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俄國人同唱俄國歌
洪丕柱
一個偶然的機會，小燭光合唱團團長藍湘女士結識了布市斯拉夫樂團的團長。他們邀請我們參加斯拉夫社區音樂節，並建議同我們聯合演唱幾首俄國歌曲。經雙方討論，確定了我們用中文、斯拉夫樂團用俄文來合唱這些歌曲。
這真是個奇特而别開生面的合作：用不同语言唱同樣的歌曲。
很多大陸背景華人懷有一種特殊的蘇聯情結，不管是經歷過“老大哥”年代的還是較年輕的，都喜歡唱蘇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红莓花開》、《海港之夜》、《三套車》等常出現在團内交流演出的節目單上，它們带有特殊的旋律小調調式，感情真切，略帶傷感或憂鬱，曲調委婉而旋律優美，容易上口。
我說不出國人的蘇聯情結出於什麼原因。我小時中國緊隨老大哥，蘇聯電影銀幕上出现斯大林镜頭時觀眾都會起立鼓掌。記得讀小學時，一次走進老師辦公室，只見老師們站在那裡痛哭流涕，無線電正在報道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當然不懂這有什麼要緊，但這場景成了我腦海裡终生抹不掉的鏡頭。
這是同蘇聯恩恩怨怨的年代。兩耳充滿蘇聯對中國的“無私援助”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號。學校教俄語，我也糊里糊涂地學了一年。各領域都有被視作權威的蘇聯專家；先父的外語學院，中國教授比蘇聯專家低人一等，他們指導中國教授如何教外語。蘇聯電影佔領中國所有的銀幕，集体農莊農民幸福生活的故事打動著中國百姓，人們憧憬未来也會騎蘇聯農民那樣的摩托車，而那時國人擁有一輛單車都是不可及的奢望。蘇聯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了中國青年的榜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人手一册。敢對老大哥說三道四都被打成右派，下場悲慘；我崇拜的歷史老師就是其中一個，只因貼出大字報批評蘇聯鎮壓匈牙利。然後是蘇聯人造衛星上天、老毛在莫斯科提出“東風壓倒西風”和趕超英國的豪邁口號，我們興奮地聽說蘇聯即將超過正在一天天爛下去的美帝。政治老師無比堅定地說20年後全球就會世界大同。接著中國便搞起大躍進和鋼產超英的全民煉鋼運動。
然後中蘇忽然莫名其妙地吵翻了。國人開始學習《九評》批修正主義，同時三年大饑荒開始，年輕的我每天餓得慌，政治指導員說這是蘇聯對我們“逼債”造成的，大家對蘇修恨得咬牙切齒。到了文革，中國國家主席竟成了中國的赫鲁曉夫。接著反目成仇的親兄弟在珍寶島大打出手。
但不管什麼變化，國人對蘇俄歌曲的愛好不變，蘇俄文化一直讓國人陶醉並追捧。蘇聯芭蕾舞團和著名舞蹈家烏蘭諾娃訪華時，我們幾百人擠在階梯教室觀看中國第一代電視機轉播《天鹅舞》。蘇聯電影繼續吸引中國觀眾，内容已變成邦達爾丘克主演的莎翁悲劇《奧賽羅》、屠格涅夫的《白夜》、歷史片《彼得大帝》了。蘇俄畫家列賓的畫作《伊凡大帝和他的兒子》中伊凡大帝絕望的眼神令學藝術的學生震撼。俄國文學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的作品擁有大批讀者；蘇俄音樂家鲍羅丁、格林卡、穆索斯基、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打動中國音樂愛好者。淮海路上俄式餐館的羅宋湯頗受喜愛。蘇聯歌曲如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剛傳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立刻抓住了中國歌唱愛好者的心而流行一時。文革中除了阿尔巴尼亞電影，所有外國電影都绝了跡，只剩唯一的外國電影《列寧在1918》，中國觀眾仍然看不膩電影裡水兵啃著雞腿在劇場欣賞《天鹅舞》的鏡頭。
今晚斯拉夫樂團來我們排練廳同我們一起練唱了。想想這真奇特：真正的俄國佬就在身邊，他們典型俄國人的臉讓我止不住想起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塔莎這樣的名字，雖然没機會相互介绍。俄國人的手風琴、曼陀鈴、三角琴和我們的鋼琴交融，中俄語混和，俄國歌曲特有的和聲打動著所有的歌者。
澳洲斯拉夫社區應有十月革命後逃亡的“白俄”，有些進入中國，其中有同中國人結合的，我兒時的玩伴就有華俄混血兒。中國革命後這些白俄又逃亡到澳美等國。我初來澳時的第一個寄宿人家就是一位在醫院工作的俄國大娘，她會說些中文，家裡甚至有幾管毛筆，還向我顯示了寫毛筆字的技巧，因為童年在哈爾濱上過幾年小學。這些人雖是俄國革命衝擊的反動派的後代，同我小時知道的老大哥不屬一個階級，但他們同樣熱愛浸透俄國文化的歌曲。
斯拉夫樂團裡有些白髮蒼蒼的長者，他們可能如上述大娘一樣見證過歷史滄桑和逃亡的苦難，也有出生在澳洲不了解上代凄苦的生活的年輕人，正如我們中有我這樣見證了中蘇從友好到交惡交戰的，也有不了解這些歷史的年輕人。
没關係，一切都已過去，唱的雖是蘇俄歌曲，我們都是澳洲同胞，多元文化中雖還保持著自己的语言，但彼此溝通的共同语言已是英語。
我在同他們交談時居然腦子裡跳出了幾個小時候學過，但幾十年没用過的俄語單詞：斯巴錫寶（謝謝）、歐芹哈拉曉（很好）和達斯维達尼亚（再見），並將它們夾雜在英語中同他們交談！
我想也許下次合作，我們會請他們唱兩首中國歌，他們用俄文、我們用中文，比如江蘇民歌《茉莉花》，因為它應有相當的國際性：曾出現在普契尼著名歌劇《圖蘭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