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遙望胡適 李蘊
- 搭乘火車旅行 珂珂
- 扯淡論（下） 橋人
- 劉邦、趙匡胤和朱元璋（下） 傅金枝
- 《蓮》二十八章 滴血認親 （5） 何學威
遙望胡適 李蘊
在構思此文時，原想把題目立為《走近胡適》，可是胡適如一座披著霞光的高高山峰，很難靠近，更難攀登。一向自卑於學識淺薄的我，只好站在遠遠的平原，高山仰止，遙望大師。
1948年12月中旬，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在北大建校50周年紀念會上作了簡短的講話之後，辭別大陸，飛赴臺灣。季羨林先生曾寫詞描繪道：“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此前延安的共產黨已通過廣播希望胡適能留下並許願讓他解放後任北大校長及圖書館館長，胡適只是笑笑，沒有接受。
此前曾有人問過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胡適說：“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
胡適為什麼在國民黨退到臺灣後，選擇了去臺灣而沒有接受共產黨呢？這恐怕與他在美國留學，又多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對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瞭解有直接關係。早在1926年，他就撰文表明了自己“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他認為，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是充分承認物質享受的重要，“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貧窮和衰病都是罪惡”，因此向來承認“財產是神聖的人權之一”。這與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的口號是完全不同的。解放後的共產黨首要任務是打倒富有，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財產，人們要“無私”，要“一心為公”。於是，“窮人”是國家主人，“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富有”是恥辱,“貧窮”是光榮。胡適是在1962年去世的，大陸搞的“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他肯定是了然於心的。事實證明他最初對共產黨的判斷是正確的。
價值觀的不同，帶來了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那就是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胡適指出，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1848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1862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的大革命。美國、法國以及南美洲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一口號的絕大影響。胡適一生都在讚美這面旗幟，他寫文章，辦雜誌，授課演講，苦口婆心地強調對自由的尊重與崇拜。他真誠希望中國能走西方的道路，高舉起“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
二十世紀之初，正在胡適竭力呼籲“自由平等博愛”的時候，中國大地上正軍閥混戰。中國共產黨的種子雖然剛開始發芽，但遺憾的是從他誕生那天起，就接受了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黨內沒有人像胡適那樣，除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外，也研究一下西方各國發展的歷史與文明。於是，不管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在爭先恐後為奪得“獨裁領袖”而殺得你死我活。
