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生的標準？– 一次老學生聚會的感觸

好學生的標準？

— 一次老學生聚會的感觸

洪丕柱

        這次去中國前，聯係上了四十幾年前我在上海某中學做班主任的班級中的一位學生。他聽説我要去上海，熱情地在電子郵件裏要求去浦東機場接我。我欣然同意。

        這位姓倪的學生是個瘦高個子。在我的記憶裏，他並不是一位好學生，相反，是屬於班中成績最差的學生之一，雖然不怎麽調皮搗蛋，卻不太喜愛學習，上課常打瞌睡，不太關心集體、不熱心於班級活動，政治上也不太求上進（指積極爭取入團），用當時的説法，他是一位比較“落後”的學生。

        我記下了他的手機號碼。可是在香港轉機時，香港航空公司的航班誤了點，我的手機的漫遊也許出了點問題，無法通知他。到浦東機場出關已經晚了一個多小時，出關又找不到了托運的大行李箱，去行李登記處辦理挂失手續再花了半個小時。我最後雖然打通了他，心想他可能等不及早就走了。可是他在電話裏說，我還在等您，您慢慢出來，不用着急。我的心頓時放鬆下來。

        我還能認出他，他也馬上認出了我。我們握手，相互拍肩膀，高興得不得了。他幫我提著行李到地下停車場，我發現他開的車比我的丰田佳美不知要好多少倍，是寬大豪華的新款奔駛車。

        他開車幫我先入住我預定的南京東路索菲泰爾海倫賓館，又陪我去賓館附近著名的茂昌眼鏡店配了副眼鏡（澳洲配眼鏡很貴，所以我每次去中國總要配副眼鏡的，因爲我常損壞或丟失眼鏡），他同時也為自己配了副老花眼鏡。我付了1500元人民幣，已經覺得挺貴了，他的眼鏡是18000元！然後他說：“洪老師，我們去吃晚飯吧，同學們都在等著您呢！”

        我非常感動了。這位當時我認爲是班上最落後的學生之一，居然爲了我囘上海，組織了四十五年前的老同學一起歡迎我！

        他開車帶我去閘北區的一家飯店。一路我們談著往事，他也談起自己的事業和生意，甚至車開經過他的公司，他還讓我下車去看了一下他公司的那棟樓的外面（星期六公司關門）。我猜想他可能身價已逾億元，因爲他說到自己光是房產就有幾十處（上海三環内的房價是三、四萬元一平方米），還不算其他投資、黃金、寳石如翡翠之類的收藏、以及他的機械進出口公司的資產和其他生意。他還停車去食品店買了好多水果和小食。他說之所以在閘北區訂了飯店，是因爲懷念我們當時位於閘北區的那間中學。我離開這間中學已經有三十多年了，聽説它早就在城市改造中被拆掉或倂掉了，可是這位差學生倪同學對它的深情卻依然如故。我因爲幾十年沒有回去過閘北區，對那一帶已經毫無印象了：一切都變了樣！

        進了飯店，他包了一個大包間，裏面放著三張大圓桌，三十來位老學生，還有一位老教師，他們的原班主任，我的老同事李老師，已經在那裏等我了！

        同學們一下子圍上來歡迎我，還說滿頭灰髮發的我沒什麽改變（我聼了滿心歡喜），他們也都是灰髮族了，一個個爭著問我還認得出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嗎。這對我的記憶力是個很大的考驗，可是我居然報出他們中二十幾位的名字，還有兩三位名字和臉對不起來，因爲臉型改變較大。

        其實我只比這些學生大四五嵗，只是因爲我上學早（四嵗上學，十六嵗進大學），才成了他們的老師。當時怕讓他們知道我的真實年齡，所以裝得比較老成持重。現在什麽負擔都沒有了，道破了秘密，應該同他們稱兄道弟了。可是原班團支部書記沈同學說：“一日爲師，終生為父啊，您仍然是我們敬愛的老師！”

        飯前，大家吃著倪同學買來的瓜子、花生、水果和小食，喝著綠茶，高興地聊起當年並非如煙的往事，簡直是人生不多的樂事中的一樁！

        1965年秋我從李老師手裏接任該班班主任還不滿一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這一年中，這個班被評爲閘北區先進集體。這件事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時我大學畢業不久，還是第一次做班主任呢。雖然毫無經驗，可也沒有壞經驗的包袱，憑著從先父那裏聼來的歐洲人性化和愛的教育（稱爲情感教育）理念教他們（家母做教師也是以愛和關心服人），所以這個班學雷鋒、助人爲樂做得很出色。但我反對鬥爭哲學，反復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我並一貫以平等、民主和尊重對待他們。同學們說他們聼從我，正是因爲我總是以理服人，從不用老師的身份壓服他們。

