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在那唱紅歌的文革年頭
洪丕柱
最近來自中國的消息說重慶的電臺、電視臺已不再播放紅歌。這對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是件好事。可是從去年重慶唱紅歌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在這個城市，薄煕來居然可以一下子組織動員起十萬紅歌大軍外加百多個合唱團，參加大型紅歌活動，整整佔滿一個巨型體育場，從看臺直到田徑場、跑道，叫我看出一身冷汗！毛澤東死去三十五年了，文革過去三四十年了，居然薄澤東揮手我前進：那些照片裏他一揮手，就有氣勢如此龐大的紅歌隊伍出現，大唱文革時代的歌曲，這還不包括無數基層紅歌隊和每天經常性的唱紅活動，以及已經放射到其他省市的唱紅活動。唯一與時俱進的是，歌者的服裝已經現代化而漂亮多了，不再是文革時清一色的綠軍裝。看來，一個沒有民主的中國，倒退到文革時代不是沒有可能的，萬一政權被薄澤東一類鐵腕人物竊據的話。
我不由自主回憶起我們這代人年輕時在文革中唱紅歌的情景。那個年代，除了懵懂老人和無知的幼兒，不唱紅歌是不可能的，不唱就是反革命！但是我暗自將當時唱的歌曲分爲兩類：一類是歌頌黨和毛的紅歌，另一類是一般的革命歌曲。我給自己的底綫是在可能情況些盡量避免或少唱紅歌，一般的革命歌曲我沒有問題，所以我盡量用一般的革命歌曲代替歌頌毛和黨的紅歌。
這是因爲我有這樣的理念，除了神、上帝，凡人和黨派是配不上歌頌的。這不是我反對毛和共產黨，恰恰相反，和當時很多青年人一樣，我還曾一度熱情崇拜過毛和共 產黨呢。但我認爲不管他們多麽偉大、做過什麽好事、有多少貢獻，都是本分，值不得讚美和歌頌。我很小就從先父那裏得到這個民主理念，他告訴我民主國家的領袖和黨派，都是服務百姓的，做得再好百姓也不會歌頌他們，一下臺就和普通百姓一樣，在街上都能看到他們。現在我在澳洲生活，看到情況確實同先父說的一樣。
我年輕時愛唱歌，跟音樂學院譚老師正規學習聲樂。譚老師是位真正的藝術家，雖然已很靠近文革開始那年，已經到處在唱紅歌，他仍然很少教我們紅歌，最多讓我學些經典的“進步歌曲”，文革前我被迫停止聲樂課時，學唱的最後的歌曲包括俄國作曲家格林卡的歌劇《伊凡•蘇薩寧》中的《蘇薩寧的詠歎調》（愛國歌曲）；還有俄國作曲家莫索爾斯基的《跳蚤之歌》（諷刺封建君王的歌曲）。
我一生痛恨作違心事，包括唱歌頌黨和領袖的紅歌。我的鋼琴、手風琴伴奏師小徐也一樣。但那個年頭誰能不作違心事？特別是我們都考進了上海市級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一個小分隊，都身穿綠軍裝。當時先父已受文革驚嚇中風去世，家母被批鬥並送去幹校勞動改造，我已在中學教書，學校早就停課鬧革命，沒參加造反隊在家無所事事地當逍遙派的我，經朋友介紹去考那個小分隊，不意被錄取。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我當時能繼續搞所愛好的聲樂的唯一辦法，所以我很開心。
當時我們這個第三小分隊約有二十個人，分成舞蹈組、曲藝組、聲樂組，加上伴奏組的兩位手風琴演奏員。每場演出開場和結束都是全體演員上場集體亮相，唱個激情的小合唱，其中包括頓腳、喊口號（如“造反有理！”“打倒….的XXX！”“敬祝XXX萬歲、萬壽無疆！”之類），配上舞蹈，加上一個最終的“造型”— 扯起隊旗，每個隊員擺出一個雄壯的姿勢，姿勢由舞蹈組設計。宣傳隊裏有位工人代表老王，擔任對演出節目的審查，即什麽節目都要他同意才能上演。老王愛好文藝，雖然自己沒甚才華，演出時的動作又很僵硬，開場和結束的節目他仍親自上臺表演，而且唱什麽歌、舞蹈的内容和動作設計以及富有革命氣勢的造型都由他直接把關。
同當時大多數革命造反派相比，老王是個溫和講理的人。聲樂組有四個人，兩名男高音小趙和小江（都是部隊文工團復員的，背景硬）、一名很優秀的受過專業訓練的女高音小馬，還有唱男中音的我，由小趙負責，兩位手風琴伴奏屬於聲樂組，雖然他們也要為舞蹈伴奏。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對於選擇聲樂節目的看法也很接近。聲樂組的節目是每場演出中最受聽衆歡迎的節目，特別是我們的聲音都有專業水平，而節目也很豐富，有獨唱、男聲二重唱、男女聲二重唱和壓軸的四重唱（沒有現成的重唱譜，故重唱譜由我改編），還有手風琴獨奏。所以不太懂行的老王給我們較大的自由度，只要把場子裏的“氣氛”搞熱，掌聲多、高叫“再來一個”的多就行，我們只需要跟他簡單介紹所選的歌曲以及選擇它們的理由，由他拍板同意，就可以上。
