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黑开七十公里车去走三十公里山路，一到五挣扎着起床上班，盼望着周末早起去驴行。见到了别忘了招呼一声：“那么巧，你也是精神病啊。”
车坐满了，不说话。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刚离开不久的被窝和枕头。而我，在想我远在成都的Phoebe。
Phoebe已经能摇摇晃晃的走路了，我没法陪伴见证，只能从电话和照片里依稀拼凑出成长的细节。在她的脑子里，外公外婆和照顾她的表姐都是妈妈，只要喊“妈妈”，就会引起关注，需要就会得到满足。我会担心年底我们见面的那个时刻，怕她见到我们时会感到陌生，而那丝陌生的眼神会让我们内疚，然后顺理成章地把内疚化为日后的溺爱，Yvette就是这样的例子。Yvette就这点不像我，我是宠不坏的，我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变坏的。
三十公里的山路长不长？不长，让任何人都有勇气认为这像蹦极一样，眼睛一闭就可以挺过去； 长，一旦开始开始爬坡，就像个卡住的CD:“到了没有，爬不动了，到了没有，爬不动了……”，萍萍边迈步边嘟哝，我们也同样回敬：“快到了，快到了……”哄女孩子很容易，不需要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说服她们。她们只想知道在孤独和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身边的人没有走远，而她们的每一个疑惑都会得到对错并不重要的回应。
这听起来像个情场高手的布道，然而凭心而论，我是不懂女孩子的，我的大脑比生殖器发育得晚。到了初中也只和男生玩在一起。和女生有近距离接触还只是高中以后的事情。
高二开学不久，班里转来一个清纯的女生，长太高，只能坐最后一个加座，正好在我背后。
从此前面黑板上的内容变得无关紧要，我只在乎自己的背影是否端正，衣领是否平整。她内向，加上是插班生，所以只有机会和前排的我说话。久而久之，我俨然成了她眼里的万宝全书，我也期待她的每一个问题，甚至会为可能出现的提问准备答案。
白天见还不过瘾，我想晚上也能见到她。终于机会来了，我报名参加了夜校的英语补习班。花了家里不少钱，只为了骑车去补习班的时候能从她家楼下经过。她住六楼，一听到我在楼下的口哨声，就会从阳台探出脑袋，扔下一个零食。偶尔也会扔下一张自制的卡片，让我在只言片语中琢磨一晚上，然后总能推断出她从未表达过的对我的好感。
有次放学后，我骗她说我发现一条回家的新路，然后带着她在小弄堂里绕来绕去，逛着逛着，天就黑了。她一转身，凑近，面对着我，迅速取下我的眼镜，静静地注视着我，我心怦怦乱跳，把口香糖悄悄地挪到第二臼齿背后，心里默默地背诵着师兄教导的接吻要领……神圣的时刻快来吧！！！ 突然，她的发问把我的幻想击碎：“怎么还没到家？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限你五分钟把我带回家，否则眼镜就不还给你。” 我说，“啊！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说着说着，而立之年真的就到了。
年少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在这山里，近乎疯狂地翻越一个个山坡。我勇敢，因为我怕了，每一分钟青春都会离我远一米。
温队长和别克一路小跑着去和大部队会合。我，五七，萍萍 也加快了步伐。我们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小时，英华率领的后勤队已经在集合点开饭了。十，九，八，七……慢慢接近终点，小红手提一瓶果汁，端着大碗，脸笑得比碗还圆。我冲上前去，如果没有臭汗的话，一定会热烈地拥抱一下，结果却只是接过了碗，一饮而尽。又一碗，又一饮而经尽。小红，俨然是个穿着迷彩服的天使，在给我们补充了水分后，还开车把我们送到大部队的聚餐点。
桌椅早已摊开，有蔬菜，有肉食，有水果，有坚果，没有团长。团长一家迟到了，但一出现还是让焦急等待的我们欣喜若狂。车门打开，打扮时尚的一家人约好了似的，一个，一个，一个，步下车来，没有红毯，却丝毫不影响明星的气场。好景只维持了两分钟，所有人都列队屁颠屁颠地跟着温队长开始下午的14公里山路。
一开始就是个连续的上坡，Alice的身体明显不适，于是团长，别克，小红中途折返，护送她下山。我暗暗庆幸没有把李熙琳带出来，否则第一个喊吃不消的没准是她。我问自己，如果李熙琳真的来了，又真的喊吃不消了，我还会不会像大学时那样毫无怨言的英雄救美呢？
大学时的李熙琳是个木讷的理科生。我先认识她的朋友，继而认识了她。吸引我的是她漂亮的外表，和包在FUN牌牛仔裤里匀称的身材。她上课的时候我偷偷从教室门玻璃外注视她，和所有理科女生一样，如果不是上前抽一巴掌，她们是不会觉察到周围虎视眈眈的色狼的。就这样观察了好久，又纯友谊地和她及她的朋友们交往了好久，我按耐不住了。
没有选择，在四川上学的我，要不把四年交给宿舍里的其他臭男生，要不就埋头苦读，准备考研考博。而我，却有幸选择了谈一场恋爱。
于是在一个夜里，熄灯后，点上蜡烛，喝了半瓶酒，写出了一封让琼瑶都觉得肉麻，让徐志摩都会觉得浪漫的情书。找了个机会， 交到李熙琳的手上。她打开，当着我的面念完，就像读教科书一样，学到了知识，接收到了信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引以为豪的第一封情书就这样被一个豪无情商的猪头给糟蹋了。
