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
洪丕柱
不久前，我應邀去坎恩斯參加澳洲聯邦政府舉辦的一個大型的投資北澳的國際招商會，作為同聲翻譯。在翻譯中認識了從悉尼來的一位姓張的女翻譯。休息時聊天，張女士忽然問我祖籍是哪裡人氏。我問她為何問我這個問題。她說因為她的母親也姓洪，出於好奇，想了解一下是否和我是同鄉。我說我出生在上海，但祖上是寧波洪塘人，幼年時還在那裡生活過兩年。她驚呼起來，說她母親也是洪塘人，這世界真小，說不定我們是親戚呢，回去問問她。
然後我們開通了微信。一問下來，我們確實很可能是親戚。說是“可能”，因為問到我上輩的一些人，我不完全能說出來。張女士告訴我，沒關係，母親和洪家的親戚，不管是否姓洪（因為洪姓女士的子女，如張女士，就不姓洪了），也不管住在哪裡，大陸還是海外，大家創立了一個群，以便尋根和交流。她邀我參加，我欣然同意。
其實，我還參加了另外的以家族為基礎的群，因為我們也有其他姓氏的親族。這些群，都是年齡較大的一些親族創辦的，目的是尋找親族成員們以及相互了解情況，因為小輩們已搞不清楚家族中的各支和相關的關係了。
猜想，其他華人朋友們也會組創起類似的以姓氏或親戚為基礎的群。近年來似乎尋根在華人或中國人的圈子裡流行起來了。
多年前我曾去美國訪問過。在洛杉磯，居然在當地華文報上看到有洪氏宗親會的活動廣告。因為是過客，在那裡呆的時間有限，沒有時間去看看他們的活動。但心裡一直在想，某姓的宗親會，居然在海外早就有了，而中國國內那時根本還沒有。
看到這類宗親會的活動廣告，我很感歎。文化大革命時我就曾暗中想過（這些想法當時說出來絕對是死罪）：中華文化在海外應該保持得比在大陸好得多，在大陸，很多東西已經在偉大舵手揮動巨手下，被作為四舊，砸得稀巴爛了；今後，我們要到海外去才能找到有關自己文化中的某些東西了，包括祖宗。
這個當時秘密的（或者是反動的）想法在洛杉磯被部分證實了。二十多年前我有機會同澳洲的一些華文作家朋友們到台灣去開會。在抽時間一起遊覽台北市的時候，我們都有同感：台灣對中華文化的保存，絕對不知要比大陸好上多多少少倍！台北看上去要比上海陳舊，但中華文化的底蘊不知道要比閃閃發亮的暴發戶上海深厚多少倍。上海本來就沒有多少歷史，這一點點的歷史，現在還有多少被保存著呢？新建建築並不難，布利斯本早在1988年就要建百層高樓，市政府的方案剛出來，就被市民否定！所以不是只有中國有這個能力。但是你去巴黎看看，你會感到震撼：人家的歷史保存得多完整！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文化上的東西，比如想對自己的祖宗有所了解，想不到現在也在某些新事物中，比如親族群中萌發了。這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是任何所謂的革命力量所打不碎、燒不光、滅不了的。或者被燒毀了，遲早在春風吹拂和雨露滋潤下，還是會重新發芽的。尤其是，中華文化是特別認祖的文化，是祖宗崇拜的文化，孔老二早就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是“重祖主義”的依據。
當然，尋根也應該是人類的一個共同的願望或感興趣的話題。多年前，我就看到海外華人回大陸或台灣去尋根，有些是在海外出生的年輕人，根本已經不會說一點兒華語了，對中國的生活習慣也完全無法適應了，但是仍然要麼是自己想了解自己的祖先，要麼是他們的父母親有心不讓他們忘記祖宗，鼓勵他們回故鄉尋根。我還讀到美國有些黑人，他們的家族已經在美國生活了一兩百年了，仍然不辭艱辛地到落後的非洲去尋跟。
參加了洪氏親戚群之後，我忽然發現有人稱我公公，想從我那裡打聽他們祖上的情況。在他想來，公公當然對家譜要比孫子、外甥、外孫要更了解啦。其實我從小時候開始，就有年齡大過我的親戚叫我舅公了。這是由於輩分的關係。輩分這東西在族譜中是個挺稀奇的東西。親戚群中居然有比我年齡大十幾二十來歲的，要叫我叔叔或公公。從前中國人結婚早，一名婦女一生可能生十幾個孩子，大的孩子同小的孩子之間可以差二十幾歲。家母曾告訴我，我的大姨和外婆居然同時做產婦！外婆生小姨時，大姨正好在生她的第一個孩子！這樣兩三代下來，就可能發生年齡大的叫年齡小的叔叔、舅舅甚至舅公的情況。
當然我很想告訴我的年齡大的後輩們有關洪家祖上的事情以及各位洪姓人士之間的親戚關係，誰是誰的什麼。可是正如前面說過的那樣，很多情況下我說不上來。有些上輩的姓名從先父、家母那裡聽到過，但具體關係，誰是誰的什麼，卻說不清楚；況且我幼年在洪塘居住時，說的是寧波話，現在還能說一些，這寧波話裡，姓名的發音同普通話差距很大，你知道某人的姓名，但很可能寫不出該姓名的漢字。
