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金枝：1943年初生于河北省泊头。196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之后在天津从事科技工作，退休后来新西兰。2008年之后始在本地华文报刊上发表文章。
佛山碾軋女童案的反思
“見死不救”成了如今中國人的固定的思維模式。
從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許雲鶴案”，到保定的“我爸是李剛”，到西安的岳家鑫。如今，在廣東的佛山，又發生了更為駭人聽聞的碾軋女童案：先後兩輛車撞到並從一年僅兩歲的女童身上軋過，之後又有18個行人從重傷的女童身邊走過，卻沒有一人肯對瀕臨死亡的孩子施以援手。
我們這個民族怎麼了？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正義和良知，還有沒有人性？
整個事件的畫面通過電視展現在了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丟盡了全中國人，全世界華人的臉面。
中國是一個很愛面子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是一個極重面子的民族。重面子不是壞事，重面子，是激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斷奮發向上，不斷前進的最重要的動力，遠比沒皮沒臉要強。
於是我們費了老鼻子的勁，下了老鼻子的功夫，花了老鼻子的本錢，去搞面子工程。我們想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取得世界第一，我們還總想拿諾貝爾獎金，我們還下大力氣培養體育尖子，到世界各地的運動會上去摘金奪銀。我們想在任何一方面“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也確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也確確實實地為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感到了驕傲，感到了自豪。然而我們卻在國民道德方面，這些遠比鋼鐵產量、糧食產量、GDP產值、美國國債、奧運金牌重要得多的國民道德這件事情上出了大問題，讓我們整個民族蒙羞，讓我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顏面丟盡！
一個穿金戴銀，但毫無道德可言的富家紈絝子弟走在大街上，誰會正眼看他？相同的道理，一個連老人倒在地上，小孩子被撞倒在馬路上都不肯施以援手的民族，還值得世界人民的尊敬麼？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之邦，長期以來支配我們民族思維的儒家文化，是一個以“仁”為核心的禮儀文化。對中國有著重大影響的佛教，其弘揚善良，提倡慈悲，提倡扶助弱小的教義，也像陽光雨露一樣培植著我們民族的心靈。我們民族的細胞中絕不缺少良善、同情心這樣一些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民族的文明寶庫中這些最寶貴的品質，被透支殆盡了呢？
想想我們民族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吧。
50多年以前，彭德懷看到成百萬成千萬的饑民倒斃，說了幾句真話，立刻被打倒在地，最後被折磨致死。在這一過程中，除黃克誠等少數幾個人仗義執言，說了幾句同情的話以外，又有誰對彭德懷施以援手了呢？相反，那些在場的人，無不助紂為虐，在已經倒地的彭德懷身上再踏上一隻腳！
這與今天發生在佛山的女童被軋，18個在旁行走的路人不肯施援，有什麼差別？
又過了幾年，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人誣陷，最後被折磨致死，一家子的遭遇也慘不忍睹。有一個人就住在他的旁邊，他只要說一句：“少奇是個好同志”，即可讓劉少奇一家脫離大難。可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他說了麼？
這又與今天發生在佛山的女童被軋，18個在旁行走的路人不肯施援，有什麼差別？
同情心、扶助弱小是人最基本、最善良的本性，可是長期以來，卻被肆意煽動仇恨的所謂“階級鬥爭”說教所代替。
