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兰州

小时和在兰州工作的父母相处时间很少，有限的记忆却像是刻在了心里一样，而且被岁月冲刷得日渐清晰。相处过的人们，经历了的事情，过去不懂的，现在有些恍然悟了；过去没理会的，现在触动了心灵。那些音容笑貌，虽是遥远，却如昨天。

我是三个月大就留在了北京让姥姥抚养的，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末期。父亲那时在兰州军区任职，收入颇高，为我用二百元同乡下的外戚舅舅换买了二百个鸡蛋。

姥姥讲，我是用动物饼干加鸡蛋黄牛奶搅拌成的糊糊喂大的。长大后我对蛋黄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深恶痛绝。第一次母亲给买了冰淇淋，黄橙橙的堆在高脚玻璃杯中，刚过五岁的我一心认定那是鸡蛋黄做成的，断然不肯尝一口。母亲性情激烈，强制含着泪水的我用小勺勉强挖了一丁点放在舌尖上，那清凉奶香随霎时冒出的口水直流入嗓子眼，我被这突然的甜蜜惊愕了，不住地添吮着上颌，困惑的泪珠扑拉扑拉掉下来，“别吃了，别吃了。”母亲不耐烦的说。我用两只小手紧紧握住玻璃杯高脚，被错综复杂的情感闹得头脑一片空白，说不出话来，后来回忆起来就是：“敢向毛主席保证，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这个经历成了我兰州生活的最早也是最深的记忆。

父亲所在的野战工兵团营居于一座山上，一部分家属住在山下市区街的大院里，我一生忘不了的“百刀路”（柏道路），其实是家属院所在街名，却成了我记忆中对兰州的代称。

记得那条街很长，家属大院在街边广场旁。进广场迎面是个剧院，经常上演秦腔和豫剧。出广场右拐是个酿皮子和凉面馆，左斜对面是羊肉泡馍馆。广场有个电影院和水果蔬菜店，左拐一直下去就会到柏道路的百货大楼，这些地方都曾经踩满了我的小脚印的。

在北京时学龄前的我似乎总是小影子似的跟着姥姥串亲戚，访姐妹，溜达大街商店，到了兰州便三毛流浪般的体验生活了。

母亲在五金商行做出纳，我初到的前几天被锁在房里，她清早上班，中午回来做饭午觉，下午又走。记不得在房间里我都做些什么了，许是生性安静，要么就是孩儿的随遇而安，居然没感到寂寞过，唯一的不便就是公厕在院里，只能用屋中便盆。母亲回来脸色会很不悦，我只得战战兢兢的自己清倒便盆，因此决定：每早母亲起床时我便爬起穿衣出门，避免被困屋中。

欢喜了室外的空间，苦了肚子空间，上午要忍受三个多小时的饥渴。大院外有个水管子，凭水票按时供水，经常是下午大家提桶排队。柏道路街边有卖甜水摊，玻璃片盖着玻璃杯里极诱惑的各种红黄绿橙色水，定是糖精和食物染料混合液。看着小女孩徘徊不停盯着水杯，卖水的老人忍不下心，送给我喝过一次，甘甜清爽，但要二分一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了钱的重要。

孩子的适应力太强了，没几天我就熟悉习惯了新的环境。

新朋友

家属院大门两侧各一户人家，大院很长，两边排屋，均为两房内连接成的户型，每边大概有六七户。往院深处走到头是另外一个见方院落，有男女公厕，污水井，只有两套连着的住宅，我家住其中一套，没有厨房卫生间的三居室。隔开大小院的是两层的墙院楼，楼上下住着八户人家。

墙院楼下住着家四川人，两口生有五朵金花，最小的女儿名叫“军娃”，妈妈怀她时就起好的名字。军娃很有男孩的顽皮，比我略小，一头短发，欺生，居然嘲笑我的京腔，倒是她四姐桂荣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桂荣大我两岁，还没开始上学但已很成熟，她听说我前几天一直被锁在屋里，脸上露出很怜悯的神情。