我的驚異在於，胡適在最早時間就覺察到了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問題”，這是他事後對追隨蘇俄的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最能證明此點的是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最後的反思。陳獨秀經過“六、七年的深思熟慮”，在他去世前寫下了他對蘇俄共產黨的重新認識。胡適欣然為這位老朋友的文章寫序，他摘引陳獨秀的文章提醒人們：“史達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若不恢復民主制，繼史達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達林，而不是有了史達林才產生了獨裁制”。胡適評論說，陳獨秀從苦痛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他為老朋友的徹悟而欣慰。
陳獨秀的“反思”是否應該成為中共黨史的一部分呢？西方近代精神文明及胡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呼籲是否應該成為人類發展史的一面輝煌旗幟？遺憾的是，這一切直至今天仍然得不出結論。
胡適是個無神論者。但他認為，他的無神論和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他“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而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他說，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深信自己不會錯的心理”。胡適感慨地說“容忍”異已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53年1月17日，舉國上下開始了對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一馬當先的是郭沫若，還有周揚，艾思奇，胡繩等等。連胡適的好友，學生，弟子也都紛紛上場，拿起筆做刀槍，一篇篇“戰鬥檄文”鋪天蓋地，直指他的學術觀點，政治主張。
遠在美國的胡適托朋友將批判他的文章一批批寄給他。我不知道一向提倡“容忍”的胡適又將如何容忍這些批判呢？歷史學者傅國湧在文章中說，有記者在美國訪問胡適，問他和中國大陸的敵對思想是什麼思想？胡適想了一下回答說，“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懷疑，我一生都反對獨斷，就是反對教條主義。傅國湧說，這些話就是胡適所理解和宣導的新思潮。
據資料記載，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倒底貪戀什麼”？
胡適不止一次批評過蔣介石的獨裁政策，他還真沒批評過毛澤東。可此時高高在上的毛澤東得了天下正志得意滿，他不可能懂得胡適，也不想去讀懂他。但毛澤東不能容忍胡適對共產黨的不屑，對他的不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胡適所說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一生不屑於西方國家，視美國為代表的一群“資本主義國家”為死敵。除了去過前蘇聯，他未去過任何國家。他終日捧著“古書”研究如何當穩“皇上”，因此，“閉關鎖國”的中國如“井底之蛙”自以為“天下老大”，直到今天一些人還在“指引”國民唱著紅歌感謝“獨裁國家”。
據一些回憶資料記載，1948年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飛機，點名要接走一些有學術造詣的老朋友去臺灣。他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除了一兩位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上機。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
