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丕柱

            我是個不太會玩的人,從小在母親教育下只知讀書用功,辦事認真,做人老實。一句話,我這人除了學習便是工作。我想,這也許是我比較呆板,不太機靈的原因之一,英文不是說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嗎?

            去中國出差、訪問,接待我的大學校長、教授,包括小地方的,擺完飯局後就請我跳舞、卡拉OK。校長、教授個個摟抱著女秘書或青年女教師舞步風流,歌聲瀟灑,可是我只能按節拍點子呆板地跳,而那些时尚的新歌兒呢,大都不會唱,或者沒聽到過。

            去年,我從中國請來布里斯本旅遊的一位前女學生,回去後寫信來說我不會玩。半年前,另一位從中國來看我的年輕女士又說我活得沉重,思想包袱多。她的意思是我受儒家做完人的思想影響太多,不敢越軌。

現時中國女士的思想都比我開放,都勸我要多玩!

            我開始認真考慮了。但是玩什麼呢?小時候我還是玩過一些的,雖然不多,比如玻璃彈子、香煙牌子,紙做的田雞,橄欖核,喔,還有蟋蟀!  

    現在的孩子不會知道這些玩具是什麼了,比如“香煙牌子”,其實是印著一套套古典小說人物和故事的連環畫的大張硬紙,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薛仁貴東征,剪開來是些一寸多寬二寸多長的小紙牌。

這些可憐的東西當然無法同現在他們玩的電動、電子玩具相比的了,可我們當時覺得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玩的東西了。

            現在我當然不會再玩彈子、香煙牌子、紙田雞、橄欖核或者蟋蟀什麼的了。

    但我也不會玩現代電子玩具,比如遊戲機。

那麼要我玩,玩什麼呢?仔細想想,人生應是有東西可玩的,讓我一一考慮一下吧。

麻將牌、老虎機?都不會。高爾夫?太貴也太費時。跳舞?湊合著還行,可是要女伴好,帶著我,比如我那前女友,才能跳出水平。要我帶女伴,只有請她穿勞保皮鞋保衛腳趾頭了,那種漏出血紅色腳指甲的時髦的鞋絕對不行。

            玩汽車、玩音響、玩古董字畫金石(我爸玩過),得有錢。玩股票,又太冒險,我是有些所謂藍籌的,不過是作為長線投資防老,怕玩光了退休後生活無著。玩馬,墨爾本的汪雲飛先生勸我們小心,連在馬場幹過的他都這麼說,我就甭想了。

玩權術,連本地華人組織也玩不過人家-我原是昆州某強大而有影響的華人組織《昆華之聲》的創會者和五人執委之一,可是被我所介紹加入的一位老年朋友一玩,不知在什麼時候就什麼也不是了,他卻成了絕對的權力控制者和創始人了,有點像拿破崙推翻法蘭西第一共和的五人執委自己掌權那樣,於是只好識相地退場。

再有就是玩女人了!可惜頭髮開始花白。當然在國內,頭髮花白更好,只要有權,你看那些市長省長人大副委員長不都頭髮花白嗎,總不缺年輕女郎奶啊蜜的圍著轉。

            玩洋人那些東西更不行了。洋人的玩,一句話,是玩命: 你看他們玩船,去年從雪梨到霍巴特,多少船葬身魚腹?玩飛機,連小肯尼迪,還有那個高爾夫世界冠軍,都跟林彪去了。玩氫汽球登天、大堡礁潛水、新南威爾斯滑雪,也總聽說有去無返的。

同中國人玩物喪志,可以廢寢忘食地把玩小小的一方圖章、一把扇面、一本冊頁不同,洋人玩起來是大規模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是驚天動地慷慨壯烈的,我當然沒這氣魄和條件。

            怎麼辦?忽想起什麼時候讀到過雪梨粗人袁瑋的精闢之言:“玩就是自己高興”,即have fun,只要自己高興,管他什麼形式。他這粗話同邱吉爾那句名言異曲同工:“人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分清工作和玩樂,他們是大多數,他們視工作為維持生活的苦差,作為補償,他們得在周末玩樂;第二類把工作和玩樂合為一體,他們以工作為玩樂,每天都像假日,對他們,得想辦法把工作從頭腦中排除出去。”不管怎樣,這說明各人有各人的玩樂方式,難求統一。

            這一想,回到老生活方式就有點心安理得了,工作學習對我來說就是玩兒嘛。

只是,很少有女士會認同這一點,包括我那位曾經的女友,也許只能繼續光棍的生活了。

寫於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