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2-1975年在五中上高中，这期间接受了三个语文老师的教化，前后依次是蒲秉楠、严予义、刘雅琴。以当时的年龄看，三个老师正是老中青结构，且有男有女。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炮制文件”和“拨弄嘴皮”成为我谋生和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文学之美、文化之欢、文字之准常伴我左右，自觉多少有些“气自华”。文学不仅在我工作的小圈子内给我带来较好的声誉，我也作为文学爱好者，时常体验并与人分享文学文字的美好，并乐此不疲地向下一代展示文学带来的快乐，无意识地进行着爱好文学的传承。进入花甲，回想这一切，感概无不与高中时期的语文学习密切相关，感谢蒲秉楠老师、严予义老师、刘雅琴老师的“神”指引。
我是在“动乱”末期完成中学阶段学习的，那个时候以“封、资、修”名义被封杀的知识不知去哪儿了，在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才得到一本由重庆五中语文教研组集体编写的《语文知识》，厚厚的一本工具书，将所有的语文基础系统化了。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毕业于川外（今四川外国语大学），她指着书中语文教研组成员“鲁声厚”的名字说，这是她在五中读书时的语文老师，并且还给我讲了鲁声厚老师的两个儿子为什么分别命名为“鲁克”和“沈克”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忘记了，但我知道并记住了给孩子命名时，可以寄托自己的愿望和梦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做法。当时羡慕作文写得好的同学，也想成为“下笔如有神”的小作家。初中英语老师对我讲，她家住在下浩，每周走路回家，经过一个往返就能将下浩到黄桷垭沿线门户的春联全部背下来。听着这个“神奇的故事”，豪气的我也尝试过背海棠溪到黄桷垭沿线门户的春联，感觉也是不错的。如今回想，如果当初有人引导我去背唐诗宋词、声韵启蒙、增广贤文、国学经典等，也许我今天就有资本假冒一下“国学大师”或作家了。我带着对鲁老师的崇拜，带着对鲁老师的想像，带着对我的梦想的期待，走进了五中。可是，鲁老师成为了邻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学习俄语，虽然与我班只是一墙之隔，却宛如隔山。一直到我毕业离开五中，我也没有聆听过鲁老师的一堂课，没有与鲁老师说过一句话，鲁老师也不认识我，沈克虽是另一个邻班的同学，于我而言也只是熟悉的陌生人。
我在五中的第一个语文老师是年轻的蒲秉楠，他上的第一堂语文课是摸底考试。对于这个考试我是有备而来，不仅阅读过那本《语文知识》，而且对作文也有所准备，考试也就比较顺利。在第一次作文课上，我在摸底考试上写的作文就成为了蒲老师选中的二篇“范文”之一，蒲老师在班上朗读，大声说着我的姓名。当时班上是住读生与走读生混编，相互交流不多，彼此并不熟悉，蒲老师要求我站起来，让全班同学认识。我发烧的脸红红的，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不知如何面对众多不熟悉的眼睛，心里却有一种“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快感。这一下我被大家对号入座，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也随之而来。
班长通知我，学校运动会的入场式上，派我当旗手，一个人走在班级队列的前面。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运动会，也没有参加过升旗仪式，旗手的概念仅仅来自“新闻简报”里的国家元首检阅三军仪仗队，只觉得荣耀无比。那时的我运动能力还没有开发，项目众多的田径运动会，我一个项目都没有报名。看着那些不熟悉的同班的男女同学，在激昂励志的乐曲声中，飞奔着跨栏、奋力地投掷标枪、努力旋转着掷铁饼、女生也在跑一千五百米，这些在记录片里看见的动人情景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是看到班主任将一把糖递给站在三千米起跑线上即将出发的同学时，我心潮涌动，感觉自己这个看客“弱爆了”，第一次有了对“人生的成长岂能只是智力”的初浅认识。有点无地自容的我立即加入了“路边喝彩加油”的队伍，脑子里不断想起鲁迅关于坚持跑步到终点而不放弃的人是“中国的脊梁”的话语，心甘情愿地为所有勇敢的同学鼓掌。也就是那次田径运动会的经历，让我对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爱上了排球、游泳和长跑，成为了运动爱好者。
由于开门作文就被当过“范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语文课代表在发放作文本时，当看见我的作文本，总是要先翻开看看老师评判的分数和写下的评语，然后再将作文本递给我。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有些不爽，脸色也一定会有所反映。也许是这样的因素，语文课代表与我有距离感，他虽然是走读生，我们能够交流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但彼此心里都隔着一堵墙，不冲突、不争吵、不交心、不知心，就这样在距离中走过了同学期，以后也没有任何交往。
