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文化和刀文化
洪丕柱
年輕時我乒乓球打得挺不錯。那時正是中國男子乒乓球運動員們開始叱咤世界乒乓球壇的時代 。幾年之內，揮舞直拍的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等選手，打出中國特有的近台快攻的風格，把歐洲的持橫拍的選手打得落花流水。
不用說，這些乒乓國手都成了青少年們崇拜的明星、學習模仿的榜樣。這就是為甚麼乒乓球運動在青少年中間特別流行，我也不例外，愛上了這項活動。當時學校裡還沒有很多的 乒乓球台，我們就到需付費的私人乒乓球房去打球，自帶球拍，每小時一毛錢。
也不用說，同我一起打球的同學、朋友們以及後來工作後的同事們，都是自然而然地直握球拍的，就像那些中國乒乓球隊的明星們那樣，可是只有我一個人，不知道為甚麼，卻覺得很自然地選擇了橫握球拍，就像那些歐洲的選手那樣。
當時玩乒乓球的同學們大多看過些有關乒乓球訓練的書。有一位林同學，對乒乓球的理論專研得很深。他告訴我直握球拍和橫握球拍的優缺點， 並說我橫握球拍不行，肯定會輸。可是我卻多次打敗了他，令他無話可說。
雖然如此，我還是成了同學們的取笑對象，說我是洋奴、崇洋媚外，是否因為我爸爸是留洋的洋博士、洋 教授的緣故等等。在這些嘲笑下 我也試圖改用直拍，卻老是覺得彆扭，只能改回橫拍。
共青團的一位支部書記對我說：“中國人是用筷子吃飯的，所以理應直握球拍；歐洲人是用刀叉吃飯的，橫握球拍就比較自然，就像抓刀子那樣。你是用甚麼吃飯的，也要橫握球拍？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你這樣崇洋媚外，是沒有出息的！”在她的眼里，横握球拍成了数典忘祖！
我當然是用筷子吃飯的啦，這還用說？可是我沒有敢告訴她的是，我有時也用刀子吃飯，因為父親有時會帶全家去西餐店吃飯。我們家靠近上海比較洋化的淮海路、 陝西路一帶，那裡西餐館比較集中，而那些各國風味的西餐館我都去過。之所以沒敢說出口，是因為那時的團支部書記之類紅色家庭出身的人，會認為上西餐館吃飯，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在同學中傳開了的話，是不光彩的。那時班上有些同學已經學會了做兩面人，以便保護自己：一位女生星期天去教堂，平時卻正在積極爭取加入共青團！
可是我暗中想，那位團支部書記說的話，雖然 有點 太左，其中對筷子和刀子的見解，卻不無道理。
不過我並不洩氣，很努力地練球，不久之後，就把大多數握直拍的同學都打敗了。在學校的乒壇上，西風居然壓倒了東風！我當時身體長得比大多數同學壯實，有同學 說我“體壯如牛”，雖然其實離牛還相去得很遠，又像握刀子那樣橫握球拍，所以被起了個綽號叫“牛刀”，其中還含有切牛排的意思呢。
還好不久之後，中國乒乓女將們也稱霸了世界。女將中間也出現了像林慧卿(印尼歸僑)、 鄭敏之這樣的橫握球拍的主力選手，她們贏得了數項世界冠軍。我很崇拜這幾位女將，而看她們打球，姿勢優美得像跳舞蹈。這時，非但沒有人再譏笑我這把牛刀了，還有人開始學習握橫拍了(目前世界上優秀的男女乒乓選手，基本上都是橫握球拍的)。