胡適哭什麼呢？是哭國民黨統治大勢已去？他對於蔣介石的前景是能夠承受的；是哭國家分裂，再不能和同事弟子們共商學術？不能否定胡適此時會有某種孤獨感。可今天回過頭來去理解當時胡適的感受，我覺得胡適內心有一種很深的憂慮—-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知識份子，會有怎樣的命運呢？
歷史果然按照胡適所憂慮與不安的預感演繹了。曾經與胡適共事的大師，朋友，弟子，學生，他們對新中國充滿了憧憬。他們沒有登上胡適的飛機，留下來準備在各個學術領域大顯身手。他們聽黨的話，黨說喊誰“萬歲”就喊誰“萬歲”，黨說服從工人階級領導就服從領導；黨說唱什麼歌就唱什麼歌，黨說批判誰就批判誰，包括批判他們曾經最尊重的導師，師長，摯友胡適先生。可是黨沒有相信他們，一場“反右”運動把多少知識份子打入地獄；接著是可怕的“文革”，讓一個個知識精英倒在造反派的皮鞭下，關押，酷刑，自殺，毛澤東不僅讓知識份子“閉嘴”，更讓知識份子“斃命”。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吳晗，吳宓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始終處在雲裡霧裡搞不清究竟，臨死時還在喊“毛主席萬歲”。
胡適是1962年去世的，他不會知道1966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但他一定知道1958年的“反右”和一系列批判運動。得知這一切後，胡適會想些什麼呢？除了對“獨裁統治”的憤慨外，我想，回天無力的胡適也只能仰天長歎了。
從1926年胡適寫的關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精華之作，到今天已經有86年了。可今天我們對“自由”與“科學”的認識，對民主，人權的理解，還遠沒有到達胡適所提倡的水準。其實胡適關於西洋近代文明等一系列思想主張，只是他在思想文化和學術教育領域豐厚偉大成就的冰山一角。他的博學，他的寬容，他的幽默與聰慧，在歷史的過去與未來的波瀾中，永遠會微笑著向我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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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火車旅行 珂珂
魏嫂是個老北京人，退休後不知圍著北京城走了多少轉，在她的眼裡北京可是哪兒都是神聖的地方。
從香港回北京的直通車上，當我和朋友通完電話時，就含笑的用眼睛望向她—她可是豎著耳朵在聽我的電話呢。
“幾天？你打算玩幾天？＂她終於忍不住的在我對面的床上叫道。
“給我幾個選擇嘛，兩天的，三天的，或者五天的？＂
“……＂
其實，我們只是搭乘同一火車包廂中的“同路陌生人＂。
話匣子打開了，魏嫂幾乎就停不下來了，如數家珍的數著我連聽都沒聽過的地方。
“你是北京出去的嗎？＂她用十分懷疑的口吻問著我。
我點點頭說：“我是在北京鐵道醫院出生的。＂為了證實我是北京人，我都報上了我出生的醫院。
魏嫂哈哈大笑了起來：“何必那麼認真麼，因為你對北京的瞭解只是限於市內，郊外的一概不知，我才隨口一問的。＂
“回北京玩，就先說四天的吧，＂她轉著眼睛說：“首選應該是──壩上草原＂，“從北京中心地帶開始算，要開上3－4小時的車，在承德附近的一個海拔1,500米的高地，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不知道的還以為到了呼倫貝爾大草原呢。一群群的馬在草原上飛奔而過，一群群的羊，靜靜地在吃著青草。那一動一靜的景色在藍天白雲下可是讓人心曠神怡。＂聽著魏嫂夾著成語那繪聲繪色的形容，我的心都似乎把我帶到了那草原高地。
“要是你嫌時間太長，可以去北京的‘雲蒙山’，雲蒙山你聽說過吧？＂
我搖了搖頭，尷尬的笑了笑，她也一邊搖著頭說：“你真是個的孤陋寡聞的‘北京人’呀。那是個國家森林公園，山套著山，山澗的小溪很清很涼，咱北京人叫那裡是‘小西藏’，因為山上和山下的溫差很大。”