但最主要的是，自我讀書以後，我們的親戚們就很少來往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偉大領袖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階級鬥爭 — 那時，他老人家曾令人發聵地大聲喊道：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所以就有了從土改、三反五反、資本家改造、反右、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等等的一系列運動，鬥啊鬥的，先父或家母常會聽說某某親戚被劃為地主、或者反革命、或者被鎮壓/槍斃了、或者或被判刑了；或者某某變成了不法資本家，被關押了；或者某某變成了右派份子，被送去青海勞改了！他們常會被這些消息嚇得渾身發軟（我曾聽到父母低聲悄悄地说：XXX其實是個老實人，居然也被… 了！），所以同親戚們盡量少來往、少走動，免得受牽連。在每次需要填表時（在從前的中國，要填的表格和政審特別多），都盡量不要填寫任何親屬的名字，因為誰也不知道他/她現在是否突然變成了“階級敵人”：地主、反革命、資本家、右派分子、壞分子！父母親總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們對孩子們也越來越少提親屬們的情況了，免得給我們造成心理負擔：不知情最好！還有，當時黨和政府曾大力鼓勵剝削階級的子女“大義滅親”，檢舉揭發自己父母的言行，所以連家長對子女講話，都得分外小心謹慎！這就是為什麼隨著我們的年齡的增長，我們對自己的親屬的了解反而越來越少，現在面臨“小輩們”的問題，我只能從幼時的記憶中努力去挖掘一丁點兒的東西出來。
人們常說“血比水濃”。可是那時，血比水更可能有毒！因為血統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儘管他老人家曾用“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來“安撫”“ 血統”不好者。但是，他老人家難道不知道，對於血統的劃分，往往是沒有明確標準的，相當任意的，為此葬送了多少有才華的年輕人的前途！比如，我年輕時曾非常正規、嚴格地學過多年聲樂，不久後考進上海樂團合唱團業餘部，隨後又擔任了男低音聲部長兼聲樂指導。文革中因專業部的一些演員被打倒，演出時人員不夠，年輕的我因聲樂水平高而被專業部借用。可是借用三年後，我還是沒被轉正，失望之下我就退出了。三年多前有一次回上海，同以前一起唱歌的合唱團員們，都是退休老人了，一起相聚吃飯時，前人事科的俞老師也在場，在其他團員的提問下，他終於對我的問題給出了答案：合唱團曾考慮讓我轉正，可是在去政審時，家母正在牛棚改造，緣由是“地主婆”！所以我當時因“出身成分不好”而不能轉正。文革後家母獲得了平反，因為最後經調查證明她不是地主婆！但是我的聲樂前途已經被葬送了。“平反”！只是一紙證明，毫無價值，卻對被冤枉者的委屈毫無道歉、對其精神和物質損失毫無賠償！世界上那些民主國家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今天的年輕人，在當局的“歷史虛無主義”和“遺忘主義”的影響下，對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重大的事件毫無知識。他們在尋根時，也許發現他們的祖父、外公、叔公、舅公曾被當時的政府勞改、囚禁、鎮壓、槍斃，他們會作何想法？而群裡知道這些歷史的老人，是否會如實地告訴這些年輕人，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樣想，是因為我忽然想起一名親戚，他曾“參加革命”，在黨內擔任高位。但由於他的“黨性”，他也參與了對某些親屬的檢舉揭發和鬥爭。現在他在群裡，當然採取低調，絕少發聲，不會重提舊事。還好，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人問起他在當時幹了些什麼。他知道我，當然，我也對他曾做過的事保持沉默。
18年1月18日於八里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