這些事我一直記到現在。我發現，用筷和刀吃飯，也的確发展出東西文化的一些不同，而在中國之前稱霸世界的用筷子吃飯的日本隊和日本的一些世界冠軍選手，如荻村伊智郎，也是用直拍的。不過日本選手用的直拍比較接近方型，而中國選手用的直拍更接近圓形。
比如，在美術/繪畫上，中國人和西方人抓畫筆的方法就不同，而畫筆的製作和形狀也不同。中國人直執柔軟的毛筆繪畫(即繪國畫)或寫字(現在叫書法，其實以前所有文人都用毛筆寫字)，有點像我們抓筷子；西方人橫握較硬的油畫筆(像握刷油漆的刷子那樣)畫油畫，有點像他們握刀子。這不同材料製作的筆和握筆法還同是用較稀薄的水質顏料/墨汁(水墨畫)，還是用較黏稠的油質顏料(油畫)有關，因為用較黏稠的油質顏料畫畫，需要更大的力度，柔軟的毛筆當然不行，橫握油漆刷子那樣的畫筆能產生的力度會更大些。
又如，在音樂上，小提琴堪稱西方樂器之王，而與其對應的中國樂器二胡(雖然 歷史上是從西域傳入，也是來自 外國)是中樂的精髓；從這兩種樂器的琴弓的抓法上也可以發現抓筷子和握刀子的差別。這種抓法的區別，也許發展成了能在四條橫擱的琴弦上面自由駛騁的弓法和在兩條琴弦之間的有限空間來回拉動的弓法，從而造成了音色、音域和表現力的不同：西方人的奔放、瀟灑、亮麗和中國人的含蓄、深沉、婉約。
醫學上我無例可舉。中醫主要是內科的，望切問診；不過中國人發明的針灸療法，現在已經普遍被世界接受，其捏金針的方法 很有點像我們捏筷子的方法；而西方人開創的外科手術治療，醫生拿手術刀的方法，又 近於他們握切牛排的刀子的拿法。
中國人和西方人發展出不同的吃飯工具，也許同他們所吃的伙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吧。
中国人歷史上基本 吃素，偶爾買了一塊肉，也要全家一起吃。為此主婦必須能將它切成很細很薄很小的肉絲、肉片、肉丁，用大量的蔬菜拌合，有時還加上用澱粉打槳煮成羹，再拌上調料增加鮮味，彌補動物的蛋白不足鮮味不夠的問題，比如上海人很愛吃的漿狀的黄芽菜爛糊肉絲。
家母曾告訴我，她嫁給先父時，先祖母要到廚房裡去檢查她的刀功 — 即切絲、切片、切丁的技術如何；說冬筍片要切得薄到連風都能吹得起來；請客時，冷盆上放的白切肉片，切得要像紙一樣的薄。我的上代還是很富裕的家庭呢。
這樣炒出來的一大碗菜，其中有不多的幾莖肉絲或幾片肉片或幾粒肉丁，放在飯桌的中央，供全家老小一起分享（屬於一種集體主義）。傳統上，一家之主的父親往往首先舉筷，然後兒女才能動手，母親常常吃最後的剩菜，裡面可能已經沒有甚麼肉剩下來了。這樣的伙食，怎能用刀來吃呢？用筷子夾切得細小的食物，當然是最高效的啦，怪不得這兩條小小的槓桿就叫做筷子，因為它們撿起食物來很快很高效啊（“快”字上面的竹字頭表示古時候 的筷子大多是竹子做的）。
我小時候吃飯吃的老慢。老保姆的老公在一家雜貨店當夥計，他看我吃飯發吃得這麼慢， 就說我將來會沒有出息。他對我說，吃飯時要眼明手快。那時商店夥計的午飯是店裡供應的， 八個人一桌，四菜一湯，常常有些小葷即肉絲肉片之類。他說吃飯時一面同大夥聊天，談笑風生，裝得很隨便，一面卻要不露聲色地瞄準自己愛吃的肉絲肉片等，一筷子夾下去，又快又準（同中國乒乓球隊近臺快攻的原理一樣），動作自然而迅速，即不失風度，又能吃到很多自己愛吃的東西 。像我吃得這麼慢，長大工作了，同大家一起吃飯，保管甚麼好的都吃不到，只能吃人家剩下來的。現在想想，這是筷子在中國飯桌上辦事利索的一個絕好的例子。
