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西蘭的一項調查談起
洪丕柱
不久前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發表了一份對該國華人的調查報告，顯示了可能會令紐國主流社區對華人產生不信任的結果：50%的已獲紐國公民身份和94%的持紐國永久簽證的華人，表示對中國的歸屬感超過對自己已獲公民身份或永居權的紐國，哪怕他們享受著紐國種種福利和優越的生活環境。這個結果讓紐國華人中的有識之士感到憂慮。
兩年前，奧克蘭大學博士生劉亮妮的一份研究報告也顯示了類似結果：華人移民未能感受主流社會對他們的認可和接納，他們的内心改變不了中國人的烙印(所謂“中國心”)，更無法改變對故鄉的情懷和歸屬感。
奇怪的是，紐西蘭華文電臺就該調查報告接到的很多電話中，半數來電懷疑這個調查報告的結果的準確性，說他們都非常熱愛並認同這個國家。我想，他們屬於有識之士，擔心這樣的調查結果可能會影響主流社會，從而對華人持負面的看法。
猜想如果這項調查在崐士蘭華人中進行，也許會得到類似的結果：華人對所移居的國家缺乏忠誠感和歸屬感，儘管他們享受這裏優美的環境、宜人的氣候、先進的教育、良好的醫療制度和多種福利、還有自由民主以及世界上最舒適的生活。
你說華人沒良心吧？他們會否認。他們會列舉融入主流社會的種種困難為自己辯護：語言、文化、人家對我們不認可，甚至歧視。他們會把自己在事業上的挫折感歸咎于種族主義。總之，不融入好像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主流社會的過錯：不接納他們，出於無奈他們才傾向於同中國。還有人把華人的歸屬感傾向於中國解釋成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 祖國強大了，我們的靠山硬了，洋人不能拿我們怎麽樣。
但在我看來，很多人沒有看到華人文化本身對移居海外充滿負面的思緒，這些思緒其實也在影響著他們的歸屬感：他們口口聲聲把自己叫做海外遊子，移民是浪跡他國、飃泊異鄉，最終要葉落歸根，充滿著淒涼悲愴感，儘管他們都是心甘情願地移居海外，絕非受人強制或如以前的黑奴那樣被賣去的。這種負面思緒造成華人移民對故國難以忘卻的留戀情懷。同時，那些高唱黃皮膚、黑眼睛、身穿西裝卻改變不了中國心，血管裏仍流淌者中國血的歌曲，也在製造著負面影響，嚴重影響著華人融入主流社會，好象融入會成爲受同胞不齒的、背叛祖國、數典忘祖的假洋鬼子似的。
語言、文化上的困難不應成爲我們融入不力的托詞，況且紐西蘭、澳洲政府都耗費大量資金給移民提供免費英文課程幫助他們融入，還有口筆頭翻譯等免費服務以減少他們生活上的困難。所以我覺得實事求是地說，融入的深入程度應同移民本人的願望和自身的主觀努力程度成正比。
關於歧視，其實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歧視，往往是多數人對少數處於不利地位者，包括對自己族群中某些弱者看不起的態度，如年齡歧視、性別歧視(中國人到現在還有重男輕女思想，好些女嬰出生即被棄)、對殘疾人的歧視和對某些地區來的人或操某種方言者的歧視。中國人歷來有地域性觀念，歧視外地人，比如從前我在中國時上海人就往往有優越感，歧視蘇北人，或者歧視操某些職業的勞動者，諸如理髮師(叫他們剃頭的) 、環保工人(叫他們車垃圾、拉糞的)，認爲他們貧窮、教育層次低，他們的子女不不屑同那些人的小孩玩，更不用説是讓女兒嫁給那些人的兒子了。有時歧視還可能是雙向的，比如蘇北人叫上海人“蠻子”；這裡的華人也歧視澳洲人，說他們懶惰(其實事實恰恰相反，澳洲工人每週平均工作時數超過日本工人)，最近由於孔慶東罵港人是狗，引起港人同大陸人的互罵戰等。
來澳洲後，我發現澳洲的歧視情況要大大好過中國，比如我們院長對係主任和清潔女工一視同仁，澳洲人對殘疾人也很注重保護，二十多年前早就有他們專用廁所、公用電話、出入公共場所的通道和計程車了。當時我入學的碩士班有十多位澳洲同學，我從未感到老師和同學對我有歧視，反而老師和同學常主動接送我這沒有私車的窮學生。我洗碗的西餐店，同事和老板很照顧我，有的還在假日用自己的車接我到處觀光。相反，我那些在唐餐館洗碗的朋友，不但工資比我少四倍，且常被他們的華人老闆罵得死去活來(可能出於歧視大陸人)，說他們偷懶不夠勤快，哪怕他們已開足馬力工作了。澳洲好多家庭領養著貧窮國家，包括黑非洲閙飢荒地區的兒童，還有來自中國孤兒院被家長抛棄的女童。澳洲早就有諸如反歧視法、平等就業法(EEO)以及工作場所的反騷擾法(如性騷擾)，年輕美貌的小密不會受上司或老闆的騷擾。澳洲也很重視保護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群，包括婦女、青年(因其失業率較高)、非英語背景的人士(NESB，比如華人) 、殘疾人和原著民。所以我們光凴個人感覺就說受到歧視也許並不妥當。
