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香港已经回归，可在香港，我们并没有回到中国的感觉。下午，我们拖着行李乘火车来到罗湖桥 — 中港边境，准备完成“回国”的最后一道手续，通过海关进入阔别十二年的……“国内”。
填表，排队，等啊等，终于来到穿黑色制服的香港海关人员跟前。海关人员面无表情，不紧不满，秉公办事。出了香港的海关，继续拖起行李走很长一段路，来到由穿绿色军服人员把守的中国海关。又是填表排队。
就在我们筋疲力尽快要到达中国海关的时候，不知从哪“杀”出几个彪形大汉，身着红制服红帽子，还有一个推车，就是星级宾馆用来推行李的那种。
“来，来，来，过关！过关！”，一大汉高声喊道。
未等我们反应过来，行李早已被搬上了推车。祖国真好！我和妻子都松了一口气。
慢，在国外我们没少听说国内这些年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家人在电话里也一再叮嘱：回国后要揣好钱包，谨防受骗上当，不要暴露你们是国外回来的云云。我们的警惕性哪儿去了？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呢？他们不都身着制服吗？还是问一问吧。
“你……们……收多少钱？”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深怕被人笑话。
“呵，一百块！港币人民币都可以。” 果然不含糊。
一百……，我立刻开始将行李往下搬。一百虽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我更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将行李骗走。“你还楞什么？我们自己搬，这不是已经到了吗？”我对妻子说。女儿站在旁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海关就在二十米之内，只是上一层楼而已。我们拖起行李，只听大汉们仍在后面喊：“八十，行不行？八十！六十，六十，四……”
至今我也没弄清这些人属于哪个“部队”，为何可以在两个海关之间的真空地带活动？
继续排队过关。得，多亏前面大牌子提醒：填写申报单。于是找来空白申报单，抓紧时间填：酒2000(毫升)，香烟400(支)……
终于排到跟前，验明正身，回答几个简单问题，护照盖章。最后一道手续是过X光，所有大箱小包得通过X光机。从机子的另一端取出行李，正欲继续赶路，只听从右前方弧形柜台内传来不高不低却异常严厉的声音：
“你，到这边来！”
我一看是一位威严的军官，可能不到30岁。军官的目光咄咄逼人，我赶紧上前一步，把仍捏在手上的申报单递上去。
军官拿过申报单看了一眼问，“这是什么？”
“申报单。你看，这是酒，这是香烟……”我指着英文的申报单解释道。
“怎么这么多香烟？”军官开始提高嗓门。
“这……我是按领事馆规定，两个大人共400只”
“行了行了！把摄像机拿出来！”哟，我忘了他们有X光，早已知道我包里有什么。
我赶紧打开摄影器材包：摄像机，照相机，长焦镜头，备用胶卷……
“这些为什么不申报？”军官犀利的目光直射我的眼睛。
“这是我自己用的，那烟酒是给别人的，我以为……”我的声音也开始有所提高。妻子用胳膊桶了桶我，示意不要得罪这人。
“重新填申报单，摄像机照相机厂牌型号都得写上。中文会不会写？”军官将先前的申报单撕成两半扔进垃圾箱，转身进屋又找来一份，这回是中文的。
按他的要求填好新的申报单递上去，直担心他还有别的招。
“带钱了没有？！”果不出所料。
“没有，没有。”妻子抢先答道。
军官用他那特有的目光将我们又打量了一遍，然后说“如果有钱，你们自己负责！走吧走吧！”
我不知这话的确切含义。无论如何，走为上策。我们拖起大箱小包走出了海关。
外面是蓝天白云，令人舒畅了不少。虽然人声嘈杂，熙熙攘攘，却多少有些鱼儿回到了水里的感觉。很快我们找到了来接我们的大姐。
多年不见，大姐好像变化不大。还没等我说出早已想好的问候话，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一回头，另一只手已经手心向上平端着伸到了我的面前。原来是要饭的！我有些恼火。不是我没有同情心，可你凭什么抓我的胳膊？而且是在亲人相见的时候。我一手甩开了要饭的。那要饭的也不示弱，竟用脚踩住皮箱上落下来的带子不让走。我用力拖皮箱，那带子被从要饭的脚下拽出来，在地上带起一股尘土。在澳洲出生的女儿，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坏了，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并试图保护皮箱。
大姐似乎也没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迟疑片刻赶紧对我们说：快走快走，回家再说。
于是我们二话不说，拎起行李就走。就在这时，两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分别从左边和右边将我们包围，造成无法突围的形势。她们上来就枪我们的行李。转眼间，每件行李的提手上都有四只手，僵持不下。她们操着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根本听不懂。
大姐毕竟是“地头蛇”，和那两个妇女说了些什么，转而对我们说：让他们拿吧。去对面的出租车站还有点距离，而且要过天桥。她们两人才收十块钱人民币。
大姐发话，我们将信将疑地将两个最大行李交给了她们。只见她们力大无比，拎起行李便飞步奔向天桥。竟然将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祖国，我回来了！”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没有忘记在心里这样想。
后记：
两年后，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因收受贿赂９００万元，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时辛亏没告诉他们有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