“你饿不饿？”她问我，我点点头，

“额家有馍和辣子，你吃哈（吃一下）。”桂荣说着“兰州话”，教我用馍沾辣子吃，辣子是用烧得滚烫的油浇在混有少许细盐的辣椒面里做成的，馍是兰州特有的发面饼，呛面，一咬一掉渣，二者搭配香醇咸辣，我俩猛劲儿吃着，那天玩到晚上我都不饿。但军娃看我的表情有点怪。后来辣子随便吃，馍有限量了。我猜想，军娃是向她妈告了状的。

军娃妈是家属院的活跃分子，组织人们吃忆苦饭，野菜玉米面粥，我倒觉得很好吃。四川人一家与众不同，每天认真严肃地将红宝书贴在胸口冲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我和桂荣常跑到街上玩，坐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耍拐，四个羊腿关节的方骨，涂上颜色，扔沙包抓拐。沙包是用四片方布连缝起来，讲究些的用六块甚至八块不同颜色的花布，里面放沙土，但沙土会从缝隙中渗出来。我建议做一个放黄豆的，做好的黄豆包扔起来哗啦啦的真好玩儿，但桂荣告诉我她晚汇报时向毛主席做了检讨，因为她妈妈知道她拿家里黄豆的事，我感觉又是军娃告的状，她总是暗中跟踪我们，而且时刻向上汇报，我的感觉很快被证实了。

一天下午玩了会儿羊拐，“你吃过冰淇淋吗？”我问桂荣，

“冰的，很冻的吗？” 桂荣不解地问，

“特好吃特好吃”， 我不知该怎么形容好，“在百货大楼，你跟我去看吧。”

“好远哦”，桂荣远犹豫不决，军娃在一边警觉地望着我们。想着那令人满口冒水的清凉香甜，我拉扯着桂荣，“走吧，走吧，不远。”

拗不过我，她只好被我牵拉着朝街左边走下去。

大概十多分钟路程，记得是个很大的四层高楼，人们从大楼两侧楼梯上下。到了楼梯里我先跑了上去，回头看着几个台阶下的桂荣，她顺手将黄豆包向我扔来，我灵敏的接住，放在脚下，单腿跳着把包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带了下来，这让我俩又发明了一个游戏，往上掷包，再阶阶踢下，不能双脚同时落地，包不能连续滚落两个以上台阶，否则为输。兴高采烈的玩扔踢包竟忘了看冰淇淋。玩了有好一阵子，军娃和带着一脸愠色的母亲忽然出现了，我顿时不知所措很紧张。

“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 桂荣急忙迎上前，一脸的恳切对母亲说。

“回家吃饭！”母亲直瞪着我，口气恼怒。

台阶上的军娃面有得色……

我回家吃了会儿饭，母亲怒色渐消，“以后不要出去乱跑”，她的声调平和了许多，给我讲了个故事，她单位同事的儿子去年不见了，前一段儿在两个大楼夹缝中发现了他已风干的尸体。（不知是真是假），大家估计他是失脚掉下去的，现想起来谋杀的可能性也有吧。

“大人都以为他跟红卫兵串联去了，就没找。楼里住的人也想起听到过咚咚的砸墙声”，母亲像是自言自语。

桂荣来了，说她妈妈让我去一下。母亲起身收拾碗筷，我随桂荣来到她家。桂荣的大姐早去了兵团，二姐是红卫兵，学校骨干，常不在家。军娃和三姐坐在里屋用土砖垒的大炕上，正对着中间隔门的墙上悬挂着镶有毛主席半身像的大镜框，下面靠墙一张方桌，两旁放椅子，军娃妈端正地坐着，见我们进门示意我俩并排坐在军娃和三姐旁边。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开始汇报今天一天的私情（事情）”，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军娃妈郑重地站起，面对主席像说完后退到一边。

军娃第一个站在主席像前，几乎是眉飞色舞地给毛主席讲述她如何带着阿姨四处找寻跑丢了的姐姐们，说时不停地斜瞟着我。疯玩跳了一下午又刚吃了晚饭，我很困乏，注意力难集中，桂荣起身换下军娃，深刻自我批评她不应该让妈妈和阿姨着急，接下来是三姐，我已经困得犯迷糊，竟没听到她的汇报内容。