不管是在城裏還是在鄉下，任何人遇到災禍，街坊鄰里給予幫助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他們施以援手的動機是什麼？“誰還沒個災沒個病啥的！”，多麼實在、多麼樸實、多麼善良、多麼美麗的語言！可是長久以來，非得對這種樸素善良的動機，拔高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脫離人情、人性的高度，讓人無法接受，甚至讓人噁心。
人們“做好事”，為的是一旦自己有困難，也會得到社會的回報。或者做好事的動機，是為了得到世人的誇讚，受到社會的尊重，這種想法極其自然，這種要求並不過分，這種思想並不卑鄙。可是長久以來，“做好事”也要被貼上政治的標籤，一定要與某種“主義”、“思想”，甚至“世界革命”這一類的大目標聯繫起來。這種做法，與“做好事”的人的淳樸、善良的初衷相去甚遠，嚴重地敗壞了“做好事”這一行為的聲譽。
尤為噁心的是在那“活學活用”的年代，人們必須是在學了毛著，聽了毛主席的教誨，從《為人民服務》的說教中得到了靈感以後，才會產生“做好事”這樣的思想，也才會有“做好事”這樣的行動。在做好事的整個過程中還必須符合下面一套程式：比如看到一個老人倒地以後，必須首先在腦子中產生“私”字一閃念：“如果出手相助，會給自己帶來什麼不便”，之後耳邊突然響起了偉大領袖的教導，又想到了倒地者一定是自己的階級弟兄，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然後再出手相救，這才算完整無缺地完成了讓當今的人看來滑稽得沒法再滑稽的“做好事”的一套固定模式。
這一套庸俗的做法，是對於有著5000年歷史的民族文明的踐踏和戲弄，把整個中華民族降低到了白癡的水準，降低到穿開襠褲、墊尿布的水準。正是由於人們對於這套庸俗做法的反感，也使“做好事”這一善良的行動在人們的心中的地位，大大地打了折扣。
到了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的進步有目共睹。今天在社會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絕不是由於開放而從國外傳進去的。我要告訴國內的朋友，像新西蘭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道德，比中國好得多。中國現今社會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其原因是由於邪惡的極左的思想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又在今天改革開放的環境中，變態地、畸形地發展起來。
只要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堅守自己優秀的傳統，也學習別人好的東西，包括法規，包括觀念，包括思想，中國就會好起來。
並非中國人沒有道德，
是邪惡的思想讓“愛”蒙羞，
人們才變得如此地冷漠。
只要在人們的耳邊輕輕地呼喚，
“ 愛”就會在人們的心中復活！
书品与人品（之三）
康生一生中，從未幹過一點好事。從延安時代起，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貫逢君之惡，陷害忠良，是一個十足的大奸大惡。像他這樣人品壞得如此地純粹、透徹、充分的人，確也難得，歷史上恐怕也只有秦檜、嚴嵩可以與之相比。
可是怎麼能把康生與書法聯繫起來呢？原來這康生還是一個大書畫家。前人大副委員長，前清朝翰林出身，同時也是書畫鑒賞家和收藏家的陳叔通曾評價當代書法家，認為中國當代四大書法家為：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赫然將康生列在第一位！想這陳叔通也是一個正派之人。儘管他的評判也是一家之言，盡可見仁見智，但他的判斷不會太離譜，康生作為一個書法大家的地位是不能否認的。
大家還記得王力、關鋒、戚本禹吧，這王力在文墨圈內也是一個厲害人物。他在他後來的《王力反思錄》裏這樣描寫康生的書法水準：“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 ”。作為對比，再看看王力在他的反思錄裏是怎樣評價毛澤東的書法的 ，他寫道：“毛主席的字寫得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佩服，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這些東西都是王力出獄以後寫的，大概與事實沒有太大的出入吧？
