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多前,那时刚来布里斯本,住在一个叫基恩的老太太的家庭旅馆里。当时布里斯本的中国留学生少之又少。我所在的大学,我是有史以来第二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已经离开。
 
基恩早年丧夫,与一个独生儿子相依为命。所谓“家庭旅馆”就是把家里空余的房间布置好租出去。基恩家的房子属于老式的Queenslander,有六间卧室。Qeenslander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厅房都在楼上。所谓楼下其实是空的,甚至四面透风。基恩和儿子各住一间最好的卧室,其它四间出租。多年来,老太太靠它为生,并把儿子拉扯成人。她还在另外一处买了一栋房子,经过改造,有八九间卧室。每次有新房客来,她总是要仔细打量考察一番,然后决定是让他住家里还是住另一栋房。多年的经验使得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这种考察。只有她认为可靠的人才会带到家里来住。
 
出租的卧室都被老太太收拾的干干净净。每个卧室里除了床外,都有一个写字桌、椅子、衣橱、沙发等“标准配置”。后来我离开后每间房里又配了电视和小冰箱。床上用品由基恩提供,每星期还换一次床单。厨房、洗衣房及卫生间均为共用。这样的住处对于当时我这个单身留学生来说非常合适。而且房租也很便宜。每星期才$55澳元。
 
我在基恩家住了下来。
 
老太太开的车是五十年代出产的小MINI。走起来总是发出一种老车特有的“噗噗”声。我想她花的修车费大概够她买几辆新车了。令我吃惊的是,就在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仍然还在开那辆半个世纪的文物。记得每当她的车进入车库时,她的那只眼睛总是被头发完全挡住、体重明显超标的老小狗总要在楼上从东头跑到西头。
 
基恩是个善良的老太太。然而多年的风风雨雨以及与形形色色的房客相处的经历,使她变得很敏感、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她完全不同的两面。一面是和蔼可亲、谈吐高雅。另一面,在她认为必须作出反应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立刻变得很刻薄,甚至翻脸。如此交替、循环往复。我想,这大概也是她独有的旅店管理学吧。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房客,她总得有“章法”来控制局面啊。一些房客受不了,就搬走了。但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她,尤其知道她的不易,她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还是可以接受的。
 
基恩的家庭旅馆对我这个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房客来说,还有它更特殊的意义。它就象一个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澳洲社会底层的另一个角落。这里的房客,除了偶尔有在职的单身外,大多是拿了社会救济就去喝酒、无亲无小、无依无靠的中老年男子。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也曾经辉煌过。
 
记得楼下有一间算不得卧室、改造出来的简易房间,里面住了一位叫瑞支的老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却知道他不会再到任何地方去。严格地讲瑞支也算不得房客。他就象寄生在树上的小植物那样,长期住在这个房子楼下的一个角落里那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房间里。他对基恩毕恭毕敬。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用她的姓,称其某某夫人。老太太也不收他的房租。他的职责就是给老太太看家。瑞支每天准时去一趟附近的咖啡店。奇怪的是,那咖啡店也总要给他一杯免费的咖啡。如果有人和他说话,瑞支总会很兴奋。只要你有耐心,他可以和你讲几个小时。而且每一次都要从他那堆满了杂物的小房间里拿出一个铜皮做的火车模型。这大概就是他唯一值钱的家当了。据说那小火车原本是可以加水并可以开动的。
 
有一天,是大选的日子。瑞支从投票站回来。我问:你投完票啦?他显得很沮丧:别提了!我用力过猛,将铅笔弄断了。我找工作人员又要了一只铅笔,但回来后就搞错了,划错了地方。出来后才明白自己投错了票。这件事使他懊悔不已。一连几天都在说它。想想也是,要是国家选错了领导人,那可是大事。
 
每一个房客都是一个故事。
 
后来我从基恩的家庭旅馆里搬了出来。并与基恩以及她的儿子成了好朋友,还多次给她介绍过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去住。
 
如今基恩的两栋处在黄金地段的房子已经“价值连城”。有人要出高价买她的地皮建高楼,并答应建好后给她一套单元,让她安享晚年。然而她的家庭旅馆已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是任何财富都不能替代的。她,拒绝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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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澳洲《华商周报》第322期-03/1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