年纪稍大的严予义老师个子高大、仪表堂堂、斯文儒雅、和蔼可亲，一口当时我认定的标准普通话和谦恭的师长做派，让我感觉他就是降临我身边的“谦谦君子”，有一种莫名的想接近他亲近他的冲动。严老师成为我的语文老师时间不长，他仿佛对我早有所闻，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他对我的语文能力的认同和欣赏，心里的自信倍增。
语文课学习戏剧，严老师希望同学们结合实际创作一个小剧本，然后进行排练，并指定我为创作“剧本”的作者之一。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却很高兴自己能够入选创作队伍。在严老师那里我知道了什么叫“剧本”，一个剧目的诞生首先是要有“脚本”，然后不断提炼深化形成“剧本”。两周后，几个所谓的作者将各自写好的“章节”分别送给严老师“审查”，严老师特别约了我去他在山顶上（二村）的家。在严老师家里，严老师没有具体评价我们写作的“脚本”，而对我讲了一个关于文采的故事，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从前，有一个单科秀才自认为只有欧阳修能与之相比。某天，他去访问欧阳修，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看见一棵枇杷树，出口成吟：“路旁一枇杷，两朵大丫杈。”正巧欧阳修来过河，随口说道到：“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秀才转身看见河中有一群鹅，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欧阳修顺口接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秀才向欧阳修走去并伸出双手，又吟道：“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连忙双手高高拱起：“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离开严老师家，一直在回想严老师讲话的情景，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四十年后，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倍感春风化雨的力量，感觉到成长中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是可遇不可求，遇上了是我的幸运！以后的人生路上，我也努力争取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良师益友，常做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我也不知讲过多少遍“秀才拜访欧阳修”的故事，可我成为了孩子们可遇不可求的良师益友吗？不知道，但内心无愧。
刘雅琴给我当语文老师时正值中年，她教我语文课的时间最长，记忆也最多。最难忘的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习作家袁鹰的文章《井冈翠竹》，刘老师讲得激情迸发，突然一改常态，用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遍课文，这是我第一次听语文老师用普通话朗读课文，于是听得心潮澎湃。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中间，与刘老师的距离最近，刘老师的激情仿佛直接辐射到我的面部。刘老师读得神采飞扬，引人入胜，白晰的脸上泛起阵阵红晕，白里透红的脸颊传递出她对井冈山朝圣般的虔诚。一股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从她身上飘来，整洁且微微卷起的短发、雅致得体而不艳丽的打扮透出她那股浓浓的书卷气，让我感觉到不仅是在欣赏文字美、文学美，朗读美，也是在欣赏美女、欣赏才女。也许这就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看见“女神”时的感觉，也许当今青少年们追星的动因也就是如此吧。那个年代，刘老师用普通话朗读课文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是万马齐喑，更没有“请讲普通话”的提示语，所有语文老师都是用本地方言讲课，除个别非本地人，自带普通话腔外。以后刘老师还用普通话朗读过《祝福》、《海燕》等课文。重庆直辖后，为了展示开放包容的形象，全市广泛推广使用普通话，要求党政机关作表率，我成为积极的践行者。记得那年，在我的“游说、鼓动和软硬兼施”下，我那高高在上的领导终于同意在系统内的全市工作大会上使用普通话。当他别扭地用普通话完成工作报告后如释重负的模样我过目难忘，但从此揭开了系统内的全市大会一律使用普通话的篇章，以至于如今的领导在台上讲话都在努力地使用普通话。刘老师一定没有想到，她曾经的普通话朗读示范，几十年后还在产生积极的效应。
毕业离开五中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蒲老师、严老师、刘老师，四十多年来，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校庆，也疏于参加同学会，三个语文老师今安在？我不得而知。不过，他们敬业、爱学生、润物无声的高尚师德，已成为我的榜样，引导着我的人生，我也在像他们一样去对待自己所面临的责任。
201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