“该你‘往回跑了’（晚汇报了）”，突然一个大声，是军娃妈，

我赶紧跳下大炕想出门，她拦住我说：“要‘往回跑’（晚汇报）”，我又往门口走。

“该你汇报了”，桂荣拉我站在慈祥的主席像前。

我这才从迷瞪中醒过来，踌躇了好一会儿不知从哪说起。

“以后不要走远，要斗私批修”，军娃妈提示着。

“我以后不走远，要，，，”，我紧跟着军娃妈的提示，但怎么才能”逗死皮球“呢？我不明白，忽然想起母亲才讲的故事，改口说：“我保证不跟红卫兵串联。”

带着祈求的眼神我看着军娃妈，她脸上掠过一丝不解，皱了下眉宣布：“解散，睡觉”。我松了口气回家了。躺在床上仍琢磨为什么要“逗死皮球”，又记起了在百货大楼见到母亲时的惶恐，和桂荣那恳求母亲的声音，让我瞬时感到有依仗的轻松感。耳边一遍遍回响着“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我踏实地睡了。

雙軍團長和馬路西

里院两套房子的对面是个煤厂，地势高出院子，墙下面堆成两米来高的土坡，院里的孩子们会上下蹦跳嬉闹玩耍很久。院中污水井冬天周边结冰，会蔓延开来，滑污水冰也成了孩子们无尽的快乐。

这天下午，一帮孩子又在土坡追打。

“嗨，京娃”，是一个比我大些的男孩在叫，我以为他喊”军娃“，但大家的目光都聚向我，男孩却冲向土坡上蹿下跳，

“他是双军团长”，桂荣看着男孩，笑着告诉我。

咔嚓，男孩在井边的冰上一个飞溜，狠狠的摔在地上，爬起来后又满不在乎的向土坡跑上去，噌的回身窜下来，就劲儿在冰上一个斜滑，看得我提心吊胆。

“京娃，你见过马路西吗？”双军团长终于消停下来，走到我面前，

“谁是京娃？”我撇着嘴看着他，“早见过了，桂荣和我一块儿去的”，我走到桂荣身边。

马路西是个摸样很可怕的苏联老女人，常在街上见到，微驼着背，身形消瘦，方巾对角折起包着头，肩上总扛着把大刷子，给人刷墙为生，拿到钱就买酒喝个大醉。鼻子很尖，脸颊凹陷。醉时经常用俄语大声叫骂，我感觉她很可能会抡大刷子打人，所以桂荣和我总是躲着她。

“马路西在外面等我呐”，双军团长一声长吼，孩子们跟着他吵吵嚷嚷出了大院，果然只见剧院前马路西大醉蜷缩在地上，侧卧着的脸可看到两个黑大的鼻孔朝天，呼哧呼哧睡得正香。

“马路西，大鼻子，爱吃中国的瓤皮子”，小孩子们围着她跳，用兰州方言叫唱。

一个孩子拿着根小树枝试图戳马路西的鼻孔，被双军团长一把夺下，然后，他居然一屁股坐在马路西旁边。

“双军帮马路西刷过墙呐。”桂荣说。

“他叫双军呀？”我惊讶地问。我还以为“双军团长”就像“双枪老太婆”，意思是很厉害的团长呢，看他悠然地挨靠着马路西，我觉得他比双枪老太婆更厉害。

白天，大些的孩子都上学，但我常见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来院子里倒污水或上厕所，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尽管我有意凑上前，她也从不看我一眼，看到她我会感到心里难过。曾见到过一个中年女人，脸部严峻，对她恶声训斥，是她的妈妈。有时见女孩脸部有青紫痕迹，据说就是被她妈妈打的。桂荣很小声的告诉我，她是“二倚子”（双性人），是双军的姐姐，我不懂什么是“二倚子”，就是“怪人”吧，我想。

双军仍是称我为“京娃”，其他孩子们也都跟从双军团长管我叫京娃，桂荣除外，还有另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哥哥，后来知道他叫毛峰，也从不叫我外号的，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格外喜欢他。