可一般人並不知道康生是一個大書法家，這原因便是由於康生城府極深，刻意深藏不露。原來當時偉大領袖書法的名聲最隆，他深知必須仰體聖心，不敢太出風頭。這一點他不敢比郭沫若，人家郭沫若早就名聲在外，縮不回去了，並且也只是個文人，不是革命家，與領袖沒有可比性。他康生可就不同了，萬一犯了聖忌，那就鑄成大錯了。
可他自視甚高。因此儘管他城府深，也還有藏不住，忍不住的時候。
先說繪畫。那時在美術領域，齊白石是無可爭議的一哥，徐悲鴻穩坐第二把交椅。齊白石坐第一把交椅的一個原因是他曾經是一個木匠，學徒出身，那年代這就是資本，符合“卑賤者最聰明”，“書讀得越多越蠢”的大道理。論齊白石的成就，在畫界也確是拔尖的水準。可康生對齊白石是十二個不服，認為自己的水準超過齊白石。為與齊白石較勁，他特地給自己刻了一枚叫“魯赤水”的名章。“魯”對“齊”，“赤水”對“白石”，這意思是再明白不過了。他還以以“魯赤水”的名義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他的畫作。當年也是大才子的鄧拓曾在著名的《三家村紮記》專欄中，對魯赤水的繪畫水準讚賞有加，評價甚高。
再說康生的書法水準。康生真草隸篆樣樣精通，並且能左右開弓，確實是個大家。那時在書法領域除偉大領袖外，名聲最大的便是郭沫若了。康生大概不敢不佩服偉大領袖，即使不佩服他也不敢說出來。看來他也沒把舒同、啟功、趙朴初這些人放在眼裏。於是他把一腔怨氣灑到郭沫若身上了，看他是如何貶損郭沫若的：他說我就用腳趾頭夾著根木棍寫字，也比郭沫若寫得好！
夠狂氣的吧！不過筆者以為，這康生確實不是等閒之輩。他在書法、繪畫領域的成就也是得到內行人的肯定的。
成就歸成就，不過看一看他對待齊白石和郭沫若的態度和作為，也看出這個人的陰毒、刻薄，心地狹窄，不能容物。再看他在歷史上一貫陷害好人，惡貫滿盈，這就註定他將永遠地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的字，他的畫再好，也不能傳世。
屈 保 祥
屈保祥是我們實驗室的一個老工人，人很老實，厚道，我們都叫他屈師傅。老實是老實，只是老實得有點過火，有人說他缺個心眼。這當然只是背後議論。
他原來不在我們實驗室工作。後來我們實驗室擴大，建了個新的實驗室，建築面積很大，要找兩個專職清掃工，於是就把他給調來了。
和他一起幹清掃工的另一個人姓劉，我們叫他劉師傅。這人心眼可就比屈師傅多多了。他們兩人自然是劉師傅管著屈師傅。可是管歸管，還是以表揚為主。人們總是聽到劉師傅不停地表揚屈師傅：“你看屈師傅多能幹！” ；“你看屈師傅掃得多乾淨！” ；“你看屈師傅把髒活累活全搶著幹了！” ；“你看屈師傅……” 於是屈師傅就更能幹了；掃得就更加乾淨了；把這髒活、累活全給包了。劉師傅總是不停地表揚屈師傅，而屈師傅總是不停地幹活，就這樣兩人有說的有幹的，配合得挺好。
日子長了後還聽到不少有關屈師傅的好多小故事。一個傳得人人皆知的故事是關於屈師傅洞房花燭之夜的故事：進了洞房之後男人該幹些什麼，這本來是世界上所有男人都無師自通的問題。可屈師傅竟然是茫然不知所措，躺在那兒一動不動，像個木頭人。新娘比他大兩歲，急得沒辦法，實在等不下去了，只得反客為主，親自導演。也虧得屈師傅老實，聽話。在新娘的操縱下，折騰了半天，總算圓滿地完成了新婚之夜必做的那件大事。
這事是從屈師傅原來幹活的車間傳出來的。屈師傅原來所在的工作小組裏面有兩個“壞小”，總拿屈師傅尋開心。所謂“壞小”也並不是人有多壞，只是總愛談論與“性”有關的事，還總愛拿著別人涮著玩。屈師傅人老實，自然成了他們尋開心的對象。工前工後或休息時，二人便揪著屈師傅盤問起來。在二人的循循善誘之下，屈師傅只能從實招來。於是屈師傅與他媳婦那點事，被他們越挖越多，越挖越細，越挖越深。
後來屈師傅調入我們實驗室。我們實驗室知識份子多，那時知識份子地位低，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屈師傅是老工人，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我們沒人敢拿屈師傅尋開心，只能尊敬著點。其實我們尊敬屈師傅是發自內心心的，並非屈於某種壓力。因為屈師傅人老實、厚道、心眼好，自然得到了我們真心的愛。
後來文化大革命了，搞階級鬥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背語錄，唱語錄歌。屈師傅是老工人，對毛主席感情深。他搞階級鬥爭不在行，但背語錄，唱語錄歌很認真、努力。一次研究所在大禮堂開大會，大概是活學活用毛著之類的會。屈師傅走上台去，要獻唱語錄歌。主持人見他對領袖感情如此之深，便慨然應允。只見他從褲兜裏掏出皺皺巴巴的一張紙，然後朗聲說道：“現在我唱第一支歌”，然後按著一定的旋律唱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然後又朗聲說道：“現在我唱第二支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之後又唱第三支歌，“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然後又唱第四支歌，第五支歌，第六支歌……第二十五支歌，第二十六支歌……直到把他那寫在皺皺巴巴的紙上的所有的歌全部唱完為止。從此屈師傅在我們所內名聲大震，無人不知。一說那個唱語錄歌的，便是屈師傅了。
