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潘老師（微型小说）
洪丕柱
前幾天，不意在花園城（Garden City）購物中心碰到多年未見的潘老師。
其實還是她先叫我的，否則我劈面碰到她也許會錯過，因為她的頭髮幾乎全白了。她的精神仍然很好。她說我沒有什麼變化，所以一下子就認出了我。其實我的頭髮已經既白又稀疏了，虧她還能認得出我。
她說她剛退休，閒著沒事，來這裡隨便逛逛。她想請我喝杯咖啡，我高興地接受了。我們坐下來，大家寒暄幾句後，她還是那句話，她永遠記得並感謝老師（我）對她的幫助。
其實我對她並沒有給予什麼特別的幫助。不過那時我覺得她是一名與眾不同的學生，非常願意支持她而已。
當時我在布市市區的一間叫現代語言學院的、有三百多名海外學生，大部分是中國學生的英語語言學院作兼職教師和學生顧問（student council）。
學生顧問的工作，是幫助初來澳洲的中國學生解決一些困難，當然也會常去教室檢查他們的學習情況，並記錄他們的出席率。因為那些學生的英語很糟，有困難時無法用英文表達來求助，所以院長詹姆士讓我擔任“顧問”的工作，以便能用中文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對學生其實並無任何壞意。
但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基本上都是借了重債出來的，同現在家境富裕的留學生完全不同，而且有不少已經三四十歲的學生，人們稱他們為“洋插隊”者。他們是想在富裕的澳洲以打工還債，並尋找機會留下來，包括突然消失、“打黑”。所以這些所謂的留學生大多並不努力學習，缺席率很高。我知道他們在拼命打工。對我這樣學院任命來“管理”他們的華人，他們暗地裡叫我“學生看守（council）”，好像是看管他們的。可以想象他們並不信任我，雖然我的確非常同情他們，並努力幫他們解決過很多問題，包括在市中心的餐館、旅社、店鋪幫他們找到工作。
但是這位姓潘的留學生，她給自己起了個英文名字叫溫蒂，幾乎每天都準時出席學習，而且學習非常認真。慢慢地我了解到她是常熟的一名中學數學教師，所以我改稱她為潘老師。文革開始時她在省重點中學念高中，是名高材生。文革中她的家庭被誤劃為地主，她去了江蘇農村插隊。高考恢復後她想參加考試，但因地主出身，當時插隊的農村沒有批准她報名，使她錯失機會。回城後，以前的老師介紹她去一所中學任數學老師，因為文革後學校裡出現教師緊缺的狀況。她的老師知道她數學成績傑出，所以作此介紹。她的教學很快得到了學校的認可。
八十年代後期學校開始評教師職稱，儘管教學出色，因為沒有大學學歷，她在評職稱時受到影響。年近四十，她決心出國攻讀大學學位，正好家裡在平反後發還了一些錢，母親和丈夫老李支持她，為她付了語言學院的首期學費，她便來到了澳洲；但以後大學的學費基本要靠她自己打工去掙。
聽了她的自我介紹，我非常同情她，在女王街的一家西餐館為她找到了一份晚間的廚房雜工。雖然往往打工到半夜，她仍然堅持準時出席學習。語院畢業後，她進了格里菲大學教育學院，正好我在那裡讀自己第二個碩士學位，我們成了同學。
我那時在附近的一間洋人教堂敬拜，就將還不是基督徒的她帶去那裡。在那裡她認識了一位洋人老太太，介紹她在業餘時間和週末去一間老人院的廚房做part time工作。她便有了份比較穩定的工作。
為了能安靜地學習，她租了一間廉價的單人小公寓。有一次她請我去她住處坐坐，我驚奇地看到她在房間四面的墻上貼滿了英語數學術語的條子。她說這樣她可以隨時看到並記住這些單詞。她努力學習的精神感動了我。
我畢業後找到了全職工作，有好多年時間我沒有見到潘老師。幾年後當我在Sunnybank附近的街上遇見她時，她已經成了Sunnybank州立中學的高中數學老師。她說為了練習口語，以便在教室裡流利地講課，她曾搬去一名基督徒的家homestay，那位基督徒老太太退休前是英語教師，免費教她學術英語口語。老太太還教她讀英語聖經。在老太太的影響下，她已受洗歸主。
我為她感到高興，並順便問起她的丈夫和家人是否已經來澳洲團聚。
不意這觸動了她的隱痛。她流淚了，說她對不起老李：他在十幾年前就生肝癌去世了。那時她快畢業，為了不影響她的學習，老李一直沒有告訴她他患病的消息，直到她以前要好的老同事寫信告訴她。她趕回去，老李已經奄奄一息。她說唯一使她安慰的是，她去訪問了當地教會的牧師。他們在老李的病床邊對他講聖經。在老李離開時，他已受洗歸主。
喝咖啡時，潘老師告訴我，既已退休，她打算在她那洋人的教堂侍奉，如果碰到像從前的她那樣的中國留學生，她會接受他們到她家homestay，免費教他們英語口語和英語聖經，為主工作，就像以前那位洋人基督徒老太太對她那樣。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地為潘老師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