那是个周末，难得回来一次的父亲在家里刚坐下吃晚饭，来了个个头高高的老汉，颇客气，但言语带着生硬，跟父亲讲他家的鹅因吃了我家的夹竹桃中毒死了，我跟着父亲随老汉去外大院他家里看死鹅。老汉姓毛，维吾尔族，儿媳也是，两个孙子女，毛峰的妹妹叫毛旦，一家子人都是凹眼鼓鼻梁，白面皮高挑个。毛旦和我同岁却高出我半个头，梳着绕头顶的编发，后来我央求母亲也给我梳了那个发型，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不伦不类。那时我属“黄毛丫头”一类，面色透着营养不良，母亲言语中表露出我长的不如毛旦漂亮，让我自尊心大伤，很少和毛旦一起玩了，但常常去找毛峰，让他在冰上来回拉着我玩儿。

父亲回来的那个晚上大院气氛显得紧张，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黑夜里男人们穿着军大衣带着枪在房上站岗，提到什么“武斗”，记得小小的我断定武斗是和死鹅有关的。

和新伙伴们整日玩耍日子虽过得很开心，但四个多月过去后，初来时的新鲜感淡化，我开始想北京，想姥姥，想胡同里邻居小朋友们。在家里我会静得让母亲不安。一天她递给坐在小凳上一动不动近两个小时的我一个小皮球，“拍球”，她说，我面无表情接过，一下一下的拍着，“逗死皮球”，我边拍球边琢磨，不知拍了多久。“停下吧”，母亲有些恼怒地命令，她大概意识到自幼在姥姥关爱中长大的我，很难和她有母女的亲近，没多久我随前来探望的大舅返回了北京。

回京后才得知我已讲一口地道的兰州方言，常被邻居孩子调笑，但没几天一个很要好的伙伴告诉我，我说话没兰州味儿了。

孩子們都大了

接下来的几年，母亲常回京探亲，等我再去兰州时，小我六岁的弟弟已经五岁了。父亲仍常不在家，母亲照旧每天上班，整个暑假期间，我理所当然承担起了照料弟弟的责任。

十二岁的我已不象小丫头了，甩着两条长辩子，清脆的京腔让伙伴们羡慕，尤其双军，不再叫我“京娃”，乐呵呵的看着我，一起玩的时候说话口气沉稳。他个头高了许多，玩土坡时不再上下窜跳，常是帮我很尽心的照看着弟弟。仍然自命为“军团长”， 少了个“双” 字， 不知是不是暗示团长当完了当军长。

邻居换了一家，夫妻加两个女儿，小的叫萍萍，比我小两岁，对我很仰慕，特爱听我说北京的故事，听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凝聚不动，半张着嘴，大眼睛很久才眨一下，鼻涕总从一个鼻孔里慢慢垂下到一定长度，忽然被她闭口一个吸溜再缩回去，然后嘴巴又半张开，鼻涕慢慢垂下，不知要重复多少次。每次我都会紧张地盯着鼻涕估摸这次会不会掉下来，但她的吸溜掌控恰如其分，从未失控过。

桂荣一如既往给我吃馍沾辣子，她已俨然一个大姑娘，身形变化了很多，有一天说是很羡慕我可以随意蹦跳，她低头看着自己凸出的胸部，表情带着无奈。我觉得她很可怜，同时感到自己的乳房部位也好像不对劲，长了杏核般的硬块，一碰会痛，但蹦跳是不影响的。

军娃也很有些女孩子气了，我们会在一起玩，共看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书，里面的故事似乎和“聊斋”相似，看得我们晚上在院里玩捉迷藏时感到心惊胆颤，“军团长”会格外起劲的头顶个长毛掸子，发着怪声，在黑暗中窜来窜去，吓得女孩子们尖声怪叫。弟弟会跟着我躲藏或跑来跑去，常是大汗淋漓的回家睡觉。

弟弟比我更怕马路西，居然有一天马路西来我家了，是父亲让她来刷墙的。我俩好奇地远远站在房子另一边，看她胡乱抹了几下墙后，母亲递上一块“萨其马”，那是我和弟弟都要限量吃的糕点，马路西摆摆手，作出“喝”的样子，