有時候老實人也惹大禍。一次我們研究室開批判劉少奇的會，屈保祥發言。屈師傅沒水準，所以所裏開大會不會讓他發言。室裏開會時屈師傅有時發言。因為屈師傅水準不高覺悟高。他舊社會苦大仇深，毛主席讓他翻身成了國家的主人，而劉少奇卻要搞復辟，讓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想這事他能答應麼？所以他對毛主席感情特深，對劉少奇特恨。正因為屈師傅階級覺悟高，所以開小會時有時讓他發言。他說得不成章法，不像人家有些知識份子特會講，不管是批劉少奇，還是批林彪，還是批鄧，還是批四人幫，還是批孔子、批周公、批水滸，人家都批得頭頭是道。改革開放了，這些人轉的也特快，三個代表，和諧，人家認識的也總比別人深刻，說得總比別人在理。屈師傅可就不行了，他沒文化，說話不成章法，顛三倒四，說著說著自己也不知所云了。
壞事就壞在這水準上了。這次他批劉少奇，他要不停地揭發劉少奇的滔天罪行，還必須不停地頌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由於這兩個角色必須不停地換來換去，折騰著折騰著他自己就亂了套了。一不留神兒，他把大特務、大叛徒、大工賊這三頂本來屬於劉少奇的專用帽子扣到毛主席的頭上了。
話一出口，他自己也立刻意識到鑄成大錯，立刻就癱倒在地上了，這汗就流下來了。這時全場也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視。靜了一兩分鐘，負責人找了兩個人把屈師傅拉起來，扶到一間小屋裏，拿了個凳子讓他坐下。負責人先嚴厲地批評了他的政治錯誤，之後又安慰他你這是不小心說走了咀，除了要向偉大領袖請罪，深刻檢討錯誤，還要放下包袱，繼續革命。
仗著是小單位開會，在場的人不多，沒有左得要命的人。更由於屈師傅人老實，人緣好，沒有人刻意跟他過不去。於是這件事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風平浪靜地過去了。
真是好人有好報，遇事能逢凶化吉。這事要是擱到別人身上，說不定就要家破人亡了。
後來改革開放了。後來屈師傅退休了。大他兩歲知冷知熱的老伴，把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什麼活也不叫他做。
可屈師傅是個閒不住的人。從八十年代初起，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最現代的新學科——人體科學，特異功能，氣功治病在中華大地興起。由於報紙、電視臺連篇累牘地宣傳，迅速席捲全國。他聽說著名的氣功大師嚴新能用意念移動物品，能穿牆而過，還曾在北京發功讓東北降雨，澆滅了興安嶺的森林大火。這些生動的事例讓屈師傅十分激動。尤其是各路氣功大師為人氣功治病的事蹟深深地打動了他。他想能為病人解除病痛那是多好的事情。於是他決心攻克氣功治病這一難關。於是他按著金庸的小說描寫的樣子，伸出兩隻手在眼前晃來晃去，然後憋著一口氣，心中念念有詞。試著試著覺得有點門道，於是就進一步試著給人看病，據說效果還居然不錯。有些病人病情有了緩解，或是部分地解除了病痛，有些病人則是延長了生命。結果是一傳二，二傳三，遠近前來找他治病的人還真不少。不過這些找他治病的人沒有我們單位的人。我們單位的人儘管人人都知道屈師傅是個老實人，不會騙人，但也沒有人相信他真地可以氣功治病。
後來，社會上對於氣功治病有了很多非議：說氣功治病是假的，是騙人的，是騙錢的等等。於是這氣功治病之風走入了低谷。而屈師傅也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我知道屈師傅是個大好人，可我跟他來往並不很多。我來新西蘭之後，和他就更沒什麼聯繫了。
皇帝的雅量
皇帝位高權重，生殺予奪，全他一個人說了算。天下的珍寶都是他的，天下的美女都是他的。他看誰順眼，一句話召來收為重臣，收為佞臣；他看誰不順眼，一句話拉出去砍了。
皇帝辦事最是乾脆俐落，性格直露，完全不必裝模作樣。只有別人裝模作樣作事給他看的道理，他裝模作樣給誰看？
