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 伴 情 誼
洪丕柱
記得在荅厘慘案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去房角石教會做禮拜。當天是一位洋人女牧師講道，由我為她做口譯。
牧師說到荅厘爆炸發生後，儘管澳洲政府立即向尚滯留在荅厘島的澳洲渡假者提供了疏散返澳的班機，好多澳洲人仍情願在危險的荅厘耽著，因為他們的朋友下落仍然不明，他們不願在此時馬上離開。有一個橄欖球隊，隊員中有人傷亡，還有些下落不明，其他隊員怎樣也不肯離開，一定要等弄清下落不明的隊友的情況後再走。最後他們被動員離開了這個危險地方。一回到祖國，面對來接機的親友，這些剛強的男子漢馬上泣不成聲，還責備自己沒盡心等到隊友有消息後再走。
牧師說，這就澳洲文化的伙伴情誼（mateship)。說著她拿起一本書，說這是本暢銷書，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澳紐軍團參與的在土耳其（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的蓋黎波里（Gallipoli）強行登陸的戰役的事，寫得十分感人。在這場戰役中澳軍處於弱勢，有十幾萬將士傷亡，可是澳軍打得很頑強，為了不丟下傷亡的戰友，澳軍奮勇作戰，在不利情況下屢屢打退敵軍進攻，有很多催人淚下的故事。這種決不丟下死傷弟兄自己逃命的精神亦是伙伴情誼。
牧師又講到澳洲開發初期，面臨艱苦的條件和簡單的工具，早期開發者們必須團結一致，相互幫助才行，沒有人打小算盤考慮個人利益。相鄰的農場，哪家農場主生了病、摔斷了腿、老婆生孩子，鄰居都會去義務相幫。因為從長期說，大家有困難的機會是均等的，沒有誰吃虧誰沾光之分。
我想起自己在來澳後，澳洲友人贈送了一本英文版的亨利h勞森短篇小說集，供我了解澳洲文化，其中很多故事就是描寫叢林漢（bushmen）之間的的伙伴情誼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天勞累下來，叢林漢們燒起篝火，在火上掛起鐵罐做皮里茶（billy tea），同時烤起羊肉。這時如果有個聞到烤肉香的饑腸碌碌的過路人走過，無論他是誰，只要走上前去叫聲mate，準能被留下來受到款待，加入燒烤大餐。
牧師繼續談到這種伙伴情誼的來源其實是聖經。經上說，若是有二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主就會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18:19－20）於是就有了團契，有了教會，有了神的家，有了主內弟兄姐妹之間的愛和相互幫助，亦有了以主愛為動力向他人傳福音以及對他們的關心幫助。伙伴情誼可說是澳洲這個國家的基督文化傳統的一部份。
我豁然開朗地懂得了為何在西方基督文化傳統為主的國家，雖提倡個人主義、個人奮鬥和獨立精神，卻又如此充滿人之間的愛和在困難時的陌生人隨時向你提供的不需回報的幫助。聽說的西方文化缺乏人情味，至少在正宗的老澳那兒是誤傳，我同從前的鄰居的關係可以證明這一點。
西方工作文化的一部份是所謂的腦海風暴（Brain Storming），即在有問題需解決時大家坐下來，把各人所想到的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不分是誰的，亦不作批評，先全部寫在一張大紙上再說，然後逐一作客觀的比較、分析優缺點、找到最佳的方案。因為每人都作出貢獻，不分是誰的，大家就能客觀地進行分析比較，冷靜地得出最佳結論。而不像我從前在中國時那樣，有問題大家辯論，都說自己的觀點正確，別人的不行，吵得不亦樂乎，最後雖有決議，不服的人仍不情願執行，甚至退席抗議，要靠行政命令解決，或爭不出結果最後交領導決定。
我也因此明白了西方團隊精神的來源。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體育比賽出自西方，其中很多是團隊間的比賽，勝利靠彼此合作、支援和默契。再如音樂中多聲部混聲大合唱和交響樂，醫藥上的具有多種分科又由各種檢查治療方法串連起來的綜合性醫院，碰到疑難病症各科專家進行會診（從前傳統的中醫絕不會這麼做，都是單獨開藥行醫），工業上的由各車間分工合作生產各種零部件然後組裝起來成為複雜的產品的大型工廠，均強調團隊合作，亦無不出自基督文化傳統的西方。
相比之下，咱們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拚命宣傳和提倡集體主義，卻仍如不少中國人自己描述的那樣：一個中國人幹活像條龍，三個中國人一起幹活像條蟲；一個和尚挑水喝，二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還有，中國人熱衷於窩裡反，或者窩裡鬥，前者指自己人出賣自己的伙伴，後者指自相殘殺。喔，還有對別人成就生紅眼病、對別人的災難幸災樂禍、對落難的又愛打落水狗、踩上一只腳 … 如此種種，使我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平心說，毛澤東其實也並非一貫專制，他曾有過天真浪漫的幻想，人民公社大鍋飯就是一個：上工時大伙一起去大田幹活，回來後一起去食堂從大鍋裡吃飯。可是他忘了中國人這三人幹活像條蟲、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民族特性：一起幹活時都怕自己多幹了，一起吃飯時又都怕自已少吃了，結果是田裡莊稼種得一塌糊塗，倉裡的糧食吃得一乾二淨，終於鬧出餓死數千萬人的所謂三年“特大災荒”。毛澤東要面子說這是天災，劉少奇不賣帳說這七分是人禍。他深知中國人一人幹活像條龍的民族習性，大搞三自一包，使中國經濟漸有起色。
於是就有了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毛對革命老伙伴劉秋後算賬一直把他弄到死無葬身之地的事。毛能把文化革命搞得這麼成功，卻是非常了解中國人的窩裡反的民族性，大搞相互揭發、相互出賣、自相殘殺，讓他漁翁得利，以致於至今很多中國人公開承認這個民族缺乏誠信，人際的信任度較低。
紅眼病、幸災樂禍、愛打落水狗可算是三兄弟。看到別人升官發財，自己沒本事，於是就背後陰損人。這人那天要是出了事、或犯了腐敗、或投資失敗、或進了監獄、或被恐怖份子炸死，於是心裡就暗暗高興，就說人家活該、天報應，如果是被揪出來批鬥，就恨不得上去也踩他一腳。9.11發生後70%以上的中國人幸災樂禍，大聲喊好，說明甚麼呢？
對美國，很多人多少抱類似態度：那怕你平時罵他帝國主義國際警察狂妄自大（其實他根本沒惹到你頭上，他惹的主要是伊拉克、北韓專制獨裁政權和反民主反人權的行徑），但如果美國大使館每天發二百張簽證，只要誰去得早不問他是誰都能得到簽證的話，保管你也去擠，直到把大使館的牆擠塌。不是嗎，那些罵美國最兇的人中間，不是好些都早已將子女和家屬送去美國了嗎？
這所有的弱點加在一起就造成了連我們自己也公開承認的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性。是什麼造成這樣病態的民族性，這個課題太大，很難在一篇短文中講清。
更新中國文化，改造民族性，使中華民族變得真正強大，是否亦要靠引進基督文化的博愛、民主和自由（自由意志是上帝賦與的） ，培育伙伴情誼、團隊精神呢？我因而如此想。
寫於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