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klings”文学社的成员每周二上午总是在“老鹰和小孩”酒馆聚会。这间小酒馆从1650年起就坐落在牛津St Giles街上，被校园里的师生昵称为“鸟和宝宝”。“The Inklings”当然也光顾牛津的其他酒馆，但还是最常在“老鹰和小孩”现身，年复一年，终于成了固定常客。他们通常会坐在酒馆的后方，那里有一个小包房，叫“兔子屋”，相当安静和隐蔽。抽着烟斗，呷着啤酒，他们讨论古英语、文学、神学、哲学，朗读各自正在写作而未发表的小说。
托尔金教授和刘易斯教授初识于1926年的一次学院会议上。托尔金教授刚刚由执教的利兹大学获聘到牛津默顿学院才两个学期，能回到自己毕业的母校教授古英文，托尔金教授感到无比荣耀。刘易斯教授初入莫德林学院，任英文讲师和研究员。那一年，托尔金教授34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刘易斯教授28岁，自19岁起就与一位年已45岁的离异女子同居。初次的会面并没有深谈，两个人心怀戒备，小心奕奕，步步为营。
谁也不清楚两位教授的友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相识的几个月后，托尔金已频频出现在刘易斯的研究室里。春去秋来，他们的友情愈加深厚，托尔金一周至少要在刘易斯那里消磨三个晚上。在莫德林学院那间宽敞的研究室中，深宵或者清晨，他们两人相对而坐，舒舒服服地伸开长腿，点上烟斗，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谈天说地，把最新的写作读给对方听，坦诚真挚又有分寸地相互批评，然后一起分析、讨论和研究。
两个人的家境如此不同。托尔金出身银行职员之家，早年父母先后过世，靠着亲属的照料和教区牧师的接济，并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得以完成学业。刘易斯家境优渥，一路在贵族学校接受教育，其父是当地著名律师，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夺得三项第一，成绩非常出众。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虽则两人都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托尔金更像一名学者，儒雅、敏感、偏执、喜恶分明。刘易斯则圆熟、通达、开朗、热情，更似一名政治家。
两位教授在牛津结成“The Inklings”，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非正式团体，入社要求极其严格，成员非常固定，最多时也不过七八位。现时有些文学评论家把“The Inklings”与英国二十世纪初著名的艺术文化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相提并论，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非当时的实情。若是考虑到“The Inklings”两位核心主角之作品日后的畅销情况、影响程度，以及所掀起的历久不衰的热潮，那么，“The Inklings”文学社和“老鹰和小孩”酒馆确应在英国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托尔金和刘易斯深受牛津唯美工艺美术家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影响，两个人都热爱写作，对古代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彼此尊重，互相欣赏，对于对方的深刻思想和渊博学识，都钦佩不已，他们在智慧和才华上恰如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于是情投意合，惺惺相惜。多年的相知相伴，在志同道合中给予快乐，提供安慰，把日日月月化为相濡以沫，深情几许。
托尔金是一位深爱孩子，挚爱妻子的好父亲、好丈夫，妻子艾迪丝是托尔金高中时的初恋情人，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所受的教育相当有限，艾迪丝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丈夫的知性世界，而思想深邃、颖悟力卓越的托尔金对女性的婆婆妈妈、唠唠叨叨是何其厌烦。刘易斯的情况更加复杂，与他同居的珍•摩尔，基本上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妇女，他们保持着相当古怪的关系，这位比他年长26岁的女子，既像他的母亲，又是他的情妇。如果考虑到刘易斯的早年经历，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刘易斯童年丧母，他的大律师父亲古板严厉，要求极高，对孩子们始终保持相当冷漠的距离。
在人生慢慢长途中，我们何尝不是在苦苦寻觅“心灵的良伴”，那些与我们拥有相同世界观，与我们分享类似价值理念，与我们有着同样情趣和追求之人。如遇到灵魂的伴侣，我们就能走入对方的心灵，所有精神的默契，思想的火花，灵感的源泉，所有的激发、鼓励，推动和启迪，使我们的生命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使我们的生活忧愁减半，快乐加倍。它是不可或缺的，一如日月星辰，照亮我们的生命；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其稀有，弥足珍贵，就像天堂的快乐和彼岸的幸福。凡是有过这种体验或者正在品尝这种快乐之人，就会理解和领会托尔金和刘易斯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