“你要是喜歡古色古香的建築和風土人情，那麼你應該知道‘川底下村’，在京西的深山峽谷之中有那麼一個保存完好的明清朝代建築原始村落，是現今唯一僅存的北京地區的古城古鎮。現在當地政府不允許在村內蓋新房，要出了山才可以蓋，所以保留得很好很完整。現在你的車一到村口，就要交了錢才可以進村呢，這也叫做經濟效應。＂
“那些早已開發了的──十渡呀，溝涯，天龍潭，白洋溝，白虎澗呀甚麼的舊的旅遊點，北京人都玩夠了，相信你也一定去過了吧。＂我真的好慚愧，可她數了那麼多，只有一兩個我是去過的，那還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路上，熱心的魏嫂說個沒完，我也不好意思破壞了她的好興致，一開始還有些興奮感，但是聽著聽著就好像是在聽車鼓軲轆話，來回反覆的說，讓人覺得有些疲累了。
時間彷彿在磨練著我的耐心，我不得不禮貌的繼續聽著她的介紹。大半天的時間就在聽魏嫂的講話中過去了。
大約是因為太吵，我突然開始懷念在英國的火車上的情形：一開始，大家互相點頭微笑而禮貌的打著招呼，入座後大家有的拿著電子書，有的拿著厚厚的書，也有的拿的雜誌，不知是真還是假的都靜靜的讀著自己的書，車廂中聽到的只有火車行駛的轟隆隆，轟隆隆的響聲。英國人習慣尊重別人私人空間，絕不會向陌生人打聽私事，就連夫妻之間也是這樣，這在我們東方人的眼裡，顯得有些過於安靜而稍顯冷漠。
車廂裡，我靜靜地坐著，好奇的打量周邊的每一個人。
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母親，除了自己有一本書在手之外，孩子們則在靜靜地玩著手中的電子遊戲機。當孩子玩得開心時偶而發出一兩聲笑聲時，那位母親就會假假的咳嗽一聲，孩子們自會收斂。對面的一位上了年紀的紳士，很小心地撕開餅乾的塑膠包裝紙，悠閒的喝著在車站旁的咖啡店中買來紙杯咖啡，就著餅乾小心的吃著，好像生怕將餅乾碎掉到地上。左邊還有一位男士，正全神貫注的在電腦上打著甚麼。也有的閉目養神，有的織著毛線，好像每個人都在利用著這三個小時的乘車時間，做著自己已經策劃安排好的事情。大家互不幹擾，這是英國人最基本的修養，我也靜靜地享受這英倫式的禮貌。
此時此刻，覺得在英國乘火車還是有些悶，而在中國則有些吵。大家聚在一間不太大包廂裡，真的不需要大聲的說笑，而且太過熱情，有時也許會讓對方吃不消。
在中國，火車上的旅程，可以很快和各種不同的人熟絡起來，可以讓你知道天南地北的今天都在發生甚麼的事情。而旅途中的每一個站點，都是這種短暫的熟絡的終結，餘下的人仍然在列車的節奏聲中繼續前行。
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可以感受不一樣的旅行經歷，所以常常很羨慕那些可以搭乘跨越歐亞的東方列車的人們，一定會瞭解很多不同的風土人情，不同的文化底蘊。
小時候因為乘飛機不是那麼普遍，就培養出來對乘火車的獨有的情結。即使是到了現在，搭乘飛機就如搭乘公共汽車一樣方便，假如時間允許，行程安排妥當，我的首選還是火車，悠然坐在車窗旁，和著車輪的節奏，欣賞飛速在眼前掠過的風景，那種閒適真是很愜意。
望了望對面，大約因為說得太久，魏嫂開始打盹了，她終於安靜下來了，我會心一笑。
旅途中，無論遇到怎樣的同路人，我仍舊喜歡乘坐火車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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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淡論（下） 橋人
扯淡的常見手法。
我表揚你，與我批評你一樣。不管你的表揚或者批評，是基於事實還是情感，有個潛在的前提假設往往被人忽略了，即：我有資格去表揚或批評你。如果你覺得我的表揚或批評有道理，那好，我的這個資格便被合理化了。如果你覺得我的表揚或批評有問題，我至少享受了這種“資格”。
扯淡者發現了，表揚別人或者自我貶低，哪怕有問題，對方也不會作過多地反對。因此，以這種方式扯淡是最保險的，資格亦不會有損。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佐證。
用大詞是一種，用普世價值是另一種。扯淡者在告訴你，是的，我是基於自由平等的名義在說話哦，我是基於公平正義在說話哦。他真的瞭解這些價值理念嗎？未必。但你不會反駁他啊，你不能反駁他啊，你反駁他也就等於反駁普世價值啊。