所謂歧視其實是對某族群看法的定型化(stereotyping)，而不管族群中的個體差別。從前我在上海就常聼上海人常說潮州人門檻精(有潮州門檻之稱)，說湖北人蠻橫(有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之說)；我也常聽廣州人說客家人難搞，等等。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一劇讓猶太人在人們的眼中成爲精明、奸詐又充滿妒忌的小人。對華人來說，我們對早期華工淘金者遭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憤憤不平。不過一位澳洲歷史教師對我說，這部分是由於華工不遵守遊戲規則所致：澳洲工人在工會領導下為八小時工作制鬥爭，而星期天他們都不工作要去教堂。華工起早摸黑一天工作十多小時，也沒有星期天。你來這裡淘金，又不遵守本地的遊戲規則，自然容易招致人家反對，這是不難理解的。澳洲人對華人只管賺錢什麽都不關心的定型化的看法恐怕從此而來。
華人還有不關心社區的名聲。怎會有這個名聲呢？多年前我曾參加過一個數千人的集會，抗議政府對醫院撥款過少造成排隊輪候周期過長。幾千人中我只看到三數個老華人。旁邊那位老澳對我說：你們華人大概都躲在家裏叉麻將吧？我無言。這事對我觸動很大。還有，前幾年我家附近一座大屋裏搬進了一個華人家庭。他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原來低矮的木柵欄，造起兩米多高不透風的圍牆，使外面看不到牆後，同這一帶其他屋子開放的矮圍欄格格不入。中國的高牆文化也許有歷史淵源，因爲它歷史上是將婦女關在高牆後不准外出的，在徽州古民居您可以看到高達四五層樓的墻門，所以中文裏有“騎墻派”一詞；而這個詞對應的英文詞是“騎籬派”(fence sitter)，因爲英國大多數屋子只有矮籬，可見文化的不同。那家華人不知道，他的高牆是非語詞性語言，告訴社區我不想同你們來往！
前幾年有印度學生遭打的情況，印度人說這是種族歧視，澳洲人不同意，因爲這些學生的行爲，不管是誰做的，都會引起主流社會反感。我認同這種説法，儘管我不贊同打人：在我們學院，很多印度學生遲到早退缺課、上課打瞌睡或者旁若無人地講話、作業相互抄襲、對老師、學院一有不滿就寫信到海外學生辦投訴，老師很頭痛(二十幾年前大陸學生也這樣，但他們不會寫信投訴老師和學院)。雖然並非每位印度學生都這樣(我院有名印度學生因成績出色而獲獎)，但一個族群中多人這樣，就容易造成別人對該族群看法的定型化，其結果是讓該族群裏的無辜者倒黴，比如有些遭打的印度學生也許並不該打。近來名揚四海的NBA華人球員林書豪，雖是已經相當香蕉化的第二代華人，仍曾在美國受到過種族歧視。再如澳洲勳章獲得者，頂尖的華裔外科醫生張正賢，從小在澳洲長大，仍不免曾成爲種族歧視的目標，雖然他認爲目前情況已大有改善。這些因外貌而遭到歧視的人，就是定型化的受害者。
有些華人說，祖國強大了，人家就不敢歧視我們了，特別現在有很多中國公司來澳洲購買農場和礦山令他們揚眉吐氣。這是一種錯誤思想。在我們學院，有些員工來自貧窮小國斐濟、巴新、薩摩亞、東帝汶，有些來自富有的日本、南韓、香港，同事們絕不會因他們的母國而對他們親近或排斥，對他們的態度是由他們的爲人、工作態度等決定的。對中國經濟發展讚揚的多是politicians和生意人而非澳洲一般大衆，中國公司大量採購澳洲產業，絕不會令他們對華人更爲尊敬。我1980年代後期來澳，正是日本在澳洲大量購買產業、地產、建高樓，甚至想買黃金海岸的沙去改進他們沙灘的年代，當時澳洲民衆對日本人很反感。我猜想，目前中國公司給澳洲人的印象，不一定會好過當年的日本公司。
所以依我看，反歧視最好的辦法是每個人在日常行爲中塑造自己的正面的形象，來扭轉別人對我們族群負面的定型化看法。張正賢醫生說，自重才能人重，這話絕對正確。使林書豪的故事登上《時代》周刊而影響更超過姚明的，不是因爲他反種族主義，而是因爲他的優異表現。
只關心母國事務，不關心僑居國事務，應是融入困難的另一主觀原因，當然那些年長的依親移民因英語有限，對了解澳洲事務有困難，很多人基本上是通過衛星觀看中國新聞來獲得信息的。感謝《同路人》這樣的刊物，讓他們也有機會了解澳洲事務。正因爲對中國事務的關心超過澳洲事務，1996年發生的釣魚島事件，使包括我在内的澳洲華人群情激昂地參與保釣，卻不知寳琳漢森在國會的處女發言中放肆攻擊亞裔。我一在電視和報上看到這個講話，立即在《華聯時報》發表了澳洲華文報紙發表的第一篇批漢森的文章《閉上臭嘴，漢森！》，才引起華人對自身利益的關注，反種族主義和關於融入問題討論很快遍及華界，融入得到了認同。總之，關心澳洲事務不但重要，亦有利於華人融入主流社會。
忠誠感和歸屬感的轉變是個需長期努力的過程。中國政府明確鼓勵華人融入主流社會，也是鑒于融入對華人自身有利。否則，若給主流社會造成華人只不過是過客而非主人的看法，對華人決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