“酒，酒”，她发音生硬地说。

“没有酒。”父亲微笑着。

“酒精？”马路西继续问。

“没有酒精。”父亲笑了，递给她钱，马路西接过来脸上泛出喜色，嘟嘟囔囔的扛着大刷子走了。我忽然觉得她并不那么可怕，

“肯定又去买酒了。”父亲叹了口气说。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让马路西来刷墙，现在想起来定是变相的施舍吧，那会儿的墙是不用刷的，如需维修，都由部队战士来完成。

我常去墙楼上住的双军家玩，那时很喜欢同男孩子一起玩拍三角，弹玻璃球，滚铁环，抽汉奸也是能手，只是苦于自己没有一个像样的“汉奸”，要用一块整木削出椭圆型，上平，下尖，也叫“皮猴儿”，尖头部位嵌上一粒钢滚珠，这样用鞭子抽起来才转得又快又稳。双军帮我削出一个来，我们上中下点了红蓝绿三个大点，转起来环绕成连线，很漂亮，抽起来格外带劲。一切就绪，只差滚珠，两天后双军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握着拳头让我猜，我心里有数就是不说，攥着他的手就掰，两人嘻嘻嘻哈哈闹腾了一阵子，他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手张开过，滚珠也不知去向。他情绪大跌，我也甚感失落，我俩一通四处寻找。

“我刚才放嘴里，一下咽下去了。”待在一旁的弟弟说话了，我心一阵紧抽，看着弟弟还没有什么异样，急忙去找桂荣妈，大院里的人们显得有些慌乱，已有人去给我母亲报信，另有几个阿姨关切地围着弟弟，不一会儿母亲回来，我很有些胆怯，以为她会向我暴怒，但母亲可能是顾不上吧，急慌慌的问谁家有韭菜，说是吃下去会把滚珠裹下来。有人拿来一些腌过的，弟弟很服从，吃了一些。母亲一晚上没有和我说话，内疚的我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认真看好弟弟。

双军的大姐仍是整日沉默，脸像僵住了似的从没变化，出来进去做家务，不清楚她有没有上过学。她妈妈脾气倒是好了很多，眼光也柔和了，有时还和我说几句话。母亲和她关系较密切，时常相互送些什么吃的。那时在北京从未做过家务事的我，居然能踏着板凳擀面条（个头不够高），但母亲抱怨面条不够筋斗，有一天让大姐来示范教我。大姐来了，依旧表情木然，默默地和面擀面，没和我说一句话，我一直在傍边用眼光追踪着她，但她像是有意回避。她做的面条的确很好吃。后来觉得，大姐手擀的兰州面条胜过所有吃过的面条。

樣板戲

桂荣妈仍然是大院各种活动组织发起人，她家不再早请示，晚汇报了。大院活动主要内容是表演样板戏。进大门右侧的一家，女人是邮递员，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细眉大眼，形体丰腴，常穿着一身绿制服，大胸脯绷得紧紧的，自己做了个红灯，学习李铁梅的唱腔，一遍遍练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那时天生一副好嗓音，手握长辫子一个亮相成铁梅，再转身变成小常宝加喜儿，松开辫子就能跳激情的白毛女，头发往上一盘，扮了俊俏阿庆嫂，连李奶奶都能仿得活灵活现，当然这都是自己的感觉，事实验证我的表演远不如那个邮递员铁梅受欢迎，尽管她只能唱“红亮的心”。

每天压腿下腰练芭蕾，随着 “北风那个吹“ 一声唱出， 双手上举晃两晃，收回至胸口再缓缓推出，左脚尖点地挺立，右腿向后上举，自我感觉太到位了，还有那个喜儿双手甩红头绳的动作，头要微侧的。萍萍和一帮孩子围看着比比划划，维吾尔族的毛旦让别人看她怎么动脖，两手指尖相对平放在下颌之下，小漂亮脸儿娇滴滴左右扭着，确是很美，但八个样板戏里没有这个动作，我为此很有些得意并庆幸。帅气高挑个的毛峰，腼腆地、静静地站在一边，我很希望他看我排练，但他的眼光总追着桂荣。双军认真地扮演杨白劳，有时看着我发呆，直到我提醒他，才扯着嗓子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尤其最后一句“哎嘿哎嘿，扎呀扎起来”，唱得声音饱满，很有底气。不知他哪找来一根很长的红毛线绳，一遍一遍的和我排练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总也扎不好。