皇帝的威嚴必須得維護。聖上一定是最英明，聖裁一定最正確！皇帝有什麼特長，那別人就必須小心點：你也可以有相同的特長，但你的水準必須比皇上要差，還要差的多點，要與皇上拉開檔次。
如果皇帝會作詩，會作畫，會書法，儘管作品不多，水準一般，世人也必須對皇帝的水準大吹特吹，說成是當今最高水準，別人誰也達不到，超不過。
那皇帝的水準就無人能比了？也不如此。比是可以比的，但只能與聖人比，與古人比，與離開當時比較久遠的名人比。如與孔孟比，與堯舜比，與湯武比，詩歌與屈宋比，書法與二王比，畫畫與顧愷之比,等等。無論如何，同時代的人是無人能比的。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如此，這要看這位皇帝的氣度和雅量了。
唐太宗李世民便是一個有氣度，有雅量的皇帝。
唐太宗愛好書法，他就能屈尊以虞世南為師，學虞體。虞世南是他的臣下，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唐初四大書法家，書法成就很高。唐太宗學習還蠻認真，為檢驗自己的水準，他寫了幾個字，其中一個戩字，他只寫了“晉”字半邊，留給虞世南添寫上“戈”字半邊，之後拿給魏征看。魏征看了說：“今窺聖作，唯“戩”字“戈”法逼真”。唐太宗直誇魏征眼力。從這件小事即可看出唐太宗的大度，唐太宗的雅量。可以看出他們君臣之間是如何相得。
還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氣量。唐太宗喜愛宮體詩，這是一種專寫男女私情，並且重詞藻，講對仗、講音律的一種很豔麗的詩體。一次，他做了一首宮體詩，拿給虞世南並讓他唱和。如若換作別的君臣，遇上皇帝欽點與聖上唱和事，這是多大的榮耀，拍馬屁還來不及，還不趕緊和上一首奉上。可虞世南不但不奉召唱和，反進諫勸阻：“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召。”唐太宗看後不但不生氣，反嘉獎他直諫，賜絹50匹。真地是君是明君，臣是諍臣！
唐太宗作為一代英主，正是由於他的大度、謙虛、納諫；他對知識，對知識份子的尊重；他對於正義的堅守；對道德的敬畏；對於自己權勢的約束，才開啟了威震寰宇的大唐盛世，更開啟了延續幾百年光輝燦爛的唐宋文化！
像唐太宗這樣偉大的皇帝固然少有，但不那麼暴虐，而小有“雅量”的皇帝也還是不少。宋代宋仁宗與著名詞人柳永之間就有過這樣一段趣事，為歷史留下了一段佳話。
柳永是宋朝一位著名的詞人。現在的人推崇豪放派詞人蘇軾、辛棄疾，其實豪放派在當時的詞學領域中並不是正宗。當時詞學的正宗是婉約派。婉約派詞人中成就最大，最著名的就要數柳永了。
婉約派的詞大都以男女情愛，離思別恨，風花雪夜為內容。這些內容自然得到當時歌妓們的喜愛。那時的歌妓都是柳永的粉絲。柳永隨便給她們寫上幾句詞，便令她們名聲大震；柳永要是與誰親熱一下，她便是倒貼銀子，那也是求之不得。
在當時的歌妓中，流傳著這樣一段順口溜：“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即柳永）叫；不願千黃金，願得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
就這幾句順口溜，傳到當時的皇帝宋仁宗那裏，那份氣呀，真地是不打一處來！虧得這位仁宗皇帝到底不是一個暴君。否則的話，隨便找個藉口就把柳永抓來殺了就是了。但要說宋仁宗寬厚卻也談不上，後來還是找了個機會，結結實實地給柳永穿了個小鞋兒。
柳永有一首詞《鶴沖天》，裏面有兩句：“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酌低唱”。這兩句十分有名。雖這麼寫，其實柳永並非如此超脫，他還是想混個官作一作。為此，他必須走科舉這條路，於是他就栽到了宋仁宗的手裏。仁宗見了他的卷子，御筆一批：“此人好去淺酌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這一下子，就把柳永致仕的路給堵上了。
柳永自知是皇帝老兒作梗，致仕無門，只好死了當官這份心。從此戲稱“奉旨填詞”，死心塌地地作他的詞人去了。
到底柳永還是沒倒大黴，他還能偎紅依綠，自自在在地作他的“白衣卿相”。仁宗皇帝雖有嫉妒心，也並不算暴虐；說不上大度，還算是小有“雅量”。
文革中的兩個小故事