扯淡者正是把自己與那些大詞和價值綁在一起，使得人們無法輕易反駁他。你不接受他，你至少不會反駁他啊。你要接受他，那就正合其心意啦。
精英扯淡危害甚巨，普通人的扯淡也值得一談。
社會化媒體的不斷泛化，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技術在賦權給普通人”的觀點。而且用戶自己也從某種意義體會到了這一點。我現在可以自由發帖啦，我現在可以自由評述世間事啦……
但要真的把這個空間視作公共領域或者公民社會的雛形，似乎還是太一廂情願了。
“公共”或“公民”，不僅得有那個對公共事物評價的意願，更重要的是要有那個能力。在所謂新啟蒙運動中，很多人似乎是有意願和熱情的，但能力可能仍很欠缺。這中間不乏所謂的“精英人士”。基於這種現狀所產生的那些討論，大抵可歸為“扯淡”一類。
積極發言，並不等於民主實踐。因為你說的話對你自己可能充滿意義，但卻毫無公共的意義。正如鮑德里亞所言，現代社會的一大困境似乎是，資訊越來越豐盛，意義卻越來越稀少。在這個意義上，資訊不僅沒有消解人們對這個世界的困惑，反倒增加了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迷惑。
在博客、微博或者別的網路公共平臺上，充斥著這類無意義的資訊，它們鋪天蓋地，稀釋了互聯網交流中的意義。
人們積極地、熱情地說話，可能主觀上、局部上真是為了接近真相、擁抱真理，但客觀上、整體上更遠離了真相、真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只是人們日常消費的另一種形式，是生活本身。
充滿著各種扯淡言論的網路，從結構層面上一點點地瓦解了我們對真假區分的執著追求。
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心理層面的扯淡，大約也是法蘭克福先生所未注意到的，至少在他的《論扯淡》中是根本沒有涉及到的。他論的扯淡是個體層面的。
美國學者李普曼先生曾提出過一個有意思的概念——擬態環境。我們日益離不開的環境，是各種媒介給我們提供的擬態環境。它不等於真實環境，它只是真實環境的擬像。
所謂的積極參與公民社會實踐的社會普通人，他們行動、言論所依據的資料，極少來自親身經驗，而大部分來自媒體、精英（或偽精英）、各種同伴的敘述或轉述。如果這種作為基礎的敘述是錯誤的、片面的或者扯淡的，隨之而來的公共討論，也便大抵是錯誤的、片面的或者扯淡的。
最為吊詭的是，現代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有資格去評說這個世界上的事情。這種評說若只是自說自話，那也就罷了。偏偏它以公共性自居。傳統的精英從某種意義上，也已經被這種理念所綁架，他們的評說也在迎合著這樣一種庸常的審美和道德觀。
所謂的精英與所謂的普通人，相互牽扯著，所謂的公共領域於是充斥著扯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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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趙匡胤和朱元璋（下） 傅金枝
歷代開國皇帝中，最不是東西，最陰險、最奸詐、最狠毒的，也許就是朱元璋了。而最有心計，最能玩弄權謀，玩得也最為成功的，當然也就非朱元璋莫屬了。
歷代的開國皇帝，一刀一槍打下天下，個個都不是等閒之輩，怎麼就單單數著他朱元璋了？ 其實高下都是比較出來的，這些人打下天下，哪個不是想建立一個萬世不替的王朝，讓他的後世子孫永遠享受榮華富貴？但能否如願，這就看他的水準和手段了。秦始皇統一中國，轟轟烈烈，可是他一蹬腿，沒有兩年，他秦王朝便倒塌了，倒得也轟轟烈烈！為什麼會是這樣？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他秦始皇是一個十足的混球！他能打下天下是由於他的老子，以及他老子的老子已經給他打好了堅實的基礎，積累了能量，最後不過是讓秦始皇摘下了桃子而已。可他打下天下來以後，該著他給他的子孫鋪路了，到這事上他這低能兒的本質就暴露無遺了。不要看別的事，光看看他的墳墓就可以看出他有多混。到今天為止，他的墓就挖開這麼一點，幾個兵馬俑坑，就已經是這麼大的規模了。還別說他的主墓是什麼規模，更別說規模比墓葬更為宏大的阿房宮是什麼規模，以及規模宏大的萬里長城，以及供他遊玩的馳道等等。這麼多大的工程，還讓老百姓活不活，這不是逼著老百姓造反嗎？要不是他這樣沒完沒了地瞎折騰，何至於天下豪傑都揭竿而起？何至於讓他的子孫不僅沒做成皇帝，他死後沒有兩年，便全部成了刀下鬼？
