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腳上棉鞋勾起的回憶
洪丕柱

一位最近去常州探望我舅舅的表姐，發了一張舅舅和舅媽的近照到我們親戚的群裡。
舅舅和舅媽都已經是九十多歲的人了。虛歲已經一百歲的舅舅是我母親的弟弟。六年前，九十六歲的母親去世後，她的七個弟兄姐妹中，唯一還活著的人就只剩下了舅舅。
首先吸引我的眼球的不是舅舅的容貌，而是他腳上穿的那雙棉鞋，那雙“蚌殼棉鞋”，它瞬間將我帶回了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讓我回憶起了我的外婆、二姨、舅舅和我的童年。
常州人管外婆叫“舅婆”，即舅舅的媽媽，因為長了一輩，所以成了“婆”字輩了。我覺得這個稱呼比較合理，因為“外”字帶有“外人”的意思，中國人內外有別的思想很濃，“外”就比自己人遠了一個層次。英文grandma就涵蓋內、外兩邊的祖母，相當公平，除非法律上有時需要精確，才加上paternal或maternal這兩個形容詞，平常在稱呼時根本不會這樣叫。
還有，我不知道為何常州人管阿姨叫伯伯（常州話唸成“爸爸”！），這就更加“內外無別、男女無別了”。所以我們管二姨叫“泥爸爸”，這個“泥”在常州話裡是“二”的意思，即“貳”，江南話將它讀成“泥”或者“膩”）。
之所以要插入這段話，是因為舅婆、二伯伯對我們弟兄幾個是非常疼愛的。外婆好像一般來說通常都比祖母更疼愛孫輩（中國人需要將孫輩分為外孫子女和孫子女，真討厭！），而沒有子女的二伯伯也把我們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疼愛。我們也把舅婆、二伯伯當成了自己的祖母、伯伯。
我們特別愛舅婆、二伯伯和舅舅是因為我和弟兄們幼年時在常州舅婆家住過好幾年，以致我們兒時的上海話都帶有一點常州口音，以大哥為最甚。現在的年輕人不會理解那個時代，那時我們的父母都要為生活奔命，根本沒時間來照料我們，所以就讓我們寄居在常州這個較小、較便宜而較平靜的城市。
在政府裡做過小官的外公死得早，扔下一大堆子女，都是舅婆拉扯大的。那麼多的子女，除了大舅在日本人轟炸時死在防空洞裡（防空洞的出口塌方被堵塞，可憐裡面的避難者全部窒息而死），大姨嫁到太倉，五姨嫁到蘇州，我母親是老四，嫁到上海，小姨投奔革命，三姨不幸罹患心臟病早死，當時家裡就只剩下舅舅還沒成家，還和他母親一起住，二伯伯終身未嫁，立志終身伺候母親。所以舅婆家當時只有舅婆、二伯伯和舅舅三人，然後就是我們弟兄三個幼孩了。
當時的舅婆家靠一條河，我還記得地名叫前北岸。我至今還保存著一張舅舅給我拍的站在河邊，背景是河裡很多條木船  — 當時江南水鄉最常見的運輸工具 – 的照片。在電力公司當高級會計師，英俊、高個頭、筆挺、衣著時興而工資也可觀但還是王老五的舅舅愛好照相機和拍照，他擁有兩架當時最時新的德國貨蔡司照相機，常常給我們拍照。直到現在近百歲了，他還會在電腦上將幾十年前發黃的照片翻新，用伊妹兒發給我。
當小學教師的二伯伯，在工作之餘，幾乎包攬了全家的買汏燒。舅婆小腳，不大上街；但她身體很好，洗衣煮飯做菜掃地等家務事總是經常參與的，特別是二伯伯在上班時。
除了買汏燒這些家務，當時家裡的女人還有好些工作要做，即所謂的“女紅活”，就是手工的針線活：縫補衣服，甚至做鞋，因為那時縫紉機還是稀世之物。不像現在店裡什麼都有買，女人們可以將大把時間用來看手機，長舌婦們更愛好同別人搬弄是非、傳播流言蜚語。而那時好多人家，家人的鞋是家中的女人做的。
做鞋子是很辛苦而費時的！先要做鞋底。現在的人都不會知道那時的人是如何做布質鞋底的了。舅婆和二伯伯先要弄到很多碎布頭，有的來自家人穿舊了的衣服，剪碎成小片；還有的是買來的：那時可以從布店和裁縫店秤斤兩買到店裡廢棄的邊角料。
將這些碎布片洗淨晾乾了，然後就在一塊很大的木板上將這些碎布片一片一片地鋪好，再然後就一層一層地用漿糊粘起來。那時的漿糊是用麵粉調制的，每塗好一層漿糊，就用一把竹刀刮平，再鋪一層碎布片，直到積累到三四分厚，然後陰乾。這塊大木板上用碎布片製成的做鞋底的材料就做好了。
