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勃•亚瑟(微型小说)

        在一次高校教学研讨会上，我看到一位背稍偻、头微秃的瘦高个上台介绍Q大学新建I市分校建校两年来的情况。

        从声音和讲话姿态，我认出这位Q大新分校的校长是我的老同事罗勃•亚瑟。几年不见，他怎么瘦成这样，连背也偻了？

        我记起三年前他升任州教育培训部副总裁，这是一名副部长级的官，负责全州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导十三所职业高校。每周他都发电子邮件给他领导的近万名教职员工。忽然就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再接下来听说他生癌了，正在接受治疗，职务由副手戴蓓女士接替。他发出的最后一封邮件是因健康原因的辞职信。然后他似乎从我的视野蒸发了。

        下午茶休息时间，我找到了他。

      “你好，洪经理！”  看到我，罗勃微笑着向我伸出手，用中文跟我打招呼，这中文是几年前他去中国访问之前我教他的日常交际用语中的一些。当时我们在同一所学院工作，他是院长，我是该院的国际项目经理，我办公室就在院长办公室隔壁。

      “罗勃，你好吗？你瘦多了，虽然精神看来还不错。”我关心地问。

“是吗？那癌可把我弄苦了。我住院半年，开了几次刀，该割的都割了，又做化疗，弄得头发都掉了，”他摸摸自己的头说，“可医生说还没找到原位癌！我自我感觉恢复得不错，就要求出院。我想我可能活不久了，能工作的话再抓紧干些事，不能在病床浪费余下的生命。我就这样活到了现在，也不吃药，听一位中国朋友的话，以素食为主，只是定期去检查。出院不久，我应聘Q大I市分校筹委会主任职务，他们知道我的病，仍然录用了我。” 他爽快地回答。

我想，这当然是由于教育界对他的声望和能力的了解啦。我和罗勃同事五六年，对他也很了解。他没架子，同员工关系特好，没事时会去各系科、各办公室转转，同员工们随便聊聊，大家都愿意把情况、问题、困难告诉他。所以他非常了解下情。他的威望来自他的亲近员工的工作作风。

我们学院同中国的合作发展得特别好，为此他被部里任命为中国合作组组长，他让我做顾问，有事会主动来找我，而不是像前任院长那样，让秘书打电话叫我过去。他的记性也特好，在咨询我的时候，他仰靠在转椅里，双手垫在脑后，翘着二郎腿，半闭目地静听，除了提些问题，并不打断我。他不需要做笔记，却对我说的，基本能记得很清楚。

为了有利于同中国的交流、合作，他让他那当中学英文教师的年轻太太安娜入学G大学亚洲研究院中文系，我便成了她的辅导老师。

安娜非常有语言天分，进步很快。念到第三年，她有机会作为交流学生，到北京某大学学习半年。记得她回来时给我用全中文打电话交谈，说话中已经带有好多“儿”的北京腔。罗勃问我安娜的中文程度如何，我说，她的中文已经相当熟练和地道。于是，每次接见中国代表团，他都会地将夫人带上，听到中国朋友惊讶地表扬安娜的中文，罗勃总感到特别骄傲，得意洋洋。

“安娜怎样？”想到这里我问他。
      “我们离了。这你是能预料到的。我们卖了那海景房 — 我记得你去过我家 – 就分手了。这样也好，谁也不影响谁：那时我刚查出生癌，我爱她，不想拖累她，就成全她了吧。”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淡淡地说，眼神变得虚无缥缈。

他所谓我能预料到，是因为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将一叠打印出来的中文电子邮件让我翻给他听。这些是安娜红杏出墙，同她在中国大学的中文老师张教授的非常热烈的情书来往。

我没有问他是怎样搞到这些电子邮件的。我知道，作为翻译，我的职业道德是不打听自己不应该打听的信息，只是忠实地翻译原文。

虽然他要我尽量如实地翻给他听，不要顾虑他的感受，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声音有点发抖。当我翻到安娜非常欣赏张教授的风度和学问，又温存体贴，又说罗勃是个没情趣的工作狂，一点也不爱她，只爱他的工作和往上爬，工作累到晚上做爱也做不动，让她的感情十分空虚，想同他离了跟张时，罗勃的嘴唇抽动了一下，突然止不住像小孩一样地痛哭起来。他抽咽地说他很爱安娜。这我知道：他的书桌上总放着她美丽的照片。

我们都静默不言了，显然都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我真后悔提到了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