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歧途的中國文化：寫在《無處不在的文化》之後
洪丕柱
2018年3月，《新文苑》分三期刊登了何與懷博士的長文《洪丕柱：一位普世價值取向明確的澳華作家》，評論本人“清算中華傳統文化的封閉性”的論文和比較中西文化的拙作《無處不在的文化》，使我感到無上榮幸和備受鼓舞。在拙著的新書發佈會上，何博士再次發言介紹並肯定拙著的普世價值取向。
何博士是我非常仰慕和欽佩的澳洲作家，他的著述無論從數量、質量和所覆蓋的範圍上，按我所知是無與倫比的。我特別欣賞他的諸如《北望長天》這樣的集子，充滿帶著血和涙寫成的那些備受迫害的中華優秀子孫的故事，除了表達他對民族和母國的愛，又劃出一個大問號為何會這樣？好像我們的民族特別不能容忍聰明才智、獨立思考，我們的文化特別不能容忍對制度的疑問和挑戰！而我對中華文化的批評，也是出於同樣的質疑。歸根結底，這都同中國和很多國人至今尚未接受普世價值觀有關，而我認為這同中國文化的很多方面從一開始就誤入了歧途有關。
很多文化學者有一個說法，即所謂文化，是特定人群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故沒有對錯、好壞、優劣之分。這話沒錯，而且我理解，在我們這個時代，為了避免被人攻擊為所謂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學者們說話都小心翼翼。但既是學術研究，就應實事求是，而很多學者並未指出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對採取該生活方式的特定人群的歷史進程、發展方向、途徑、進步及其產生的後果，以及他們所建立的國家、採取的政府和社會形式，它們的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及由此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和強弱、就不會是沒有優劣之分、先進和落後之分而對人類的貢獻也不會沒有大小之分了。
比如有些民族，以其生活方式/文化已生存了四萬多年，生活在一個富含鐵礦的大陸，居然還不知道煉鐵、還沒有進入使用鐵器的發展階段，沒有發明文字，没有貨幣，繪畫也只停留在線條和圖案的階段。但你不能討論這些民族為何發展遲緩，是否同他們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有關，如果你不想招致麻煩的話。
不過有些族群中還是有勇於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不怕遭到他們所屬人群/民族攻擊的人。我曾聽到過紐約大教堂的黑人大主教曼寧（James David Manning）對黑人的講道，其中有一段話令我震驚：“在非洲大陸，他們從來沒建成一艘能出海的船，一艘都沒有！整個非洲沒有一座紀念碑，在白人來到非洲之前黑人沒有建成過一樣東西，沒有排水系統、沒有超過一層的房子、沒有一座用磚塊建成的房子，全是茅草和木頭搭的。我們得看清真相，黑人群體是有問題的……”他講的是事實，儘管自己是黑人，他是勇敢的。但如果出自白人之口，哪怕有鐵打的事實，他也會被罵成種族主義者。
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對自己的文化具有反思精神的人就會被罵成“數典忘祖”，我的某些文化對比的文章就被悉尼某作家這樣罵過。不過這也反映出中國文化的某一面：護短。受何博士探索真理精神的鼓舞，我今天也要再談一個文化對比，它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也許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個對比是中國和希臘古代先賢思想的對比。限於篇幅，其他各種對比以後有機會再談。
在公元前（BC，以下省略）差不多相似的年份裡，中國和古希臘都出現過很多先賢，如：
中國：老子（570？-470？）、孔子（551-479）、墨子（468-376）、孟子（372-289）、莊子（369-286）等，他們是春秋戰國和先秦諸子百家最偉大的代表人物，形成道儒墨三家。讓我們看看他們的簡歷、思想和著述：