我寂寞，我狡猾，而她，却不懂如何设防，也没把家长的劝告当回事儿。我知道，对于我们的交往，她父母多少有点失望的。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这边更是出过外交官和诺贝尔奖的评委。他们希望李熙琳能专注学业，毕业就去美国留学，续写家族的荣耀。没想到中途杀出个穷小子，而且是上海人。那时，“上海人”在其他省份人的心目中，是个贬大于褒的词汇。可父母的暗示与劝阻对于一个恋爱中的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是没有丝毫威力的。眼见大势已去，他们也只好哭着送女儿踏上去上海工作的列车。年少轻狂的我，哪里能体谅她家人的痛楚。心中满怀的是展翅飞翔前的兴奋。
于是我们真的飞了，而且飞得很远，飞到瑞典，飞到挪威。飞到了澳大利亚。我们是一颗不愿落地的蒲公英的种子，风起的时候，就快乐地起舞。父母总是在思念，这种思念一旦说出口， 总是变成了问寒问暖和深深的祝福。我们奢侈地把祝福又化为一阵风，潇洒地乘着它向更远的地方飘去。
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风停了。原来，我们累了。
上帝给了我们Yvette和Phoebe， 同时带走了李熙琳的年轻和漂亮的身材。我不能想象当年那个校花会穿梭于打折商品间，会用手洗去小孩裤子上的大便，会比她母亲更唠叨地嘱咐Yvette要注意这注意那…… 当年的那条FUN牌牛仔裤恐怕只能当做一副袖套了吧。
青春，就像是芥末，当你刚感觉到它强烈的味道时，它却消失了。
也许要抓住青春尾巴的还不只我一个吧。这山路上的每一个都是。大部队装备千奇百怪，唯有心愿一致，那就是要在天黑前回到营地。随着体力的消耗，渐渐地，队伍被拉长，仿佛以家庭为单位，分成了好几段。走在前头的不忘给给落后的留下箭头，落后的也并不领情地继续落后，拍照，采山里的野果。我也借机往返于几个段落之间和不同的人聊天，段落间距离近得不至于迷路，又远得恰恰能保证交谈的隐私。
赵予滋和我谈起去上海或是北京发展的话题，我乘机大肆宣扬了上海一番。很自然地，非常低调地得出上海男人最棒的结论。兰宁不忘加一句，上海女人也非常了不起，群里的上海女人就都很优秀。
我总是以同辈人的身份打量评判周围的上海女人，却奇怪地忽略我母亲也是个上海女人。
母亲出生在江苏金坛，文革中家产被洗劫一空，投靠姐姐，寄人篱下。为了减少家庭的负担，早早地嫁给了上海的本地人，我的父亲。──如果我在场，我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我的父亲家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却也不见有多发达。连续几代，都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父亲爱摆弄乐器，爱写写文章，也许那从未见开过的书柜里正锁着把母亲追到手的情书吧。
嫁到金家，母亲就开始了至今都未结束的劳碌。我奶奶不是很帮忙，父亲又不能干，所以家庭的重担就压在了她身上。不幸的是，她生了两个AB型血的儿子，我们古怪的性格和招惹是非的天性，硬生生地和母亲的坚忍抗衡。但是，她赢了，终于把我，和长我六岁的哥哥养大，送进大学；她输了， 没有机会和钱给自己买一个首饰和化妆品，从五十岁起就已满头白发。
我记得第一次见母亲哭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那时我考同济建筑系差五分，如果出钱可以转为自费生。但是每年五千对我家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而以我母亲的性格也绝不会向人借钱。所以她只能看着我离开上海去内地读书，她哭着说她没办法…… 我没有安慰她，因为我暗自高兴，我可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没有安慰她，但那一幕却一直无法消除，时不时地点一下痛处，告诉我世界上并没有女强人，只有不懂事的男人。
来到澳洲，我把父母接来探亲，同时帮忙照顾Yvette,我多希望时间定格，让母亲永远留在身边，亲享受晚年的生活啊。但是三年前的一通电话却把母亲急急地召回，哥哥查出患有白血病！化疗期间，母亲起早摸黑地买菜做饭陪护，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从没抱怨，一边鼓励哥哥要坚强，一边在电话里流露出不能帮我带Yvette的内疚。四十岁的我终于知道会安慰母亲了，让她凡事都要积极，凡受洗信耶稣的，上帝必赐平安。
母亲是个上海女人，但她的这些付出却是任何地方的母亲都会做到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是什么样的环境逼迫出什么样的性格。好比把一只懒猫投入我们驴队，不出一个月，也会练就成疾走的好手。这样说，并不夸张。大部队所有人员，包括第一次参加的新人，都在预计时间内走出林子，到达营地。而后兵分两路，一路回家，一路继续探洞之旅。
回家的车上，李熙琳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走那么远。
我没有直接回答，但我知道，徒步就好比人生，起初的时候我们兴奋地像学步的婴儿，步履稳健后想探索全新的山路，不知不觉走累了，有点力不从心，想歇一下了，然后开始步履蹒跚，边走边思索当初选择的路是不是适合自己。等知道答案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徒步越过一个个山丘，而回头却看到一个个我生命中的女人，来世，我还要做一个男的。这样我就可以做你的父亲，做你的男朋友，做你的儿子，做你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