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瘤到笑话

从毒瘤到笑话

                                                                  洪丕柱

        最近看到网上广为传送的一条消息：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米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公开批评中国的大学，说中国的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这个批评想来会引起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愤慨甚至严重抗议。
        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自己中最睿智之士对中国的教育早就有类似的评价，比如导弹之父，留学美国的国宝级的人物钱学森，在他临死前不久就说中国的教育是一颗“毒瘤”。他选择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的时候说这个重话，本身就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毒瘤”这个词要比“笑话”重得多，因为前者是能害人的、会致人死命的，后者只不过是让人笑笑罢了。钱学森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话是有权威性的，耶鲁大学校长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话也是有权威性的；而且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都这样说。所以尽管中国好多大学校长们听了这话会跳脚，也不能否定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肯定存在着严重问题。
        连我这个也是终身从事教育但只能算未入流的小人物，也早就看出中国教育，包括大学教育，是有着严重的问题的。
        比如，施米德特说，中国知名大学把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当作教育上的成功，居然引以为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的笑话。这个看法不正同我在2011年12月27日所写的《北大校长的水平》一文中的看法不谋而合吗？而北大校长正是这么说的。我对北大校长的批评，细节请参见该文（在我的博客里，按日期可以查到），恕不在这里重复。
        施米德特还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所以中国的大学热衷于做大做强。这我完全同意。中国大学的宣传小册子上印的多是高大的造型新颖的教学大楼、美丽的校园、实验设备、田径场、图书馆、众多的系科院和课程，小册子里总会提学校占地面积多少亩、建筑面积多少万平方米、教师多少、其中多少是高职（教授、副教授等，他们在教师中的比例往往很高）、学生（而且特别强调全日制学生的数目）多少，这些内容在澳洲大学的宣传小册子里绝对少提，澳洲大学的校长恐怕没有一位能讲得出自己大学占地有多少公顷、建筑面积有多少万平方米。如果国外大学想同中国大学合作，教育部/厅的审批表格都会以问对方这些问题来检验它是否是一所“有资质”的学校。
        好多中国大学的领导人喜欢说我们的“硬件”已经同国际接轨了，只是“软件”建设还需要时间。到中国去看看，好多城市已建了令他们自豪的“大学城”，每所大学都有成千亩的占地，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比国外总统/总理的办公室还宽敞、还豪华。澳洲院校访问中国院校谈交流合作，中国同行总要骄傲地带领澳洲人参观他们的校区。相比之下，澳洲院校在中国同行的访问代表团看来陈旧狭窄、楼舍矮小，穷相毕露。有一次，某省教育厅的代表团访问我们时提出一个问题：澳洲是个富裕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也不低，为什么你们的搂都这么矮小、陈旧？我们的领导坦白地回答：没钱造新楼。负责总务的主任补充说，造一栋新楼是造得起，但维修保养付不起，每栋新楼的维修保养和水电等支出费用，5到7年就等于再造一座新楼！
        我曾陪同昆州一些私立中学的校长访问中国，他们看到中国的一些重点中学的校舍很新、很漂亮，才几年新，可墙根已经有好多鞋印，厕所很臭，厕所门很脏，里面没有手纸和洗手肥皂液，室内运动场看台的座位上积灰很厚，非常不解。这显示管理很差。我本人访问过的一些院校，只有几年新，大楼墙上的颜色已经斑驳、粉刷或油漆脱落、教室的木门已有裂缝、校园里小径的石板高低不平（令我几乎摔跤），说明中国院校只管造，却不善管理，或没钱管理。他们不理解建校舍容易，管理好校舍更难。
        曾有四川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访问后领队很有感触地说，你们的楼外表都很旧，里面干净舒适、所有的功能均保持高效、设施紧跟形势更新很快，我们的楼外表很新，内里的功能和管理都跟不上，楼还没旧这些已经旧了。说明中国大学花了很多钱造楼，只是金玉其外向人炫耀而已，即使所谓硬件好，也只是好在外表新，功能和管理都不到位。而且中国大学的思想很落伍，尚不知道国外大学已逐渐不是学生上课的唯一地点了，灵便的学习方式、混合式传授、学生自定进度的学习，使很多学生能不来学校而完成学业。中国的有些大学已开始意识到由于一胎政策，近年学生数大幅减少，招生不足，好多教室空关，造楼借的钱无法偿还。至于课程就更不用多说了，大多已经陈旧，同国外大学教材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相差甚远。
        软、硬件还只是大学教育的物理性、知识性的东西，只是大学教育的工具。大学教育更重要的任务是解放学生的个性和思想、开发他们的潜质和对真理的渴慕追求、孕育并表达自由思想、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精神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意愿和技巧（人际技巧和团队工作技巧）。这方面中国的大学作得更差。中国大学教育浪费整整一年的时间让学生学些无用的东西、一些纯属洗脑的课程，来束缚学生的思想和创造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课程要比澳洲长一年，而大学生的思维技巧却更弱，更无自由思想。中国大学的教师，不但自己缺乏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更要求学生同党保持一致、听党的话。如果中国大学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这就是特色。澳洲大学也有各政党的党务工作者，有所谓青年自由党、青年工党等组织，在大学生中吸收党员，让他们参与政治，为各党培养未来的政治家、议员、部长，但他们没有政府付工资的、领导大学一切工作、包括校长的专职的党委书记。
        中国的学生是在为分数、为文凭而学，教师的工作是为了评职称，校长的工作是为了荣获领导人的视察、表扬并听取指示。中国大学的宣传小册子里经常骄傲地刊登中央、省市领导的视察、作指示和题字的照片。领导的级别越高，就意味着学校在国内地位越高。这造成时有所闻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成绩虚报等现象。澳洲的任何院校的宣传小册子从来不登吉拉德总理视察的照片，而总理也根本不会去视察，因为大学享有很高的自主、自治权，不需要政府官员去视察检查和作指示。对于上述学术腐败，施米德特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地腐败。”他认为中国的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而是“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的利益的迎合，这损害了大众对智识和真理的追求。”大学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为了博得领导人在视察检查中的表扬，还会说真话吗？不说真话的大学，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吗？学术研究有禁区的话，还会出重大成就吗？
          施米德特对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中国大学的另一特色是校长以及在校长之上的党委书记都有官位，什么副部级、正司级、厅局级等等，真可说是政治权力主宰着一切，与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对于思想自由、对真理的追求是最具杀伤力的，而这些正是一所名牌大学所不可缺的。耶鲁大学如果同奥巴马政府、同民主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耶鲁大学校长的职位如果享受着美国政府的部长级的待遇、经常接待奥巴马的视察并听取指示，那还会有耶鲁大学、它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它的学术成就吗？
          所以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必不服气。当然有些是制度所致，也不是校长有能力改变的，所以他们对施米德特的批评也毋需感冒。比如曾有大学想做招生上的改革，实现自主招生，可是他们感叹连这样小的问题，都无法做到。
        钱学森的“毒瘤”说也好，施米德特的“笑话”说也好，中国大学想要有真正的突破，体制上的改革是不可不进行的，改得越早、越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