然後在上面用鉛筆按每個人的腳型畫出他/她的鞋樣，再用一種切刀將鞋樣裁切下來。接下來就是納鞋底了。舅婆和二伯伯一空下來就會納鞋底，或者在飯後嘮家常話時邊聊邊納。她們用一支挺粗大的針將一種堅固的線在鞋底布料上反復、來回地扎，形成一排一排的線腳。為了將針扎穿透厚厚的鞋底布料，她們需要在食指上套上一個金屬的頂針箍，使勁地用它頂著針穿透鞋底料。
要使布質鞋底堅固耐穿，扎的針腳必須盡量地密，而且要將線抽得盡量地緊。
小孩子好奇心強，什麼都覺得好玩（其實這哪裡是玩啊！），所以看到舅婆和二伯伯在納鞋底，我也想試試。二伯伯說好啊，棠棠來試試吧（舅婆家給我起的小名叫“棠棠”，不知為何）。然後我試圖將納鞋底的針穿過布質鞋底。可是我哪怕使出了吃奶之力，那針就是不肯穿過鞋底料！
相必我當時咬牙切齒的臉一定很可笑，舅婆和二伯伯都止不住笑了起來。這一笑給了我認輸的面子，也使我將此小事記了一輩子。
納完鞋底就是做鞋面。鞋面是買來的還是自己做的，我這小孩就不知道了，只記得看到舅婆和二伯伯在蚌殼棉鞋的裡外兩層之間補上一層棉花再縫起來。最後將鞋面和鞋底拿給街上的鞋匠去“上”起來，鞋匠用很粗大的帶鉤的針將鞋面同鞋底縫在一起，一雙蚌殼棉鞋就做好了。
這種棉鞋能將腳包緊，所以特別暖和、舒服。那個時代有一種銅製的腳爐，裡面放些燒紅的炭。在冬天，怕冷的老人家可以將穿著棉鞋的腳放在腳爐上，坐在朝陽的墻外曬太陽取暖。我們小孩坐不住，喜歡亂跑，穿著這樣的棉鞋，腳就不會凍壞了。
後來父母的工作和生活比較穩定了，把我們接回上海居住，我和弟兄們就在上海上小學了。可是每年年底前，快要起西北風天發冷性的時候，我們都會收到一個從常州寄來的大郵包，裡面有家裡每人一雙的蚌殼棉鞋，鞋底上寫了各人的名字。原來舅婆不會忘記每年都要母親在八九月份將家中每個人的腳樣畫好，寄去常州。
令我們特別開心的還光不是那暖和的棉鞋。我們會急切將手伸進棉鞋裡掏：兩個鞋裡都塞滿了糖果、核桃還有長生果（帶殼的花生），再加一個裝著壓歲錢的小小的紅色信封！
當時的我，雖然還只是小學生，因為曾親眼目睹做棉鞋的辛苦，也會對舅婆和二伯伯感到有點歉意：這麼多雙棉鞋，她們得付出多少心血啊；心想等我大了，賺了錢，一定要將她們家接到上海來住，好報答她們。
每年來自常州的郵包一直持續到我們進初中以後。然後中國發生了反右鬥爭和國民經濟自殘式的大躍進，一切都變了樣！已經結婚生了孩子的舅舅，雖然數次被評為市先進工作者，突然一夜之間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右派，被送去鄉下改造，失去了高工資，只拿有限的生活費。奇怪的是他平時埋頭工作，很少發表任何言論！這飛來橫禍完全打亂了舅婆家的正常生活，包括我們不再收到每年的郵包和棉鞋了。
對外婆家和蚌殼棉鞋的回憶就在這裡被速凍了。而我們此後每年只能穿球鞋過冬，腳趾頭上常長出好多又痛又癢的凍瘡。

後記：退休前任昆州TAFE學院的國際部高級項目經理的我，十多年裡曾接待過無數來自中國的訪問團和培訓團，其中也有來自常州副市長領隊的市政府和高校的代表團。他們很高興居然能在異國聽到有人用他們的家鄉話（雖然並不標準）交談。在以後去中國出差時，我回訪了常州的一些學院，順便去探望了闊別半個多世紀的老舅舅。當然他早已平反，發還了工資，也搬進了新的公寓房。
舅舅身體和精神都不錯，特別是心態非常好，絲毫不讓以前的冤屈影響自己的情緒，只是原來筆挺的身體彎成了將近九十度，腰再也挺不直了。他自嘲是成了“老蝦公”，說是在農村改造時彎腰拉了多年的勞動車所致。我被告知舅婆在文革後去世，活了八十九歲，卻死於小腳，因為有一次她在剪腳趾甲時（她一直是自己剪腳趾甲的）不小心剪破皮感染了，醫生讓她口服抗生素。一輩子不會吞服西藥的老太太，站著仰頭用水吞藥片，小腳站不穩，身體後仰跌倒，後腦殼著地昏迷，送進醫院不久後就去世了。二伯伯也在幾年前去世了，活了九十四歲。一直陪伴、伺候老母的她，母親走後因孤獨而慢慢地患了自閉症，數年關在房裡不出來。賢惠的舅媽每天三餐送進房讓她吃，還送洗臉洗腳水供她洗漱。
這是我兒時視為最親的三位長輩的歸宿。（寫於19年4月4-5日）
（照片：五歲的我和當時英俊挺拔，現已近百歲的的舅舅；攝於外婆家的後院。注意：五歲的我，胸袋裡已經別了鋼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