我不知道中國人到底是在甚麼時候變得這樣的。商周時代也許不是這樣的，因為當時商紂王就搞肉林酒池，肉要成林，多到吃不完！春秋時代恐怕也不是這個樣子的，孔老夫子不是教導說 “割不方不食” 嗎？肉絲肉片怎麼能割的方方正正的呢？至少要像上海從前的鴻運齋的醬汁肉方肉那樣。 宋朝的蘇東坡發明了東坡肉，也是切成大塊的；梁山好漢們更是大塊吃肉的。也許上面都是有身份的人，或者乾脆是強盜吧，一般小百姓就只能吃些肉絲肉片啦。當然如今生活改善了，人們又吃起大肉來了，但是炒肉絲炒肉片之類的菜已經成了傳統菜，還是有人繼續做繼續賣繼續吃，因為怕肥胖、高膽固醇啦。
西方人傳統上是食肉民族 ，大塊吃肉，那怕是勞動人民。有一次我在昆州一個小鎮的飯店吃午餐，出於好奇， 點了一盤叫“ 耕夫盤”(plougher’s platter)的午餐。哇，搬 上來是一大盆大塊的鹹牛肉(coined beef)和大塊的芝士，還有整條的胡蘿蔔、整個的土豆等蔬菜。我怎麼也吃不完。問侍應生為何叫“耕夫盤”， 侍應生說，這傳統上就是農夫們吃的午餐，因為他們幹的活非常繁重。我心裡暗想，中國農夫幹的活可能更繁重，比如我年輕時曾在中國的農村參加過勞動鍛鍊，秋天農民割稻、挑稻 ，擔子有百多斤重，他們要挑上整整的幾天，有時還挑燈夜戰，天不亮就起床，所以叫“三搶”（搶割、搶收、搶種 — 種下過冬作物麥子），連婦女也一樣挑。那時仍然是連肉絲也很少有得吃的。兩大碗白飯加幾條蘿蔔乾或一些鹹菜，就算不錯了，能量守恆定理好像並不適用於瘦小精幹的中國農夫們！
按照我曾經在老澳家庭寄宿的經驗，西方人家，往往是主婦烤了一大塊肉，放在長條型的餐桌的中央。這怎麼們能用筷子去夾呢？當然只能讓 主婦用大的切肉刀（carving knife）一大片一大片地割下來，放到各人的盤子裡，讓各人自己邊吃邊用自己的刀叉切啦。其餘的蔬菜比如胡蘿蔔、豆角、蘆筍、土豆，也是整條或整個地煮好，放進各人的盤子裡，食者自己動手切割並加自己喜歡的調味品或醬料(sauce)啦。就是說，刀功是食者自己個人的技巧，食者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個性化，個人主義代替了集體主義，主婦不管那麼多。這才是最合理的辦法啦。西方人的獨立自主性，大概就來自餐桌。
長期使用筷子或刀子，手部肌肉群的發展也會不同。這一點，只要看不經常吃中餐的西方人抓筷子姿势的笨拙，和很少吃西餐的中國人的握刀子的不自在就可以知道了。握筷子可以讓手指較小的肌肉群得到鍛鍊，使用刀子卻能讓手部較大的肌肉群得到發展，結果就造成了中國人的靈巧和西方人的力量。
小肌肉群發達的人一般個子較小，力量雖小，但搞起小動作來、打游擊、搞陰謀、背後打冷拳，由於動作敏捷、隱蔽、神速、出奇制勝，卻可叫人防不勝防；功夫中還有所謂借力、四兩撥千斤（相當於借刀殺杀人），可以打倒大個子的對方。大肌肉群發達的人往往個子大，靈活性雖差，但一旦蠻幹起來，出動飛機大砲航空母艦， 威嚇訛詐。由於實力強大、橫衝直撞、無所畏懼，卻有可怕的震 攝力。
小肌肉群發達的中國人可以在乒乓球、羽毛球方面呼風喚雨、所向無敵，但是到了橄欖球場， 可能被大個子的西方人撞得頭破血流、倒地不起；反之亦然。
