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文物級的兒時過年的回憶

屬於文物級的兒時過年的回憶
— 從談“過年” 岔開去
洪丕柱

在中文裡，“過年”是個相當特殊的詞，它歷來是指過農/陰曆新年，或者過中國年，從來不會指過公/陽曆年；而“年夜飯”總是指農曆除夕的晚餐；過了年的第一天人們總叫它“年初一”，從來不會叫它“元旦”，雖然後來出現了“過春節”這個新詞，用春節代替農曆年。不過“年夜飯”卻沒有改，而春節的第一天也改不了，人們仍叫它“年初一”，而“拜年”也不會改成“拜春節”。在我聽來，“過春節”遠不如“過年”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息，因為傳說“年”是一頭兇猛的吃人怪獸，所以要用各種辦法（使過年的一些習俗言之成理）來“避過”牠，就是“過年”，換了“春節”，這個傳說就無法存在了。

自從在澳洲生活以來，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個中國新年即過了三十多個年了。但是從在澳洲過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開始，我就沒有感到過“過年”對我有多麼重要，我甚至常常都不知道每年過年是幾月幾號（想來大致是在二月份吧）。就拿今年來說，我是在大年初一的前兩天才知道過年是什麼時候，還是因為有親友約我去飯店吃“年夜飯”時才知道。

以前每當已故母親在我家居住期間，如果正好碰到過年，由於她的關係，我會比較重視一點，因為這是帶老人家外出吃飯和走走看看的好機會，居然她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平時工作忙，星期天往往更忙，較少有這種機會，除非是帶她一起去shopping時（我讓她掌握買什麼東西的挑選和決定權）順便吃個普通的午餐或飲茶。另外，退休前，由於作為國際部高級經理的工作需要，在年節前後，也會接到通知應邀參加一些社團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慶祝會或餐會，因為這是同華人社區、州教育部和州國際開發部、州和市政府、領事館等很好的接觸機會。即使如此，我也曾經寫過文章，說這些不必要的年節活動令我體重增加，又浪費很多時間。因此一退休就感到輕鬆多了，不必為此費心了。

不喜歡過年的另一個原因是，在澳洲，過年基本上就是外出吃個飯而已，而那時的飯店總是擁擠不堪，雖然鞭炮焰火早被禁了，一連幾天到飯店裡來跳的獅舞、龍舞、大頭娃娃舞加上中國式的“重金屬打擊樂”卻使我食慾大減：吃飯吃到一半就被突如其來的震耳欲聾的高頻而毫無音樂美的鑼聲、大號銅鈸的打擊聲和鼓聲搞得心煩意亂，我總是不得不拼命用手捂住雙耳避免耳膜被震破。我理解武館每逢年節也要靠這些活動來獲取收入，並展示舞者的高難技巧，也很願意給這些辛苦的獅子餵些紅包，也理解中國節慶文化的要素是“熱鬧”：熱烈而吵鬧。在中國過年的飯桌上，熱烈和吵鬧還要更厲害，還包括男性親友間的那種弄得面紅耳赤、脖子粗、青筋爆、大聲吆喝的豁拳聲和給人吃罰酒時的大笑聲（我常擔心高血壓患者在豁拳時會突然中風）。不過中式熱鬧文化從來不能引起我的enjoyment，這也是無法勉強的。

這兒的華人圈裡大約不會有任何像在中國過年時那麼多的走親訪友的活動和從陰曆臘月開始直到元宵節的各種不同的年節食品和活動，如臘八粥、臘皮飯、年糕、湯圓、百寶飯、送灶神什麼的，雖然懷念在中國過年的華人們依然會在群裡發出各種我沒時間看的有關信息。所以過年不過年對我來說沒什麼區別。

不過也有中國的親友發微信來抱怨說現在過年已變得越來越沒意思。我想“沒意思”這個詞所表達的應該是提不起勁兒、無聊、不叫人感到熱鬧、興奮或開心吧。他們都覺得從前可不是這樣的。

