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聖誕卡及其他

遲到的聖誕卡及其他
洪丕柱

熱熱鬧鬧的無數發自微信的聖誕節祝賀然後是新年祝賀终於慢慢地冷卻下來了。
可是在元月六日，在已經没有人通過微信再發聖誕或新年祝賀來的時候，我卻意外地在信箱裡收到了一張聖誕卡，一張挺精美的立體的賀卡。
下了兩三天雨之後，天還没有完全放晴，從信箱取出的放著那張卡的信封是潮濕的，信封上的字蹟已經稍稍有些化開了。還没有拆信封，從筆跡我就知道那是上海的老友王君夫婦寄來的。他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年都會給我寄來聖誕卡，我也會回寄聖誕卡給他們。可是去年年底我為甚麼竟然忘了給他們寄卡呢？
我看信封上的郵戳，發信的日子是去年，2015年12月19日。往年這個時候從上海寄出的聖誕卡，我在聖誕節前或最多節後一兩天應能收到，因為聖誕節前郵局總會加班遞送大量賀卡，使親友們寄的卡能及時送到對方手中，讓人們能歡樂地迎來節日。而這封信在路上居然走了整整十九天！
忘了給他們们寄卡，而我仍然收到忠誠的老友王君寄來的卡，雖然遲到了差不多兩個星期。我感到内疚。這就仔细地想了一下，去年年底前我忘了寄卡去的中國、外國和澳洲各地的親友還有好幾位，我怎麼没有想起來要給他們寄卡呢？
去年年底和聖誕節前，我第一次一張賀卡也没有寄出。雖然收到過單位或團體給我的卡；我也是第一次没有收到一張個人寄來的卡，除了這張遲到的卡。
我猜想，去年年底没有通過郵局寄紙質聖誕卡的，並不只有我一個人，而是絕大部分的人，所以我連一張個人的卡都没有收到，而往年我都會收到一大疊，也會寄出一大疊。
由此看來，郵局的生意一定很差、很冷清，這就可以解釋為何王君的卡會在路上走了十九天，可能郵局為了省錢，發信的班次減少了很多。
往年在聖誕這時節，信箱裡每天總會有好多封大小、形狀、圖案不同的聖誕卡，有些還是立體的，翻開來會放出音樂的卡。除了寄包裹的業務會因郵購的增加而增加，今年很可能郵遞員的工作時數都會大大減少，說不定有些人還會面臨被裁掉的命運。
巴黎國際環保高峰會議剛剛開過，環保人士會大聲叫好，說會議的成果已經顯示出來，人們很少寄紙質聖誕卡了，省了不少碳排放！我雖然不是環保份子，也是環保關注份子，我卻不認為我沒有寄卡是受到了巴黎會議的感召。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的懶惰，因為現在有了微信，可以容易地向眾多親友通過微信發出無數的電子賀卡。我已經不加思索地以為每人都有了微信。在我靜下來思考一會之後，我發現還是有不少親友沒有微信，因為我從來沒有收到過他們用微信發來的祝賀。
對於我，微信似乎省下我不少時間和一些開銷。從前沒有微信的時候，每當節日，我們是通過寄賀卡來互致節日問候的。那時主要問候發生在聖誕節前的十二月初。我會買很多聖誕卡寄給布里斯本、悉尼、墨爾本，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親友們。這是一筆小小的花費，寫卡也會花掉不少時間。不過在寫卡和收到卡的時候，心裡總會有一種興奮甚至激動，因為很多親友一年就靠這個機會聯繫一下。我至今珍惜並保存著好些卡，有些卡上並非一兩句套頭話，還附有寄卡者寫的本人和家庭近況簡介，甚至附一張近照。特別是，有些發來賀卡的人已經作古，保存他們親筆寫的卡，對他們也是一種紀念。
用微信收發節日祝賀就沒有同樣的激動。而且因為方便，就有些機械，還可能濫用。比如，聖誕節和賀新年本來是同一張賀卡，現在很多人在聖誕前明明已經發了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的微信，過了聖誕節又重新再發“新年快樂”的祝賀，我一收到這樣的祝賀，出於禮貌又會再次回復，無數的重複勞動，花的時間就更多了，雖然老實說是借花獻佛，將張三發來的轉給李四，或者王二麻子，如此而已。
也是因為方便，實際上幾年前從用伊妹兒發電子賀卡以來，發祝賀就不限於聖誕和新年了，連較次要的節日也發了，而且發祝賀的節日越來越多，令我難於應付：新年過後是中國年，到時又會有無數猴年的祝賀包括祝你發財之類的吉利話發來發去，儘管聽了無數這樣的話使我的耳朵生出了老繭，我卻從來沒有發過財。然後是元宵節，再然後/或差不多時候又是情人節，再然後是復活節… 現在中國的節日也越來越多：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去年甚至連七夕、重陽、中國的教師節都有人發來電子賀卡，還有母親節、父親節，哇，連感恩節、Halloween都有人通過微信發東西來！還有，這樣的電子賀卡越來越像食品廣告，其中從各種湯圓、各種粽子、各種月餅到去年看到的重陽糕(重陽節吃糕是登高習俗的諧音)都有！
去年聖誕新年發賀信的熱鬧的祝賀潮從十二月中旬聖誕節之前好多天已經開始了，足足延續了兩個星期，叫我好累好辛苦、也花了好多時間。靜下來了，開始想想是否有必要了。
我的手機很陳舊，因為眼力逐漸衰退，還是看大屏幕的i-Pad比較舒服，還能節省時間，免做低頭一族，時刻將眼睛粘在手機屏上。所以我是用i-Pad發微信的。從退休時將單位發給我用於工作的i-phone交還後就用回了老式手機，因為聽電話、留言錄音、看短信息已能滿足通訊需要了。
因此我想我是個很落伍的人。可是我很快就改變了看法：還有比我更落伍的人！去年曾在口譯服務中為一名大律師，而且是QC級的大律師服務。在他同客戶談話時有時接聽電話，居然掏出的手機比我的還老一個檔次！大律師的出場費每天大概以澳幣萬元計，他會沒有錢嗎？出於好奇，休息時我同他開玩笑問他為甚麼還用這老掉牙的手機。他的回答很簡單，總結起來有兩點：夠用了、沒時間。大律師辦案需看的文件要用箱子來裝，他還有時間做低頭一族嗎？我還讀到過香港有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也是用老式手機的。同他們比我算不了甚麼，所以至今我樂用掉牙的手機，因為我自己也到了掉牙的年齡。
但是老友王君同那大律師和大作家不同。他屬於中國年齡大又比較孤獨的處於不利地位的族群。他不會電腦，也沒有i-phone，所以至今只能仍用傳統的辦法寄卡給我，每年不忘，表示了對我的深情厚誼，因為幾十年前我和幾位見義勇為的朋友使他脫離了一次政治迫害，在他身體不好時我們也時而給予一些資助，他對我們一直存有感恩之心。我離開上海二十八年了，另一位曾大力幫助過他的朋友去美國也有三十來年了，王君年年都不忘給我們寄聖誕卡，我也總會寄卡去；而去年，太依賴微信的我居然忘記了寄卡給他！
科技的發展和減少碳排放，會不會讓這樣的族群連用傳統方法來表達友誼和感情的機會也會最終被剝奪呢？我不知道。拿著這張遲到的聖誕卡，我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