這樣一來我們自己就能有一定的控制，我和小徐一起變著法子盡量少唱令我們違心的歌曲，而聲樂組另外幾名演員同我們的觀點非常接近，儘管獨唱由他們自己選歌。我選的歌曲包括下面幾類：
一類是外國革命歌曲或“兄弟國家”的革命歌曲，甚至兄弟國家的民歌。比如古巴歌曲《7.26頌歌》。《7.26頌歌》是一首歌頌古巴7.26起義的歌曲，是首很好的男中音獨唱曲，是古巴國家文藝團帶進來的。文革時除了古巴、北越、北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少數國家的藝術家被邀請來中國演出之外，就沒有什麽外國文藝團體來中國演出了。一旦這些國家的文藝團體來老上海演出，票子總是非常緊張，可是我總能想辦法通過上海合唱團（後來同上海交響樂團合併成爲上海樂團，有段時間我被它“借用”）或我家隔壁弄堂的上海歌劇院（我在那裏有幾位熟人）弄到這些演出票子。那次演出很罕見的在上海音樂廳進行，那位古巴歌唱家唱得很好，我一聼就喜歡上了，事後想辦法弄到了中譯文的歌譜，馬上練出這首歌，放進我的節目單裏，演出的效果很不錯，掌聲不絕。這讓老王很高興。另一首歌是越南革命歌曲《解放南方》，是北越歌舞團帶進來的，也是男中音歌曲。這兩首歌的曲調，我今天還能從頭唱到底，只是歌詞記不清了。阿爾巴尼亞歌曲多是高音的，小趙、小江、小馬都能唱，如《地拉那 -北京》、《美麗的地拉那》，我又將其中的一些改編成二重唱或四重唱。這些歌，比如民歌《含苞慾放的花》，節奏強烈，非常受當時文藝生活極端貧乏的聽衆的歡迎。
另一類是有關支持亞非拉解放鬥爭的歌曲，比如我常唱的一首男中音歌曲《亞非拉人民要解放》。我忘了這首歌是誰作曲的，可是它作得相當好，裏面有一些黑人音樂的強烈的切分音，節奏較強，所以也很受聽眾歡迎，常被要求“再來一個”；還有一首好像是桑桐作曲的歌，用當時非洲葡屬剛果（今扎伊爾） 獨立後首任總統盧蒙巴的一首詩譜的曲，寫得很好，頗有歌劇詠歎調的味道，有好多半音，我至今能夠哼唱它的全部曲調，因爲我挺喜歡它，但歌詞已差不多忘光了。60年代初，盧蒙巴遭暗殺去世，軍人政權蒙巴托在剛果上臺。中國當時是支持盧蒙巴的，所以有這樣的歌曲產生。但這樣的歌太難唱，沒法廣爲流傳，作曲家的才華和努力都白白浪費，實在可惜。
還有一類是中國各族的民歌，這符合黨的民族大團結的政策，所以老王也同意我唱。比如新疆民歌《阿拉木汗》，桑桐編曲的東蒙民歌《嘎達梅林》（歌唱起義造反，内容當然很好啦），還有也是桑桐寫的男低音歌曲《天下黃河十八灣》（有革命内容）。甚至還有並非臺灣民歌的《臺灣島》，由於有解放臺灣的内容，當然也是好歌啦，而且這些歌都是適合男中音唱的歌曲。
我甚至還在小分隊唱過美國歌曲！我對老王說，這些是美國黑人民歌。因爲毛主席在1960年代曾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的鬥爭，我告訴他50年代美國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曾來中國演出過，他是中國支持的美國黑人活動家。當時中國出版過一本羅伯遜的歌曲集，前言裏有羅伯遜的工人出身的生平，我給老王看，同時還給他看羅伯遜在美受迫害的資料，並說毛主席支持美國黑人的解放鬥爭，所以他也同意我唱《老人河》這樣的美國黑人歌曲和民歌。
我雖然盡量不唱歌頌毛的歌曲，但用毛詩詞譜曲的歌我還是唱的，因爲他的詩詞裏沒有直接的對自己和對黨的歌頌的内容，比如他的詩詞譜曲的歌《北戴河》是首不錯的男中音歌曲，我今天還能背得出；另外我們將他的《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編成四重唱，作爲結束前的壓臺歌曲，極受歡迎。
文革中我在小分隊幾年演出上千場，就用這樣的“合法鬥爭”，巧妙地盡量減少了自己曲目單裏紅歌的數目，少做違心事，因爲所唱歌曲的“政治内容”沒有問題，又受聽衆歡迎，老王一點沒有意見，而我的歌唱技巧也沒有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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