我想，在中國，過年其實無非是吃、穿、玩。從前物質匱乏，什麼都憑票供應，人們一年到頭吃的和穿的都很簡單，到了過年才有較多額外的食品供應券，才能買件新衣（特別是給孩子們），現在一年到頭什麼都有吃，買新衣也是很平常的事，而自從中國有了雙週末、有了更多的公共節假日和長假（如長達一星期的國慶長假），玩（包括旅遊）的機會和時間也更多了，這就是為何過年變得“沒意思”了吧。

還有， 從前，過年還是全家老少團聚的機會。從前中國家庭一般都比較大，叔伯舅姨、姑嫂妯娌、堂表兄妹，上面有父母公婆岳父母、下面有子女婿媳，到了過年常要團聚。我的舅婆（常州話外婆）生了八個兒女，她住在常州，有些年份母親會帶我們從上海坐火車去外婆家拜年，有時先父也會同去，我們小佬（常州話小孩）表兄弟姐妹十來人就一起玩，那真是開心加熱鬧，其實我連他們的名字都記不全，先父和舅舅姨父們（都是知識分子：園藝師、會計師、校長、報社社長、畫家、教授等，先父留法，兩位姨父留日）一起談天說地，聊得很投機；母親同阿姨舅媽等幫忙整飯菜。現在呢，都是獨生子女，三人小家庭，失去了這種團聚的熱鬧氣氛，冷冷清清，過年不過年當然差別不大。
說到這兒，我忽然回憶起兒時在先父的鄉下洪塘（寧波郊區）過的一個典型而傳統的年。

那是大陸政權更迭前一兩年我五六歲的時候，由於物價飛漲，先父為了省錢，將全職母親和我們弟兄幾個安置在洪塘先祖父遺下的莊園生活，自己在他教書的大學寄宿。我四歲上學，在先祖父創建的西式小學洪塘小學讀一年級和二年級。那時在我們洪塘老家還有一名叫洪寶興的男僕以及幫工金阿三夫婦。那年母親自己餵了一口大肥豬和十幾頭雞。

過年前幾天金阿三叫來幾名農民將大肥豬殺了，也殺了十來頭雞。他們砍下豬頭（祭祖用），將兩條豬後腿、一些豬腿肉和板油交給母親，餘下的分給一些親友和留作過年時吃。母親將豬後腿和一些豬腿肉用鹽醃好，吊起來風乾（這些鹹肉年後要吃很長時間，包括後花園的竹筍長出來後吃醃篤鮮），有些雞也醃好風乾後留在年後吃，還有一些雞、肉用酒糟做成糟雞、糟肉。

然後母親、金阿三和寶興開始做年糕等。當然我們小孩也開心地參與了。先是將糯米浸泡在水裡幾天，然後用石磨磨糯米粉。我特別喜歡幫忙磨糯米粉。那石磨的圓形底盤上有一條槽，母親在槽的出口綁上一個大布口袋；石磨上面的那塊石頭有手柄可以將它轉動，石頭上有一個朝下通到底的孔，我不斷地用匙將水泡的糯米放進孔裡，一面用手柄轉動石磨，那水磨糯米粉漿就從槽裡流進大布袋，到將近滿了，母親就將布袋裡的水擠乾，將水磨糯米粉倒在一處，直到積累了大堆的水磨粉（磨糯米粉的石磨有好幾台，還有其他人一起磨）。

然後金阿三就將水磨糯米粉放在大灶上，用大鍋大蒸籠蒸熟，趁它還比較軟的時候，將它放進一個個木頭做的條形、圓形的模子印壓，模子裡面刻有花紋，壓出來的就是一條條的年糕，還有些不同的木頭模子可將年糕壓成不同大小、不同形狀、帶有不同花紋的：圓形的、如意形的等等。母親將壓好的年糕放進一個裝滿水（記得那時鄉下人用大缸積盛的雨水非常乾淨）的大水缸裡，吃的時候撈出來切片即可。所謂水磨年糕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我們也幫母親做包湯圓用的芝麻餡：將炒熟的芝麻放在一個石頭搗臼裡，用一根石杵搗成很細碎的粉狀放些糖拌勻，做湯圓時母親會將水磨糯米粉捏成半球形，放進芝麻餡，再加入一小塊生的豬板油，然後搓成湯圓。湯圓在滾水裡煮熟後，豬油會融化，混在芝麻餡裡，特別好吃。母親雖是常州人，但是特會做著名的寧波湯圓，因為先父愛吃。

