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桌子对面，如果不扭开头，那么眼睛正好和我对视。我不想扭头，所以守株待兔，每次都互相微笑一下。
国际学生迎新会，人很多，十张加长餐桌都坐满了，烛光很弱，我只能看清她的脸，化了冷色的浓妆。东欧长相，但头发却是乌黑带卷的，很小很小的卷。很漂亮，9分。
你是哪里来的？我先问她。Georgia, 她回答道。我懵了，那是啥地方啊，左治亚，乔治亚？。。。她看我接不下去话，哈哈地笑，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着画地图。笑着，说着，我终于猜出来了，那是格鲁吉亚。不知道最初为什么要把Georgia翻译成格鲁吉亚，太任性了。她继续介绍着她的国家，我突然听到她说首都是第比利斯，我立马接话: 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地下印刷所，很有名的。 她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尖叫: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们中学课文里有介绍，我知道第比利斯，却不知道它是格鲁吉亚的首都。我想，比我年纪轻的中国留学生，应该没有人会知道这么个地下印刷所的。她突然对我有了好感，欢快地和我聊着，偶尔干一下杯。后来还发现我们居然是同班同学，都在国贸硕士班。初到挪威的无聊和抑郁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一起去学校，一起放学回宿舍，做作业也结成一组。她会说一些她男朋友的事，我也以相同的频率说一些李熙琳的事，好奇怪的默契，没觉得是刻意。
另一个中国学生问我，你是不是看上她了？我说，她很讨人喜欢，只不过我流露了这种喜欢。
去超市买东西遇到她，我叫她多买些，因为我可以帮她提回去。她很惊讶，你们中国男人都这样吗？在格鲁吉亚，家里所有的重活脏活都是女的承担，男的负责打仗和喝酒。说着说着就开始数落男朋友的种种不是，但在他们的文化里，她只有服从。话说多了，她又突然停住，我拍拍她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的肩很窄，人也不高，一米五五的样子，右肩离我的左咯吱窝还有很大一段空档，一头卷发蹭到左脸颊，软软的。
她问，为什么你的脸那么烫啊。我说，因为我肤色深，吸收辐射比你效率高。她咯咯咯傻笑着，我也附合着。
四楼到了，电梯门开，她走出电梯，又猛地跑回来，亲了我一下。如果她亲我的侧脸，那么我可以同时在她的脸上象征性地弄出个亲的声音，那是礼节。可她，偏偏亲了我的嘴。“Good Night. ” “Good Night.” 电梯门合上，我回到七楼我的宿舍。
硕士课程不是很难，至少我没有上过晚自习，大多的时间都在钓鱼，打桌球，或是教她做菜。她之前就有个MBA，所以读得更加轻松。经常看她去健身房，我也顺便爱上了健身。渐渐地，她不怎么提她的男朋友了，好像我们的共同话题要有意思得多。
圣诞假期后的一天，她没有打电话，突然跑到我宿舍。还是那么干脆的样子:“Hui, I’m pregnant.” 语速很快，根本听不出是怕是怨还是喜。我期待她能流露出一点暗示，但是没有。两秒可怕的沉默。我不可能再僵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说” Really” ，她也应该听不出really后面是感叹号还是问号。她回答道” Definitely”，然后给我看了检测条，两条红杠，像个中队长的标志。一个单词，还是听不出她的想法，不能再拖延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就在挪威生吧，我查一下留学生的医保有没有包括这一项。
金辉: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必须完成这个学位！我可不想像我妈那样一辈子待在家里。” 我想起她说过，在她们那里，女的一旦生了孩子，就必须停止工作，到老都守在家里干活，更别说留学读书了。
“那。。。怎么办，堕胎？”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用了这么一个词，我本该说停止妊娠，至少听起来不那么锐利。