        正講著，不意倪同學拿出了當時被評爲先進集體時在照相館拍一張團體照。想來照片已經發黃，他讓人改進了照片質量，還放大複印了幾十份，每人，包括我和李老師都發到一份留作紀念。這張照片我想不是每一位同學都還保留著，即使保留著也不會想到放大複印幾十份讓大家分享的。
        這是這個班級唯一的一張集體照，具有文物的價值。文化革命開始時這個班還沒有畢業，兩年多後，他們又在毛澤東發起的上山下鄉運動中被動員去了全國各地的農村、農場，全班就這樣四處分散，既沒有畢業典禮，當然也沒有畢業照。當時“落後”的倪同學卻非常珍愛這張照片，把它小心翼翼的保存下來了！想到這裡，我覺得自己的臉熱辣辣的，爲什麽我當時會認爲他落後和不關心集體呢？分明他對集體的愛超過了任何一位好學生！

        這個班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集體。我同李老師一起回憶，在文化大革命這瘋狂的學生們在毛澤東的“要武嘛”的縱容下去揪鬪老師的年代，我們那所中學有無數老師被打進牛棚、被揪、被打、被鬪、被侮辱、被罰跪、被剪鴛鴦頭、甚至被逼跳樓、上吊自殺，這個班的學生沒有揪、批、鬪哪怕一位老師。在每位老師都被學生寫幾百張大字報揭發的時候，團委到我的先進集體開會動員他們要在文革中發揮先進作用，寫揭發我平時放的毒和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教育思想的大字報。我記得清清楚楚，我的學生們總共才寫了我八張不痛不癢的大字報。在學生們組織紅衛兵進行掃四舊、打砸搶、抄家的年代，這個班的紅衛兵沒有搞過哪怕一次類似的活動。這可以説是我的人性化教育的成功：尊重人的尊嚴。而我驕傲的是這個先進集體確實不愧爲真正的經得起考驗的先進集體。我看著集體照裏當時的校長、黨支部書記、團委書記（我還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他們在這場鬧劇中在毛澤東的愚弄下組織批鬪過老師、後來又被造反派批鬪。現在不知道他們在哪裏，在想些什麽。可是我的學生沒有批鬪過他們，哪怕他們被作爲走資派揪出來在牛棚打掃廁所的時候。

        大家都爭著看照片裏那時的自己和其他同學、回憶著往事、感嘆著時代的變遷，感謝當時並不是班幹部的倪同學的有心。更令人感動的是，倪同學又拿出一張通訊錄，上面寫著他所能聯係到的同學的地址、電話、手機和電子郵址。這是他花了幾年的時間和心血慢慢收集起來的，因爲同學們在1968年上山下鄉後全都分散在全國各地，很難再找到，雖然後來大多又設法調回了上海。從他的口中，大家還了解到這個班四十八位同學中有四位已經去世，分別死于心臟病和癌症，讓大家唏噓不已（這些同學的臉我都能從集體照中找出來），還有幾位移民加拿大等國了。這些都是他幾年查找的結果。再有十來位實在聯係不上，請大家費心一起查找。

        倪同學已經付掉了三桌酒菜的費用，他建議成立一個同學會，每人每年交納一些費用，以便每年都能搞這樣的聚會，經濟不好的同學免交，由他代交，並選出一個小小的委員會，有主席（原班級團支部書記沈同學）、財務（原學習委員施同學）和秘書（原班主席張同學）等，他自己願意任聯絡員。這個建議大家都贊成。他說，同學們年齡都不小了，不知道這樣的聚會還能有多少次，請大家好好保重，安享晚年（大都已經退休），能多參加幾次這樣的聚會，也請洪老師如果回來就通知我們，同我們多相聚幾次。
        倪同學在校時遠非出衆的學生、又不是班幹部，而且至今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文革后沒有繼續深造，卻不但生意成功、顯示出很強的組織、交際能力，所作的這些克服種種困難、執著地找到老校友、既掏錢、又花心血搞同學聚會的工作又如此充滿愛心和人情味。我當時心想，什麽是纔是真正的好學生？像現在中國的學生那樣一味要考上大學？也許中國以考試作爲成功標誌的教育是失敗的，應該學學西方比較注重人性的教育。

        席間，同學們提議唱歌和搞些餘興節目、卡拉OK等。他們一致要我唱支英文歌，因爲當時任他們英文老師的我，經常教班級唱英文歌，雖然作爲班主任，我還帶領他們唱中國民歌、外國民歌和革命歌曲（如當時正流行的《江姐》）。音樂是我的人性化教育的一部分。我毫不推辭，當場含著淚唱了我曾教他們唱過的德沃夏克的《母親教我的歌》（有些同學還記得一些，能附和一兩句），因爲次日是母親節，我正思念我在墨爾本的老母。含著淚，是因爲在思念老母之外，我還被老學生們的舊情所感動。

        我在唱英文歌的時候，當年英文成績不好的倪同學顯得有點不自在。他說：“洪老師，您知道，我的英文全部還給您了。”可是我說，“沒關係，你的成就比我們任何人都大，特別是成功地組織了、開創了這次老同學的聚會，大家都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