對小孩來說，我覺得過年的開心或興奮其實就是一種忙碌，一種湊熱鬧、幫忙做這做那，還有看人家忙碌，做這做那，而不在於坐在那裡吃這吃那。

過年前幾天先父從大學放假回來了。雖是留法博士，他也不會忘掉祖宗。年夜他所作的一件要事就是祭拜祖宗。先祖父的莊園裡有一間很大很明亮的祠堂，一邊全是一排木框架的落地長窗，裡面擺著一條很長的長桌，長桌上邊是一排豎寫著姓名的木製排位，從先祖父、先祖母、還有我從來不知道名字的祖宗，包括太公、太婆什麼的好幾位。長桌上點著香燭，擺著供品，包括一個煮熟的豬頭、好些過年吃的菜餚、糕糰、果品；先父還要在一些酒盅裡倒上黃酒，最後擺上幾個盛有米飯的飯碗。他同母親會手執幾支香虔誠地對先祖們鞠躬行禮，記得先父口中還會喃喃地說幾句話。我們小孩就跪在拜板上叩頭。最後是燒紙元寶，我們也叫它錫泊。事先我會幫母親將街上南貨店買來的錫泊摺成元寶狀。錫泊是銀色的，所以這些元寶是銀元寶。我做這東西特別內行。先父會在祠堂外的院子裡放上一口鐵鍋，祭祖的最後一步是將錫泊做的一大堆銀元寶放在鐵鍋上點燃，先父再將酒盅裡的酒灑上，這意味著這些元寶會飄到另一個世界，供先祖們使用。

年夜前，先父做的事包括佈置客堂，現代人叫會客室或客廳。他喜歡做這些事，也會叫我幫忙：將一束束水仙花用紅色的紙橫扎好，養在放著水的有鵝卵石的瓷盆裡；在幾個大花瓶裡分別插上臘梅、天竺枝、銀柳；當時祖父莊園的後花園就種著這些樹，只需寶興將枝條剪下來，修剪一下就行。我很喜歡有紅色小果的天竺。先父也會挑選一些題材適當的國畫和對聯，將它們掛在墻上，使客堂充滿文化氣息。他會穿上狐嵌長袍迎接客人。

最近小燭光合唱團唱了劉雪庵所作的合唱曲《踏雪尋梅》，使我回憶起小時候看先父在客堂裡插臘梅的往事。說起先父的長袍，我也想發一番議論。其實民國時代的中國男子的國服就是中式長袍馬褂，孫中山、蔣介石、章太炎、蔡元培、胡適、魯迅無不這種打扮，有些時髦男子會在長袍裡穿條筆挺的西褲，下面是擦得發亮的皮鞋，中國文化氣息很濃厚；就是黃包車夫如駱駝祥子也穿長袍。我不懂為何後來全國都穿上延安幫的“解放裝”。記得上海變天後的1950年1月，張愛玲去參加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進入會場後她發現無論男女都穿著灰藍色的解放裝，只有自己同往常一樣穿著旗袍。穿解放裝的丁玲過來悄聲指責她太大膽了，說“現在什麼時候啦，還穿這種衣服，為什麼不和大家統一？”這句話使張愛玲馬上下決心去了香港。在一個連穿衣服都要統一的地方是無法讓文化和藝術生存的，她說。現在旗袍又回來了，但男子的長衫仍然沒回來。

接下來的日子裡先父會帶我們去給一些親友拜年。這是叫我很開心的事。大人們在一起聊天喝茶時，我們就吃桌子上放著的各種“閒食”（寧波話小食品，也叫“小缺強”— 需用寧波話發音）：嗑瓜子、吃花生糖果，我們管花生叫“長生果”，需要將殼剝開吃；還有一些小食我離開洪塘後再也沒有吃到過：帶有苔條的小餅、印糕、油棗、牛皮糖、用紙包的花生酥等。

更多的情況下是親友來我家吃飯，因為先父雖然年齡不算大，在族人中的輩分卻很高，叫他叔叔伯伯甚至外公的都有，連帶我的輩分也很高，一個五六歲的毛孩子，居然有成年人叫我叔叔！我的一位洪姓親戚在北京廣播合唱團教聲樂，比我大12歲，卻要叫我叔叔。她是基督徒，我對她說我們都是主的兒女，以姐弟相稱就行了。