事情怎麼就這麼巧：昨天6月16日，在奧克蘭唯一的華人電視臺CTV8上，先後轉播了兩個節目，一個是中央電視4台播送的《百家講壇》節目，內容是王立群教授講解“秦始皇”，說的是秦始皇剛剛掃平六國之後，如何處心積慮地壟斷自己的權利，建立起一套對於自己的神化和崇拜制度。此段剛播完，接著轉播張國立、蔣雯麗主演的電視劇《金婚》，時間正好演到文革初期，可以看到大量花樣繁多的對於毛澤東的崇拜活動。真是無巧不成書，一個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皇帝，一個中國現代最偉大的領袖，竟在同一天，相繼出現在新西蘭的電視螢幕上。而歷史又是如此驚人地相似，兩個歷史強人，相隔2000餘年，其思想，其追求，其所作所為，竟然是如出一轍。自然，其結果也是十分相似：秦始皇死後兩年，他所建立的自以為“萬世不替”的秦氏王朝，便轟然倒塌；而同樣，在毛澤東死後兩年，他所建立的自以為“光耀千秋”的“革命路線”，還有一系列的“兩個凡是”，就被人請進了歷史博物館。
於是，我感慨萬千……
於是，我浮想聯翩……
於是，我又想起了發生在文革期間的兩個小故事：
（一）、“李再含同志比較健康！”
先交代一下李再含同志何許人也。文革初期，李再含原是貴州省軍區政治部主任，軍銜為大校。此君個不高，背微駝，嗅覺卻極其靈敏，也因此辦事常常能洞察要害，善得機先。文革初期，一般人都看不清偉大領袖的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誤以為又是在搞“引蛇出洞”，又是在搞“陽謀”，因而都捍衛領導，走保守路線。而李再含卻一開始就看出，偉大領袖和江青同志是支持“造反”的，於是最早地就毅然決然地舉起了“造反”的大旗。此舉深得帝心，專門賜予一句“山東出了一個王效禹，貴州出了一個李再含。”的最高指示加以褒獎。可不要小看了這句最高指示，在那人人都朝不保夕的年代，這句最高指示，可是比封建時代的丹書鐵卷還要好使。有偉大領袖眷顧，此君行情一路飆升。不久省革委會成立，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貴州革委會主任。九大時，更被選為九大候補委員。
那時開大會是家常便飯，什麽慶祝會、講用會、批判會，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每次會議開始，開始的節目必定是全體起立，主持人先說一句：“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注：此句也可以這樣講：“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的偉大領袖，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接著，全體人員齊聲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喊的同時，還須舉著紅寶書不斷地向前方砸去，每句萬壽無疆砸三下或兩下，三句萬壽無疆須砸九下或者六下。接著，主持人要說：“祝我們的副統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副主席”【注：這句話不十分嚴格，可有多種變通方式，最簡單可以只說一句“祝林副統帥”或說“祝林副主席”即可】之後，全體人員再次高喊：“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同時也要舉著紅寶書向前砸九下或者六下。完事以後，全體坐下開會。這一套程式，極其規範，而且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是同一個模式。顯見是由大內高手，精心設計，多次演練，才最終定型，頒佈全國遵照執行。這套玩藝兒，與當年大臣上金殿時，須對著皇帝三跪九拜何其相似！只是形式多有變化，也算是古為今用，與時俱進了。這套崇拜形式，以後更是加到了每日一次的“天天讀”裏，以及每日的“早請示、晚彙報”裏。這套荒誕戲，在全國所有的廠礦、企業、機關、部隊、學校，每天都演那末兩、三出，這是何等的荒唐！
再回過頭來說我們的故事的主角李再含同志。在得到毛主席對他的褒獎，並登上貴州革委會主任，確確實實地成為一鎮諸侯之後，仰仗著聖愛，便不知天高地厚，頭腦發脹，張狂過度起來。在他自己的地盤，竟然小達溜地搞起了對於自己的崇拜活動！其方式是：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之後，主持人再說一句“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體”，與會全體群眾再接著齊聲高喊“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仍然用紅寶書砸九下或六下。當時不知他是怎樣地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創舉，哪知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此舉恰恰地犯了聖上的忌諱，於是龍顏大怒，不久便被從貴州革委會主任的位置上逐了下來。更為可憐的是，他連個“比較健康”也沒落著，沒熬過文革，於1975年就過早地去世，享年54歲。