秦確實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可在秦以後的王朝中，壽命超過200年，300年甚至400年的也還不少。但在這些王朝中，歷代皇帝都必須緊緊握住權柄，並且兢兢業業，勤勉執政。唯獨一個明王朝，朱元璋的子孫們大可耽於享樂，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在位45年因忙於修道成仙，竟有20年不上朝理事；萬曆皇帝在位48年，因立儲問題與大臣意見相左，竟負氣28年不上朝。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咄咄怪事，可奇怪的是他大明的天下依然穩固，竟然傳了13代共276年！
這就是他朱元璋的本事了。具體說來，朱元璋成功地建立了一種制度，這種制度之嚴密，之有效，即使皇帝10年20年不上朝，不理事，國家一切事物照樣運行，國家政權依然穩固！這就是他朱元璋的高明之處。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的制度有下面幾個特點：
一、在大臣之間製造矛盾。大臣與大臣之間，營壘分明，相互對立、相互監督、相互牽制、相互攻訐、相互告發。在有明一朝200餘年的時間裡，大臣與大臣之間你死我活地鬥，那是朝廷生活的常態。朱元璋這手十分毒辣，又十分有效。因為鬥爭慘烈而血腥，撲風捉影加上綱上線，被人告發從而被罷官、流放、被殺，甚至是被滅族的事時有發生。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大臣個個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誰還敢有貳心？
二、建立特務組織。開始建立的是“錦衣衛”，後又建立了“東廠”，還曾建立過“西廠”和“內行廠”。後兩個組織只是在短時期記憶體在，而“錦衣衛”和“東廠”卻是在明朝200餘年的時期自始至終存在著。這些組織完全由內監即太監控制，只向皇帝負責。之所以建立這麼多的特務組織，也是讓這些組織相互牽制。一個故事說明了明朝特務組織的厲害：甲、乙二人在某飯館飲酒，乙偶有“不滿言論”，甲奉勸他小心被“東廠”或“錦衣衛”聽到，乙滿不在乎，說：“他們還能削了我的皮麼？” 不料第二天，乙果然被削皮實草，掛到飯店的外面示眾。
三、廢除宰相制。這也是朱元璋的一大發明。中國古代幾千年封建王朝，都是皇帝下面設宰相，皇帝掌握根本的大權，而具體的一應大事，全歸宰相辦理了。明代開國之初，也是沿襲舊制，設左、右二相。先後任左右宰相的共有四人：首任左相是李善長，右相是徐達。後來任宰相的又有汪廣洋和胡惟庸二人。徐達任期較短，只兩年因要帶兵打仗便離去了。李善長追隨朱元璋最久，在朱元璋還只是郭子興的部將之時，李就是朱元璋帳下的幕僚。後郭子興發現李善長是個人才，要調到自己的帳下，而李善長覺得朱元璋生有異稟，是個能成大事的人，也就不願另謀高就。經多方說項，終於繼續留在了朱元璋的帳下。由此事就可看出朱、李二人交厚極深。李善長極有智謀，略事多中，並且極有決斷，敢於任事。他的這個特點，在群雄逐鹿，連年征戰的年代，是個極大的長處。可是明王朝建立後，朱、李二人君臣的名分既定，而李善長仍自恃是皇帝帳下的舊人，行事的方式依然不改，這就讓朱元璋無法忍受了。於是找了個藉口，就把李善長的官給罷了。而又為了安撫一下李善長，將自己的女兒臨安公主嫁與李善長的兒子李琦為妻。從這事可見朱元璋的鬼花招是何等的高明，一打一拉的手法玩得是何等得純熟。李善長去職之後，朱元璋又先後命汪廣洋和胡惟庸為相。可是沒過多少年，這位雄猜過度的皇帝，就發覺宰相權力過大，後來乾脆就把這宰相的建制廢除了。
四、殺戮大臣。在歷代皇帝中，朱元璋殺戮大臣心最黑，手最狠。在為建立明朝的天下立下了大功的文人武將中，除早死的幾個人外，幾乎全被朱元璋以各種罪名害死了。
以下著重談一下上面四個宰相的死。李善長去宰相職後，朱元璋先找了個比較老實厚道並且與李善長關係不太融洽的汪廣洋任右相。可由於汪的能力一般，並且手下的人都是李善長的舊屬，有李善長的操縱，這些人不好好與他配合，很快汪廣洋就玩不轉了。無奈朱元璋又任命胡惟庸與汪廣洋同為右相。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手腕，兩人不分左右，互不為下，意在相互牽制。胡惟庸剛上臺後，辦事精明幹練卻又小心謹慎，有李善長之長而無李善長之短。這不由得讓朱元璋龍顏大悅，覺得汪廣洋沒啥子用處了，於是將他貶到廣東去了。
