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回国，选择在香港入境。香港已经回归。所以严格地讲，踏上香港已经是回到了中国。然而在香港时心理上并没有完全回到“国内”的感觉。一是因为香港比较西化。另一个原因则是在香港与大陆之间有一个一般国与国之间才有的“海关”。
在香港我们住在朋友劳伦斯的家里。劳伦斯九七前移民澳洲，现在妻子儿女仍在布里斯本，自己则因工作需要又回到了香港。劳伦斯接我们出机场，乘轻轨列车然后“的士”，绕了一大圈-为的是让我们看看香港的夜景。
夜香港是一遍灯的海洋，真不愧是东方明珠！各种霓虹灯，广告灯交相辉映。更有甚者，有的商业大厦将整栋楼的一面墙全部用灯覆盖-如同瀑布一般。
在居民区，每一栋楼便是一个立体的灯的矩阵，这些高低错落申向天空的的矩阵连成一片，最后汇入那灿烂的海洋。我在想，这些矩阵里的每一个亮点就是一户人家，里面至少一个人。所有这些人就像分子一样在空间有序地排列着，联结他们的便是钢筋水泥。我想起了母亲来澳洲探亲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儿一条街的人加起来也不及我们那儿一栋楼里的人多。”
下了“的士”，穿过一个小巷，经过若干堆放着杂物的店铺和餐馆的后门。每一个后门则散发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气味，有不太好闻陈腐气息，也有诱人的食物飘香。拐了几个弯，便来到劳伦斯住的楼。香港的住房很贵，劳伦斯租的是很紧凑的“两室一厅”并且是在第二十一层。
楼下有铁门封锁。进楼时得先用磁卡钥匙开门。门内右侧有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值班的中年人，密切注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和几部电视监视器上不断切换的画面。与铁门正对着的是一字排开的三部电梯。电梯很小，我们四个人加上行李便将电梯挤的严严实实。出得电梯便是拐着弯的过道。过道本来就很窄，加上零星摆放的杂物还有不知谁家烧的香，行李箱只能竖起来拖在身后。
劳伦斯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他的家门。和所有其它家一样，门前又是一道很重的铁栅门。铁门拉开时发出“咣当当”的响声，使人觉得屋里要走出一位系着围巾的江姐(注)来。进得屋内，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窗户。有一种透不气来的感觉。窗外对面不远是同样高的楼上的同样的窗户。顺着楼往下看，好一会视线才达到地面，脑子里便胡乱地闪现出跳楼，警车之类的电影镜头。
据劳伦斯讲，这是香港很有代表性的住房。他向我们叙说着他租的这房如何方便，价钱如何合理等等……仿佛他在布里斯本THE AVENUE街那宽大豪华的住宅并不存在。
第二天劳伦斯以主人的身份带我们出去转一转。 先乘地铁。地铁站有好几层，南来北往的车互不干扰。正是上班高峰期，人流磨肩擦踵，却井然有序。人们急匆匆地赶着自己的路，并不理会周围的一切。有趣的是上扶手电梯时，大家全都靠右边站成一排，左边则留下一条空的长廊，以便有急事的人跑步上去。地铁的车很多，每隔几分钟就来一趟。
香港的地铁站大概就这样每天将不计其数的人吞进去，吐出来，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也有奇怪的事：诺大的车站那么多的人，上上下下竟然没有一个厕所。幸亏劳伦斯随身带了车站的钥匙(他在铁路上工作)，带我们进入一处“闲人免进”之处，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要去的地方之一是望角的自由市场。香港是个不夜城。正因为人们晚上活动多，上午则显得冷清。自由市场大约到中午才完全开放。在这之前每个摊位的主人要花一两个小时搭棚摆货。只见人们熟练地将铁棍插入地上预制的孔里，铁棍一根一根的接长，互相联结，盖上帆布最后形成一面很高的墙，墙的上方则弯过来，象半个帐篷一样，将一个个摊位分开。要卖的东西该挂的挂，该放的放。晚上用的聚光灯，电源也都一一到位。待到自由市场完全开放，已是正午时分。我们从头到尾走了一遍，它与我们去过的其它自由市场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香港“吃”很方便，各种档次的餐馆到处都有，小吃满街都是。劳伦斯说他从来不做饭，全是在街上吃。因为吃的人多，食品的价格也就不贵。于是吃的人更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结果是大家都方便。不象在澳洲，人们去餐馆有回数。去了则坐的笔直，放好餐巾，左叉右刀，等半个小时食物方才开始不慌不忙一道一道地上来。去中餐馆“饮茶”则要排大队。早上要想卖早点，好像除了麦当劳还真没地方去。
劳伦斯说香港受亚洲金融危及的影响经济不景气。一些商店不得不关门。据说开年后还有一大批商店要关。在一家大的购物中心，笔者在等去洗手间的妻子女儿时看到了这样一副景象：
这是一间装饰考究，规模不小的眼镜店。店内有四五个中年男子，全都是黑西装，头发疏的油亮。他们或站，或靠，或趴在柜台上，眼睛全都盯着门口，象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在我等待的七八分中内竟然没有一个顾客进入该店。再看看周围其它的店，也都是人烟稀少。
我不敢断定这就是经济危机的表现。但我在想，这几个中年男子的工资怎么发？他们的饭碗明天还会在吗？
香港，你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一天的时间实在是无法将你仔细打量。可我们早已归心似箭，下次再来吧。
注：“江姐”-著名革命女英雄，在重庆坐国民党的牢，后被杀害。
————————
本文2000年曾发表于《人民日报网友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