老子（李耳），春秋時期思想家，道家創始人，著有《道德經》（有人認為它編於戰國初期，基本上保留著老子的思想），當過周朝小官，孔子曾向他問禮，後退隱。他用“道”來說明萬物的產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猜測事物都有對立的兩面並意識到它們能轉化，如禍與福：“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認為世間萬物是從無到有：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政治上他主張“無為而治”，但又說“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他主張知足寡慾，輕視農業、憎惡工藝技巧。孔子（孔丘），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學過樂和琴，做過不大的官，周遊過各國，曾向各王公等大力宣傳“仁”、“忠恕之道”，反苛政等政治主張，因不受待見轉向教育和整理《詩》、《書》等古文獻，主張“有教無類”，相傳弟子三千，賢者七十餘；他常提到“天”、“命”等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即人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天人合一”，卻對“天”究竟是什麼並未給出明確的概念，他輕視動手或勞力者以及技藝。《論語》係其弟子所記載的他的談話和同弟子的問答。墨子（墨翟），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創始人，因不滿儒術的繁瑣另立學派聚眾講學，成為儒家“天命”等的反對派，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提出“非攻”、“非樂”、“節用”、“節葬”，強調“賴其力者生”，“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政治觀點，弟子眾多，著有《墨子》71篇，現存53篇，其中《備城門》11篇談到了戰爭的防禦和器械的製作。孟子（孟軻），戰國時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任齊宣王的客卿，因其“法先王”、“行仁政”等政治主張不為採用遂退而著書立說並批判君王，提出“民貴君輕”，稱暴君為“獨夫”；他認為人性本善，具有仁義禮智等天賦道德，但又能受環境影響。他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有“亞聖”之稱，同弟子萬章等合著《孟子》11篇，現存7篇，南宋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莊子（莊周），戰國時期思想家，老子思想“道法自然”的繼承發展者，做過小官。認為道“先天地生”，是“未始有封”（無界限）的，是“自本自根、無所不在”而達到“萬物皆一”（無差別）的，幻想一種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安時處順、逍遙自得的境界。同門人合著《莊子》亦稱《南華經》52篇，留存33篇，多採用想像豐富的寓言故事的形式。
希臘：泰勒斯（624-547）、畢達哥拉斯（570-490）、赫拉克利特（540-480）、恩倍多克勒（生卒年份不詳）、德謨克里特（460-361）、蘇格拉底（469-399）、柏拉圖（427-347）、亞里士多德（385-323）、伊壁鳩魯（341-271）和阿基米德（288-212）等。讓我們也看看古希臘先賢的簡歷、思想和著述：
泰勒斯是歷史上第一位預言日蝕的人，他提出冬至、夏至和一年365天的曆法，他觀察星象尋求宇宙本質；他用投影測定了金字塔的高度，他提出了幾條幾何定理：圓被其直徑等分、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兩相交直線的對頂角相等、半圓的內接角是直角等。畢達哥拉斯提出了勾股定理，他提出數是萬物本源，他研究了宇宙及其進化，提出萬物有靜動兩態的說法，他提出形體的三維概念：點組成線、線組成面、面組成體，並提出萬物本源由十組對立構成：有限和無限、一和多、正方和長方、奇偶、左右、陰陽、動靜、曲直、明暗、善惡。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他提出了“羅各斯”即後人“邏輯”的概念，有記錄說他將王位的繼承權讓給了兄弟，他在其由三部分組成的著作《論自然》中討論了宇宙、政治和神學。