可等汪廣洋走後，他胡惟庸也慢慢地變得驕慢恣肆起來，並且遇事常隱瞞、專斷。而另一方，汪廣洋遭貶後，對胡惟庸也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怨氣。於是他就暗地裡收集了胡惟庸的一些黑材料，向皇上報告。而朱元璋見到汪、胡二人怨隙極深，心中不由暗喜，正好可以利用。於是又調回汪廣洋複任右相，同時將胡惟庸升為左相。朱元璋的如意算盤是，讓胡惟庸辦事，讓汪廣洋起掣肘、監督的作用。可汪廣洋複相後卻沒能如朱元璋所願。這原因是他汪廣洋本就是一個厚道並無大志之人，既已官復原職，也就不願再繼續與胡惟庸交惡。等到皇上要他彙報胡惟庸的表現時，他竟大講胡惟庸的好話。這下可把朱元璋氣壞了：格老子本意是讓你監視、制約胡惟庸的，而你卻昧良辜恩，與胡穿一條褲子。於是以“朋欺”（庇護朋友而欺瞞皇上）之罪，把汪廣洋再次發配廣東，後惡氣未消，再派專使持敕書追殺汪廣洋於路上。不久胡惟庸更以叛逆大罪被誅九族。
朱元璋首先把原本子虛烏有的胡案弄成鐵案，以後再以胡案為根據，捕風捉影，牽連蔓引，上綱上線，大肆追殺、殘害大臣、官員及其家屬，史稱因此案遭誅戮人數達三萬多人。其中就包括為他朱元璋打下天下立了首功的李善長。
將李善長與胡惟庸聯繫起來並問罪的理由有兩條：一是胡惟庸入相是李善長舉薦的；二是李善長的侄子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就憑著這兩條，便構成了“元勳國戚，知謀逆不舉，狐疑觀望兩端，大逆不道”的大罪，全家70餘人被斬。要說李、胡一向關係密切並且沾親帶故確實不假。但李善長與他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兒女親家，而李、胡兩家只不過是個拐了彎的親戚，孰近孰遠那是明擺著的。連胡惟庸的謀疑案也是子虛烏有，而李善長已經是位極人臣，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他怎麼又會幫著胡惟庸謀反呢？朱元璋殺了李善長全家，可他並沒忘記留下李善長的兒子李琦及兒媳（那是他朱元璋的女兒），及他們的兒子李芳、李茂。該明白的地方他朱元璋是一點也不糊塗！
這樣，明朝一共四個宰相，他就殺了三個。另一個只做了兩年多右相的徐達，是怎樣死的，也是說法多多。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徐達得過一種重病，醫生囑他必須忌食河鴨，否則會復發並死亡。可突然一日，內監送來天子的賜食，打開一看正是一隻河鴨。徐達明白皇上用意實則是賜死。他不敢違命，否則全家就要遭受大難，於是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是食鴨而死，還是另外服毒而死，也就沒人追究了。不過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徐達的家人沒有遭難，其後人也一直嗣封不替，享盡富貴榮華。
朱元璋殺戮大臣，著名的還有藍玉叛逆案，牽連被殺的有一萬五千餘人；還有戶部尚書郭桓案，被殺的數百餘人，下獄的數萬人。零星被他殺戮的大臣，那也很多，就不必細述了。
2012-07-07 於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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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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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第二十九章 解厄托孤 何學威
1、在劫難逃
鹹魚攤集市上，這兩日有個瘋和尚東游西蕩，口中在不停地念叨：“秋作夏，病如麻。”
大人避開他走，小孩圍著他跑，他卻總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子。路人都道：“哪裡跑來個瘋和尚？”瘋和尚口中還在不停地念：“秋作夏，病如麻。”，小孩跟著他起哄喊叫道：“懶和尚，瘋和尚！”