在我的央求下，毛峰同意演黄世仁，我原本是安排他演英俊大春的，但“军团长”自告奋勇的一定要当大春。

一条旧裤子，下面剪了狗牙边便成了白毛女裤，演的是白毛女偷吃供果吓跑黄世仁。每次等不到我跳跃供台摆出英勇造型，总有几个女孩子争先一通喧闹追打毛峰而告终，她们太喜欢“长得好心疼的黄世仁”了，无奈我只好取消这场戏。

几天的排练终于等到正式演出。周日下午，桂荣妈召集院里的人们带着小板凳聚集到里院，靠墙土坡前一片空地为舞台，摇着蒲扇，大家围圈坐下。邮递员穿着绿制服裤子配着鲜红短袖上衣来了，我看着感觉不对劲，铁梅衣服应该是红底白花大襟褂，这鲜红的小衫儿说是“忠字舞”的衣服吧，上面俩扣子又没系，隐约胸肉外探，随着走路上下颤悠悠。

几个女孩子先跳了个“北京的金山上”，然后开始唱样板戏，邮递员踊跃出场，“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她放开嗓子举着自做的红灯，我觉得有点儿纳闷儿，唱这段时不需要红灯啊，“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邮递员表情丰富弯腰放下灯，两个大奶不小心露了个面，“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她两手捧双奶，唱“心”的长音结尾配合着两手往上一托，俩奶腾的上颠了一下，“好！”围观的人们拍着手，好像都是叔叔们的声音。

轮到我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很投入地连唱带跳，却发现邮递员在和叔叔们指手画脚的聊着大笑，周边几个阿姨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尽量集中思想表演，杨白劳给喜儿扎辫子了，我感觉“军团长”唱的不如排练时有劲儿，手也在抖。萍萍离我很近，极专注的看着我，仍是一脸憨笑，偶尔拍手大声叫好。我注意到她的一条鼻涕又缓缓而下，悄没儿声儿的嘀嗒落了下来，她还是紧跟着吸溜了一下，下意识的我跟着吸了了两下鼻子，觉得好舒服。

接下来是沙家浜的芦苇荡，一个大背头叔叔扮演郭建光指导员，身着白土布对襟衫，脚踩黑色圆口解放鞋，脖子上搭了条白毛巾，“同志们一日三餐有鱼虾……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够上战场把敌杀”，大背头唱得很起劲，几个阿姨站起说要回家做饭了，“伤痊愈也不准离开我家”，扎着围裙的桂荣妈接上唱腔，几个女人又重新坐下，“要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直养得腰宽膀也扎，一个个像座黑铁塔。”我想起了她家的馍沾辣子，顿时感到很饿。

又该我上场，演喜儿遇上大春儿，“看眼前是何人，又面生来又面熟”，我随意发挥边唱边跳，“军团长”变成的大春儿在白毛女面前配合着转来转去，“是谁，是谁？”唱着，我的眼光越过”大春儿“，看到大姐端着个白瓷盆站在已经走了一半的人群后面，脸上竟荡漾着笑意，我顿时觉得嗓子眼发堵，不知是这么多年一直隐在我心底的期盼，还是这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有想哭的感觉。原来大姐她会笑，而且这嫣然的笑意格外灿烂，“他好像是亲人，他，他，他是大春儿！”我很努力唱完这句，看着大姐，我张臂迎大春儿，大春儿有点蒙了，竟扑过来紧紧抱住白毛女不撒手，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我赶紧挣脱开，再找大姐，她已不见了。

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开始模仿刚才那一幕，“他，他，他是大春！”他们俩互拥抱，我很恼火，四周巡视找”军团长“。双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演出到此基本结束，剩下的几个叔叔仍余兴未尽的请求着邮递员再来一次，邮递员也不推托，拿起红灯又唱了起来。