客堂裡會搭起一張大圓檯，客人們按輩分就坐後，寶興就會幫母親擺上八個冷盆，同時用一個裝著黃酒的錫壺給客人們斟酒。江浙一帶的人主要喝黃酒，黃酒是需要喝溫熱的，錫壺就坐在一盆溫水裡。冷盆中當然不缺白切肉、白斬雞、糟魚、海蜇皮之類，但有一個冷盆經常贏得滿桌讚譽：青魚做的爆魚（即人們所稱的“熏魚”），這也是母親的拿手。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回憶先父對熏魚的偏愛，看來母親練出一手好熏魚大約出自先父的偏愛。

然後寶興和母親就去灶間（現代人叫廚房，灶神就得改成廚神了）準備炒菜。記得當時正規的午餐要有六個熱炒。寶興很能做菜（離開我家後他在上海一家大廠找到了一份廚師的工作，母親懷念這位忠心的男僕，曾專門寫過一篇關於洪寶興的文章），母親的熱炒水平也很高，我還能記得她做的紅燒“青魚划水”，是青魚的下半段到尾部，總獲得滿堂喝彩。我們吃的新鮮青魚、花鰱、河蝦等是金阿三外出採購的。

當然炒年糕因為討口彩“年年高”的關係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很普通的炒黃豆芽居然也身居熱菜的行列。母親告訴我因為人們叫它“如意菜”，表示吉祥如意。如意是中國朝官上朝時手捧的一個吉祥物，有一條長長的、略微彎曲的柄，頭上是一個做成靈芝模樣的如意，一般是玉做的，所以也叫玉如意，聽說也有用銅或更貴重的金銀做的，甚至鑲嵌著珠寶。黃豆芽看上去有點像如意，身價立馬上升。這就是中國文化！

飯桌上也有豁拳的，但是因為先父不會豁拳，所以我的記憶中豁拳並不很熱鬧。到了客人吃完飯離去，輪到寶興、金阿三和他們請來的朋友們喝酒吃飯時，他們豁拳的勁頭要更大。

我們小孩呢，聽到外面鑼鼓聲，就從後門溜出去到街上看“舞龍燈”、大頭娃娃舞和踩高蹺去了。

對於先父在過年時請客，我從小就暗中為母親打抱不平：最辛苦的她，卻總是在眾人酒醉飯飽後吃些剩菜冷飯，有時還在灶間裡吃，儘管她看來好像並不在乎。

關於小時候過年的另一個回憶是我們講話得非常小心：必須講吉利話，不能亂講。比如不小心打破了一隻碗，不能用“打破”，大人馬上會說“歲歲（碎碎）平安”這樣的吉利話。哎，這就是中國文化！記得大年初一，母親會用一個篦子（一種很密的梳子）給我們梳頭，說是要梳掉晦氣；然後用草紙擦嘴，草紙是從前人們用的廁紙，用它擦嘴表示萬一說了不吉利的話就像放屁一樣不算數。今天如果我告訴年輕人這些，他們定會認為那時的人真蠢！

後記：這個對七十年前過年的回憶，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應屬於文物級了。我的記憶力超強。2004年應寧坡市政協之請回寧波，去看了洪塘小學，現在是一個市重點小學，同郭校長作了談話。也去看了先祖父的莊園，土改前我家都去了上海，莊園由先祖母梅氏的族弟入住，早就去世的先祖父被劃為工商地主，梅氏的族弟被劃為二地主死於批鬥，莊園分給農民。文革後先祖父落實政策成了民族資本家，洪塘劃歸市區，有36戶人家入住，不過保存得還不錯。祠堂已改成住房，住著一位96歲身體健朗的周老太。我記得先父書房後種有三顆桂花樹，問周老太為何不見了？她說大煉鋼鐵時被砍掉，煉鋼鐵去了！又問住在原書房裡的李先生書房裡先父約一萬冊書的去向。他說不清楚，只是聽人說土改時被農民用竹籮挑到院子裡燒了。虧得先父離開時隨身帶了幾箱書籍、碑帖和書畫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