（ 二）、與毛主席同得全票的人——王白旦
先交代一下本故事的主人公 。王白旦，煉鋼工人，解放初在太原鋼廠工作，後支援東北，調到齊齊哈爾北滿鋼廠。是一個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從沒出過風頭，也從沒幹過壞事的人，一個真正的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芸芸眾生也。
時間到了1969年春，中國共產黨即將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八大是在1956年召開的，黨章規定，換屆選舉的全國代表大會應該每五年舉行一次。按著章程，九大應在1961年召開。然而“困難時期”的一場大禍還沒過去，肇事者雖頑固地堅持不下“罪己詔”，可並不表示別人都是傻瓜。如果此時開九大進行換屆，其危險性那是再明白不過。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拖，拖到什麼時候？拖過今天拖不過明天。怎麼辦？山人自有妙計：於是大搞階級鬥爭，搞它個天昏地暗，搞它個天翻地覆慨而慷！果然是蒼天不負有心人，到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時，老八屆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經搞下去71%。至此，召開九大的時機就算成熟了。
話說一個九大代表的名額，下給了當時的北滿鋼廠。條件是，工人，有七年以上黨齡。於是陰差陽錯，這張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恰恰地掉到了王白旦的懷裏。於是他風光十足地成了九大代表，風光十足地來到了北京。好事還僅僅是開始，幾天以後，選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因為偉大領袖有“以鋼為綱”的偉大情節，作為煉鋼工人的王白旦，也就“人以鋼貴”，成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因此也就有幸讓我們故事的主角，演出了一出影響雖不深遠，但是絕對是滑稽得能載入中共史冊的滑稽戲。到了投票的時候，沒有什麽城府的他，腦袋這麽一熱，鬼使神差地自己給自己投了一票，也就由此鑄成了大錯。
投票結果，全票當選者兩人：毛澤東、王白旦，以後林彪，差兩票，再以後，再以後……就不必說了。此一結果一公佈，全場目瞪口呆，全體代表譁然，紛紛要認識一下這位元與偉大領袖劃等號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更有些對偉大領袖感情特深的人，對此憤憤不平：偉大領袖自己投自己一票，那是天才，那是創舉；你王白旦是個什麼東西，也敢自己投自己一票！而此時的王白旦，更是羞得無地自容，恨不能找一個老鼠洞鑽進去！出現此種情況，雖屬意外，亦在情理之中。你想周恩來、朱德、陳毅等一幫老右，自有不少人反對；而江青、春橋、文元等新貴，亦有人不喜。倒是王白旦這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沒有人刻意跟他過不去。誰都知道，選舉時得票的多少，對一個人的聲譽影響極大。那時毛主席正坐在他的神壇上，其權威是何等的重要？在關係到偉大領袖的榮耀和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別人自當與領袖拉開距離，讓領袖一人獨秀，豈容他人掠美？不過在此事件上，偉大領袖卻表現得是異常地大度！而最終的結果是，這位王白旦只是驚出了一身冷汗，之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畢竟，他只是一個老粗，一個憨厚的工人。
經過此次驚嚇之後，本來就老實本分的他，為人更加低調了。此後他再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在以後萬般詭秘的鬥爭中，也沒有受過什麼大的挫折。再以後，經他一再要求，他又回到他的廠，繼續當他的煉鋼工人。再以後，他退休了。當然，他也並非事事舒心，他的老伴去世了，他四個孩子中的兩個也先於他去世了。他與其他的退休工人一樣，退休收入不多，生活也不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