作品，都具有这种性质。但这类作品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非议甚至严厉的批判。轻则认为“有局限性”，重则认为是“美化敌人”，“调和阶级矛盾”，是“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只要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前苏联的命运和“文化大革命”中众口一词蛮不讲理的所谓文艺“大批判”，就可以略见一斑。
怎样认识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或者说爱的哲学呢？这实际上关系着怎样认识人类思想发展史，同样也关系着怎样认识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的问题。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能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倡导阶级斗争，为被压迫阶级指出一条求得自身解放道路的几乎没有，但是，确实有不少思想家和哲学家，“以天下为己任”，悲天悯人，呕心沥血地设计出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些蓝图以不同的样式出现，标榜各异，但不论是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莫尔的乌托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村公社，等等，无一不是用人类之爱，人道主义，或者说就是用爱的哲学的金线织就。
这种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爱的哲学，是否就是“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一类空话和梦呓？或者，更有甚者，如某些人所说，是“烟幕弹”“麻醉剂”，目的在于“解除人民思想武装”？不是的。这类思想家大都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目光，对现实生活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有卓越特出的见解。老子一针见血指出社会不平等才是社会动荡的原因，官逼民反是普遍规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之求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百姓之所以闹饥荒，是由于统治阶级吞噬的税太多；老百姓之所以难以管理，是由于统治阶级管得太宽太严；老百姓之所以敢于挺而走险，就在于统治阶级巧取豪夺谋取私利。不看重生命的老百姓，比过分钟爱自己的统治者高明）。庄子用“窃珠者诛，窃国者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正。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而人吃人的行径……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局里开始的”。在《战争与和平》中作家写道：在法俄战争中，面对法国军队大举入侵，俄国宫廷贵族和庄园贵族们的“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作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道，安娜卧轨自杀前大声疾呼：“这全是欺骗，全是罪恶！”与此同时，作家毫不含糊地指出：“俄国的力量……就在于人民”（《战争与和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文、傅里叶为代表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时候，称这些人的思想属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说他们的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价，也适用于对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爱的哲学的鼓吹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同样具有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性质。他们以深厚的学养，悲天悯人的情怀，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洞察力，精辟的论述，赢得同时代人的敬仰，在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往下，我以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中的一个情节为例作进一步阐述。
《暴风雨中诞生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于尾声，乌克兰西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反抗波兰贵族和德国占领军，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作品结尾写游击队城市袭击失败，游击队主要领导人被捕，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波兰贵族、白军上校爱德华·莫格利尼茨基的庄园，俘获了上校的父亲、妻子和弟媳妇，并以此为人质，同上校方面交涉提出互相释放俘获人员。上校答应了。然而就在人质交换的前一天，上校背信弃义，派兵偷袭游击队，解救被看押的上校妻子柳德维加。游击队方面只有三个男青年和两个姑娘，寡不敌众，眼看就要面临灭顶之灾。此时，上校妻子柳德维加——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道主义者（她在被游击队看押期间受到尊重和优待），决定拯救游击队员。她挺身而出，向外面喊话：

“扎列姆巴先生，这是我，柳德维加·莫格利尼茨卡娅在说话！”
“您还活着，尊敬的夫人？您不要惊慌，我们马上就搭救您出来！”扎列姆巴对她喊。
“我活着，而且很健康，中尉先生，您保证释放现在这里的人，给他们以自由吗？如果保证，他们就不抵抗了……”
“我放他们走，让他们投降吧。”
“这是以贵族和军官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吗？我是以自己的荣誉替担保的。您不会让我丢人吧？请您说老实话！”
“让他们投降吧？我放他们走。”
“扎列姆巴，我相信您的荣誉。我就要敦促屋里的人投降.”

可是,当她说服身边的游击队放下武器以后,扎列姆巴和他手下的匪徒不但不给这些人自由,而且继续对他们实行暴力。.面对扎列姆巴等人的背信弃义，目睹手无寸铁的人所受的酷虐,柳德维加怒不可遏:：

“扎列姆巴，停止这可耻的行为！我蔑视您！您……是个恶棍！”柳德维加叫道。

柳德维加的呵斥暂时起了作用：

士兵们停止了殴打，慢慢地退到一旁。宪兵们放开了奥列霞。萨拉和莱蒙德脸上留下皮鞭抽打过的一条条血痕，一动不动地卧在雪地上的安德里脸上斑斑血迹，以及刚才发生的一切，使柳德维加觉得仿佛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满面是血的安德里动了动，他苏醒过来了。柳德维加哭泣着俯下身去。她扶他站了起来。按德里用不共戴天的仇恨目光看了看她。抽搐着咳嗽了一阵，勉强地翻动着被打坏了的嘴唇，把三颗血淋淋的牙齿吐到手掌上。

柳德维加继续抗议白军的暴行：

“扎列姆巴，您是恶棍。请您记住好啦：如果你们打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就自杀！我敢发誓！”（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暴风雨中诞生的》 黄树南等译 漓江出版社 1997年第240—243页）
作品不但描写了革命的工人农民对旧世界旧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同时还通过柳德维加这样一个剥削阶级营垒中人道主义者的目光，对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为进行冷峻的审视，揭露和鞭挞他们的伪善、欺诈和冷酷。作品的描写是真实的，作品的批判是深刻的。
当然在爱的哲学的指引下，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常常是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革命。但社会改良并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恰恰相反，当旧制度虽然落后，然而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摒弃合法斗争，侈谈革命，盲目举行武装起义，不但是无益的，不负责任的，而且是极为有害的。我认为在旧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改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因而改良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当然，这不排除在社会革 命和武装斗争势所必至甚至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有的思想家还企图用爱的哲学来束缚人民的手脚，妨害人民革命。但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爱的哲学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积极意义常在于它用浪漫主义的理想之光暴露黑暗，揭露污浊的现实，从而使人民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团结战斗，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爱的哲学的终极意义更在于，它与人类文明同步，它是人类的理想极致；同时它又是一种内驱力，推动人类世世代代不屈不挠为这样一个没有极限的伟大目标挺进。
回到我的文章的开头，我说“最近我读到伏尔泰的一段自叙，才算弄懂了其中的究竟”，也就是说我解读出了一个完整的伏尔泰：
原来在伏尔泰身上，人道精神、博爱精神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反教会反专制的战斗精神是一致的，或者说，正因为他有广博的人类之爱，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他才如此钟情于科学和民主，他才对戕害人性、人权、扼杀自由的中世纪黑暗不共戴天。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历史的长廊里，永远回荡着一个“爱”的旋律，那么轻柔，那么悠长，那么真切……
伏尔泰祈祷声中，我想得很多，想得很远……

Posted in 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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