自然哲學家兼醫生恩倍多克勒是一位民主派政治家，提出宇宙萬物由“四根”：火、氣、土、水按一定比例相互結合產生，四根之外別無他物，它們具有粒子性，既不能產生亦不會消滅，萬物變化由“愛”和“憎”即“吸引”和“排斥”兩種力量推動，其精神性的一面可解釋人的善與惡，他已弄清日蝕的原因，提出光的行進需要時間，他還解釋了人和動物的機體構造和胚胎發育。德謨克里特創立了原子論，他頌揚並維護奴隸主民主制和法律公正，認為民主制好過專制統治，他研究天文、宇宙的生成及演化、神學、數學、地理和地震、海鹽成因、尼羅河氾濫原因、動植物生長和生理、光線輻射，寫過幾何學著作、編過曆法，著作覆蓋邏輯、醫藥、社會和倫理、歷史、詩歌、音樂、繪畫、語言、農業、軍事等方面，是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然後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三代師生。蘇格拉底雖無著作留下，但他在詩歌、音樂、幾何、法律、道德、哲學甚至雕刻等方面表現出過人才智，主要活動是形成討論和探究哲學和自然科學問題的圈子並在公共場所作各種題材的演講，名聲日隆，人們從各地跑來聽他內容無所不包的講課，成為他的學生，如色諾芬、柏拉圖、費多等，雅典成了“全希臘的學校”，他的信條“無人自願犯錯”成了長期為人討論的一個命題。柏拉圖年輕時是一名運動員，喜愛繪畫、詩歌又是合唱團指揮，富有文學才華，他探索哲學、政治倫理、科學和戰爭；他傾心於蘇格拉底的哲學思考，寫下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他創立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學院Academy，這是他買下作為“學園”的花園和建築物的地名；它後來成了“科學院”一詞，而“學術”就叫academic；學員們過著集體生活，一起用餐和參加宗教活動，入學資格是學過幾何學；學園教授算術、幾何、天文、和聲及社會、政治、倫理、哲學等，亞里斯多德就是其中一名學員。柏拉圖寫過無數著作，最重要的是《國家》和《法律》兩部巨著，闡述他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思想。博學的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哲學集大成者，對歐洲哲學和科學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他在柏拉圖的學園學習達20年，不但學了所有學科，也提高了思辨和反思能力，然後繞愛琴海漫遊12年，此間他對海生動物產生興趣並進行考察，記錄了五百多種動物，然後重返雅典建立講壇開創學院，曾收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為學生；他創立地心說，又提出實驗的重要性；他的漫步學派帶領學生在體育場的迴廊邊漫步邊講授邊討論問題，他的講義被編成1462頁的包括他46種著作的百科全書式的《亞里斯多德全集》，遍及邏輯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哲學和哲學史、政治、經濟、倫理和文藝理論，其中又有創作論、詩學和修辭學。
伊壁鳩魯的哲學體系分為準則學（認識論和認識標準）、物理學（關於自然）和倫理學（人生目的），他發展了原子論，推崇同事實相符的感性和經驗認識，是近代實證科學的原型，影響了斯賓諾莎，被黑格爾稱為經驗心理學的創始人，創導快樂主義。阿基米德是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和發明家，他發現了浮力定理：物體在水中承受的浮力等於其排開水的體積。此外，在前470至150年的三百年間希臘還出現過寫下《幾何原本》的幾何學之父歐幾里德和天文學家費若勞斯、赫拉克利特•彭底古斯、阿利斯塔齊斯和塞萊庫思，他們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轉，地球有軸，它繞軸自轉一圈為24小時，還研究過潮汐成因等；此後又有提出地心說的托勒密。這些學說不是像老子那樣說說而已，都有觀察和數學/幾何計算為依據。