果然，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是的，只有这样了。但是，我男朋友知道的话会杀了我。他一直希望我辍学生孩子，我们那里生孩子都很早。所以，这件事，请你帮我。”
“没问题！但是，你要我帮什么呢？”
“陪我去医院！我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是街上的问题女孩。”
“要我假装是肚子里小孩的父亲？？？？”
“是的，可以吗。求求你了。”
“可以。”
她一下子蹦起来，亲了我一下，”你真好，我知道你会帮我的，谢谢你”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都旷课了。
诊所 宿舍两头跑，我发现她时不时在偷看我，幸福地傻笑。我呢，只要不上课，做任何事都是享受。
手术那天，我们都带了墨镜，低着头，冲过一双双分发传单的手，那是教会的义工在产科诊所门口反对堕胎。
她进了手术室，我不敢出去，坐在诊所等了四个小时。她出来，一声不吭。我们又坐了很久，直到门口教会的人散去，才叫了出租回学校。
原来她的文化里也有术后进补的说法，她指着厨房里一袋袋黄豆鸡豆黑豆，自豪地说她会天天炖一锅好吃的。为了感谢我的帮助，我可以天天去吃。
我没有告诉她在我的文化里，吃那么多豆，最后都会变成屁。我只是说，你天天吃豆汤，想换口味，可以到我宿舍盛一碗我做的菜。
“真的吗？你是个天使！我现在去看看你那里有什么吃的。” —- 她的回复总是比我的邀请更爽快，使我不得不为自己的承诺而立即行动。
我添置了调料餐具，充实了冰箱，一下课就跑回宿舍开始做菜。合租的，是个已婚的印尼男生，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定时趴在地上祷告。我从合住的第一天起就没让猪肉进屋，他甚是感激。我们聊得很多，都知道各自家里的情况。我不敢告诉他，我邀请女生来吃饭是因为她刚堕了胎，他每次见她来蹭饭，就会躲回卧室，意思是专门把客厅留给我们。于是，常常会出现这样一幕: 我们一声不吭狼吞虎咽地吃饭，他在里屋呜喱呜喱地祷告，我们吃完离开，他就结束祷告出来。我也会做很多菜，让他也能吃上些。
终于有一天，他问我，在中国可以娶两个老婆吗？我说不可以。他没有再问下去，饭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好。渐渐地，他也会在她来蹭饭的时候走出里屋打个招呼。
还好，这样的状态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她就从手术的疲倦中彻底恢复了。
转眼又到假期，是的，我的留学记忆里只有做菜和假期，没有考试。她家经济不好，她想把机票钱省下来。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宿舍楼和学校将会非常冷清。她羡慕地对我说，好希望她的祖国可以像中国那么有钱，可以没有武装冲突。好希望我假期不要走。
我不敢承诺任何字，因为我必须回国。
我说这样吧，我把我房间的灯开着，开一个假期。我在窗帘上写上你的名字，灯光打在窗帘上，像放幻灯一样。你从学校回宿舍，一路都可以看到它，看到它，就会想起我。
她眼睛红了，说，”不用，我男朋友会天天给我打电话的。”
去机场前，我用颜料在窗帘上满屏地刷了四个字母: KIWI 然后用三个台灯对准窗帘向外照射。我知道，效果不错。到了晚上，这将是整幢楼唯一亮着的窗户，确切地说，像个广告灯箱。
KIWI, 那是我给她起的绰号，因为她的卷发像个毛茸茸的猕猴桃。
荒唐的事总会有回报。假期结束回到挪威，等待我的是一张六千元的罚单。
她告诉我，假期里她男朋友飞来看她了，还好奇地问，是哪个神经病24小时不关灯，在窗帘上写个莫名其妙的符号。
她咯咯咯地笑，说会永远记得那个亮灯的窗户。我们一起喝掉了半瓶Vodka, 下酒菜就是一盘猕猴桃。
喝得醉醺醺，我说，我的学业只能中断了。我老婆在澳大利亚读博士，需要钱付学费，我必须去澳洲工作。我回来，是办手续，后天就走。
我的语气和她一样干脆，可是眼泪却哗地一下流下来。没有酒，我或许还能忍住。
她也哭了，搂着我的脖子，反复说，不要哭，不要哭，向前看，不要哭。。。
我点点头，停不下来，还是哭。后来就睡着了。
在挪威的最后一天，我躺在一家纹身店。牙医钻头一样的装置在我的胸口刺下了四个字母: KIWI
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一月，那一年，我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