那瘋和尚也真有趣，妳家的殘羹剩飯他都一概收去，吃個精光。破破爛爛的家什他也收，修得好好的，他還完完整整給你送回來。他就是成天到晚不停地念：‘秋作夏，病如麻。’也不知何意。
金秋已到，氣候倒是有些反常，還很悶熱，過了重陽還穿單褂子。有人猜“瘋和尚是否說，今秋天熱，病痛會多。”有人道：“可不是嗎，這晌島上生病的人真的不少。”、“聽說林族長家大小姐得的就是瘟病。”大家擔心瘟病要傳開，個個人心惶惶。
瘋和尚又來了，東遊西蕩，嘴裏還在不停地念：“秋作夏，病如麻。”
蓮追著瘋和尚討教道：“師父，請教‘秋作夏，病如麻。’是何意思？俗人不甚明瞭。”瘋和尚不理，還是只顧念：“秋作夏，病如麻。”
街邊上有一隻死貓，瘋和尚走過去將死貓提在手裏,口裏念叨：“死貓死貓，在劫難逃；作孽啊，待貧僧將它安葬起來也！”
瘋和尚提著死貓朝村外走去，蓮滿臉憂慮。
滿街的字條，還有人在不斷地貼，越來越多：一張、又一張，多是：“發熱、畏寒、打擺子。”
林族長家閣樓裏，大小姐躺在床上，大老婆跑了進來，哭喊道：“大小姐病成這樣，還要將她關起來，妳們安的什麼良心，為娘的親自來招呼妳，妳們都給我滾出去，只管送藥來，送好吃的來！”
奴婢被罵得灰溜溜退出去。
大老婆道：“女兒，娘來給妳喂藥。”她心疼地扶住大小姐一點點細心喂藥，問道：“女兒啊，好些嗎？”大小姐沒有回答。大老婆急了，說道：“女兒啊，妳可不能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妳這麼個寶貝，那些做妾的都鬥雞眼似地盯著妳，妳走了，娘也活不成了。”
大小姐一陣急促的乾咳，有氣無力地喊聲：“娘——”大老婆摟著她道：“我的心肝寶貝。”大小姐說：“我會死——”大老婆安慰她道：“不會，好女兒，要死，娘和妳一塊死。”大老婆抱著女兒哭個不停。
棚戶區內痛苦的哭叫聲，不絕於耳。
扮成賣漁婦的蓮走進了一間沿街的屋子中，靠牆一張破床，床頭放著尿桶，床上躺著病人，他是個面孔鐵青、滿是皺紋的老人，被子上有嘔吐的贓物，病人原來坐在床上，蓮進來時，他把身子往後一仰，想喘口氣，不停發出哮喘病人的尖聲嘯叫，他老婆拿來一隻木盆，擔心他再吐，放在他的旁邊。
蓮問道：“老爹病多久啦？”他老婆擤了一把鼻涕，然後道：“才兩日，就不象個人了。”蓮說：“阿婆，老爹得搬出去住，我們設法集中醫治。”阿婆問道：“為何不能住家中？他得的什麼病？”蓮說：“他得的是瘟疫，在家中，妳也會染病？”阿婆嚇得叫起來：“啊，瘟疫？”病人在床上喊道：“我——哪也不去——我要死在家中——”
蓮說：“阿婆，一會我叫人送藥來，您及時給老爹煎服，第三道湯藥，妳也要喝一些。”阿婆道：“好。”蓮說：“明天，我還會來。”阿婆道：“姑娘，謝謝妳。”蓮已經出去，阿婆手拿藥材道：“還忘了問人家姓甚名誰，就走啦，真是——”
林府廳堂一群妻妾圍住林族長大吵大鬧。
二娘道：“大娘也染上了，這可怎麼辦？”三娘道：“我們要搬出去住!”四娘道：“快離開這鬼地方，躲開瘟神。”五娘道：“不然我們都會死的，我先回娘家去，躲過這陣再說。”四娘道：“大房就是瘟神，躲得越遠越好，我也回娘家！”
林族長大喊：“妳們住嘴，吵都被妳們吵死啦！告訴妳們，誰都不許離開林府！”二娘道：“老爺，不行啊，我們等死啊！”三娘道：“我們要搬出去住!”四娘道：“我要離開這鬼地方！”
管家進來稟告：“老爺，女聖人來啦!”林族長忙道：“快快有請！”
蓮走了進來道聲：“林族長好。”林族長道：“聖人，來得正好，我家大娘也染上了，這些人都
吵著要搬出去，您看如何是好？”蓮說：“林族長，現在外面癘氣也很嚴重，島上已經有十一人染病，您的家人搬出去也難保平安。”妻妾們一齊道：“啊，這可怎麼辦啊？”林家妻妾哭成一片。
蓮說：“我就是來找林族長商量，您的家人還是都不要離開林府，另外，您能否開放林氏祠堂，將島上的病人集中起來救治？”林族長一聽開祠堂，急了，連聲道：“不行，不行，不能讓癘氣沖了林家的祖宗，那會大禍臨頭，使不得。”蓮問道：“可有別的地方方便使用？”林族長道：“我名下倒有一間庫房，很大，暫且空著，容得下幾十百來人。”
蓮說：“那就多謝林族長，權將庫房作為集中救治之所，另外族長還需組織族內人員巡島，不讓島內的人出海，島外的人上岸。”林族長問道：“這不是自行禁海嗎？”蓮說：“林族長，非常時期，不禁海不行。”林族長道：“此等大事，我在族內先商量再定。”蓮說：“事不宜遲，我先去看夫人和大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