见弟弟已回家，我收拾了东西，何况我并不觉得邮递员唱的有多好。

三天过去，“大春儿”像喜儿进山般的消失了，又过了两天我回了北京，从此一直没再见过双军。就是那年野战工兵团抗美援老，当政委的父亲被调离去了另一个部队，我对兰州家属院的记忆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後來的故事

有些记忆像被遗留在了过去，其实它一直偎蜷在心底的一个角落。人生跋涉，一心向前，人们无暇缓步回顾走过的路。岁月流逝，渐显灰发苍颜，忽然你会觉得有种眷恋牵拉，闭目静思，一幕幕的情景会在脑子里掠过，人和事慢慢从角落中显现出来。

九二年我回国，听父亲讲起家属院后来的事情。弟弟陪父亲八十年代末应邀回到原来的部队做报告，那时大院已被拆了重建成六层小楼。

“毛峰被人用刀砍死了。”父亲开口说，

“怎么回事？”我震惊地问，

“说是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让那男人杀了。”沉默了一会儿，我问父亲毛旦怎么样。

“她好像离婚了”，父亲答着，笑了一下问我：“还记得淌大鼻涕的萍萍吗？”，没等我回答，父亲接着说，“她现在是豫剧团的台柱子，大姑娘一表人材。”我回想着那个肉嘟嘟的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涕。

“双军现在做什么？”我问父亲，

“参军了吧，”父亲随口说，又反问我：“楼上那个男娃？”，我点点头，

“那娃很出息，现在也是团级干部了。”父亲夸赞着，我本想问他是不是当了团长，但咽了回去。

毛峰怎么会勾搭有夫之妇呢？我想着，想不通。隐隐约约感觉，大环境变了……

我跟父亲聊天，了解到马路西让从苏联来探望的女儿接走了，人们说她走的那天摘掉了头巾换了个人似的，白发蓬松卷曲，穿着时尚。第一次我意识到马路西也是个有血肉情感的女人，曾有过风华正茂，憧憬美好。听说最早是他的苏联丈夫带着女儿逃回苏联，来不及带走她，后来被一个山东老汉收留当老婆。这么多年，她用酒精麻醉着期盼的心，在嚎啕大骂中，在墙上涂抹渲泄中，醉卧街头的迷朦中，她释放着苦楚，委屈，思念，绝望，混浊生存中她终于盼来了亲人，熬到了再做受尊重的女人的日子。

“双军的姐姐怎么样了？”我急切地想知道。

“梁军吗？”母亲接上了茬，

“她叫梁军？”我竟然一直不知道大姐名字，

“她做了手术，已经结婚了。人还是满漂亮的。”母亲说时表情漠然，我却隐隐的想掉泪，是的，最后深深留在我脑子里的是那甜甜的笑意，一张很美丽的脸，展示着希望和生活的晴朗。

几年前母亲提到桂荣当了中学教师，成家后生有一女，却因哮喘去世了。我想起了羊拐黄豆布包，扔起来哗啦啦的响声那么悦耳，坐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开心地大笑，百货大楼的楼梯里你扔我踢，还有那馍沾辣子，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伸着舌头啊啊的叫，桂荣笑得眼睛咪咪的。“阿姨，是额带她来玩的”，我的耳边还清晰响着她的声音，一句话竟然伴我至今，留下了这一切，她走了。

十几年前父亲和弟弟也患癌相继去世，我们留不住岁月，留不住我们爱的人，只能在心里珍藏着所有的记忆，回味，感慨，在微笑中压抑着胸中的悲凉。看看外面的蓝天，我庆幸我还能追忆那欢快的童年，饱满的童趣，兰州生活的点滴，回想那曾经的弥满着整个空间的欢乐。我感谢姥姥的慈爱，教我自信，宽容，感谢母亲的严厉，教我自立，自强，感谢曾和我一起尽情嬉笑玩耍的小伙伴们，教我保留着那份率真的、这年头日益稀少的情怀。

亲人们，无论是走了的，还是仍健在，或是在这个世界但不知在哪里的，我想献上我衷心的祈望，为在人世间的安康，冥空间的安宁。在共沐浴的阳光下、同徜徉的月色中，让思念漫游，传送上我倾心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