古希臘的範圍涵蓋今日的希臘本土、馬其頓、雅典、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愛琴海的眾多島嶼、埃及北部、小亞細亞、底格里斯和巴比倫一帶，稱為Hellen，尤指公元前8到3世紀的希臘（基本上是上述先賢生活年代），可見它同羅馬、希伯來、猶大王國、巴比倫等相覆蓋，其文化也覆蓋這些地區的文化。在那個時期，希臘有一百多個城邦，有點像中國春秋時期的諸多小國，但各城邦已有了憲法，案件由法院審理，有陪審團（蘇格拉底就是被陪審團表決判處死刑的）參與判決，有過人民可批評執政官的奴隸制民主體制，古希臘先賢中沒有人想做官或向王公們獻謀劃策如何統治人民，他們將政治作為一門學科來研究。
從上述對比可發現中國和古希臘先賢的思想和研究取向極其不同。中國先賢們大多做過官，關心仕途並熱衷於向君王出謀劃策，作不了官或政見不被採用才退而教書或著述，或提出空泛的“道”或“天”的概念卻不予論證：他們的學說或思想比古希臘先賢的思想、論述的範圍狹窄且缺乏思辨，除了老子在五千字的《道德經》裡空泛地涉及了自然和宇宙萬物的演變，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相生”，將“道”認作自然規律，並從“道法自然”引申出他的“無為而治”、聽其自然的治國理念，沒有人如古希臘先賢那樣認真研究過自然、天文、宇宙、曆法、我們生活的地球，企圖解釋萬物本質，或研究物理、生物、文學、法律、哲學、藝術及數學、幾何、航海、工程等；不研究數學/幾何當然不會有嚴密的思考、理性思維和推理技巧。黑格爾在閱讀了《論語》後在寫給好友謝林的信中說：“我懷著如飢如渴的心情讀完了它，結果令我大失所望。中國國教儒家，本質上缺乏思辨，充滿虛偽道德的帝王宗教、士大夫宗教。它並不屬於哲學範疇，不具備邏輯嚴謹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熏習並精通儒學的中國不會產生智者，只會產生偽君子。”
以上的不同當然會影響到後人和整個民族的發展，比如中國，對儒學從曾遭受焚書坑儒到後來被獨尊發展到讀書做官，以及諸如宋儒程朱的理學、明儒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心學和儒釋道結合的倫理道德觀，或道家的與世無爭、聽其自然、知足寡慾、安時處順，一直以來影響著懸梁刺股式的苦讀並以科舉考試謀求一官半職榮宗耀祖為教育的目的，或不滿現狀時退隱田園吟詩自娛，基本沒有對科學、技術、工藝、數學的興趣和對自然、宇宙真理的孜孜探求，雖然出現過計算出圓周率的祖沖之和著名工匠魯班等，以致歷史上中國對世界科技發展的貢獻只有1%，所謂四大發明的應用全在西方得到發揚光大，而中國人只是將指南針用在玄學命相風水的羅盤、火藥用於喜慶的炮竹、造紙一直是適合毛筆書寫的宣紙，而在西方印刷廠進入中國之前，我們一直停留在印製線裝書的水平。
中華民族智商很高，但為什麼我們沒有出過像哥白尼、伽利略、牛頓這樣的天文和物理學家，或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這樣奠定了普世價值觀的啟蒙哲學家呢？我們不妨將同年代的都活到89歲高齡的中國畫家文徵明（1470-1559）和意大利畫家米開朗琪羅（1475-1564）作一對比：文氏有很多書法作品，繪畫主要題材是山水花木、松竹草堂、自然景色和退隱的田園生活（先父收藏過文氏的畫作）。米氏除了留下大量油畫和素描草稿，還創作了無數雕塑作品，在古稀之年還參與恢弘莊偉的聖彼得大教堂擴建的建築設計，他在西斯廷教堂穹頂所畫的《創世紀 — 亞當的創造》和有三百多人物、面積五百平方米、畫了四年才完成的《最後的審判》的巨型壁畫震撼人心，他的雕塑作品，從十架上的耶穌、聖殤（抱著耶穌尸體的聖母）、摩西、維納斯、丘比特、大衛像和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作品，充滿獨創性、正確的用光和透視，人物滿有生命力、感情和不同的性格特徵；從解剖學角度來看，他們的臉部表情、四肢比例、肌肉的線條都極其精確，看來栩栩如生，均以展示上帝的愛為價值取向。這些是否能反映先賢的不同思想和追求對後代的不同影響呢？
從殘存的帶有高大石圓柱的建築可見古希臘的建築技術已很發達，建築物內帶有人體結構精確的希臘神話中的神或人物的雕像；古希臘人很注重體育教育，建有大型運動場，馬其頓的男女青少年集體住宿，接受體育訓練並參加比賽，今日奧運會的前身即為古希臘的奧林比亞競技比賽；由於地處地中海周圍，古希臘的航海和工商業都很發達，教育方面已有了柏拉圖創立的世界最早的高等學院，這些都是同時期的中國所沒有的，而中國的先賢們對這些也毫不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