從較宏觀的角度來看，筷文化造成了中國人的機靈、細膩、精緻，而刀文化則使 西方人 相對比較強勁、粗曠、壯偉。這一點在觀察差不多年代的中國畫家唐白虎、文徵明的作品和達芬奇、米凱郎琪羅的作品，比如差不多是同齡人的文徵明(1472-1559)的山水的靈毓和米凱郎琪羅(1475-1564)在西斯廷教堂穹頂（Sistine Chapel Ceiling）所畫的不朽壁畫《亞當的被創》（The Creation of Adam）的恢弘，就可見一斑。當然 從民族性的角度來說，中國人的柔順服從(會跪倒在皇上面前說：“ 奴才該死！”)和 西方人的血性剛烈(挺胸抬頭地發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喊聲)，大約也與此不無關係。
當然，在今天的地球村，中西文化的碰撞、接觸、交流已達史無前例地頻繁，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已經可以說是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時代， 筷文化、刀文化的差別正在逐漸變小。比如用筷子吃飯的中國乒乓球隊，仍在稱霸世界乒壇，但他們們已經幾乎清一色地橫握球拍，同我年輕時一樣；本身的敏捷，加上力量，使他們變得更加銳不可擋。唐餐館裡，筷子使得麻利的鬼佬也在不斷增加。力量在靈巧的補足下，鬼佬們居然打敗了中國人， 取得了世界麻將冠軍！而且善於學習異國文化的他們， 也在同中國人做生意的談判桌上變得更加精明機靈。
不過，作為“海外”華人，我們 憂慮的另一方面，卻是沉浸在刀文化的生活環境中，仍不願改變自己，依然不丟棄自己，包括下一代對筷文化的認同，而拒絕 認同刀文化。我不反對華人不丟棄對筷文化的認同，但因此而拒絕認同刀文化，生怕被說成是數典忘祖，就沒有必要了，因為人人都知道，“一旦到了羅馬，就得按羅馬人的規矩行事”(Once in Roman, do as Romans do) ，否則你為何要移民到一個主流社會仍然是刀文化的國家來呢？澳洲人對穆斯林的最大的意見，就是不融入。我不希望這也成為對華人的意見。
“哪一天我們的子女不會使用筷子了，就是我們的文化完全失落之時“。一位從雪梨到布里斯本來玩的董姓朋友曾對我表示過這種憂慮。
他這番話是在我請他到一家中餐館吃晚飯時說的。因為很久沒見到這位老朋友了，當時我點了比較豐盛的菜餚來招待他一家，包括龍蝦和大蟹。可是他那高大壯實的兒子對這些美味的中菜全無興趣，毫不欣賞。他不大喜歡用筷子，有時喜歡用手胡亂地抓些東西吃。他會說些中文，但英文說得更流利得多，所以我用英文同他交談（他的老爸的英文至今很爛，所以也許父子之間的溝通有限），了解到他希望吃一塊大牛排。我問餐館老闆能否給這位年輕人烤一塊大牛排。老闆說他們做的牛排非常專業。所以一會兒這位年輕人就專心致志地用刀叉吃起大牛排來了，引起老爸的這些感嘆，他的太太也只能在旁邊苦笑。
第二天中午我請他們到City去玩，在 一家肯德基餐館吃快餐。這位年輕人胃口很大， 除了大塊雞肉，還津津有味地吞食了一大罐土豆泥。我在同他的交談中了解到他在一家高中讀書，是學校橄欖球隊的隊員。他很小就來到澳洲，在這裡讀了十年書，已經全盤接受了刀文化。同比他矮一個頭的乾瘦靈活的老爸相比，父子好像不屬於同一個民族。看到我對他兒子感興趣，老董對我說他可是吃喝粥吃蘿蔔乾長大的，小時候 連肉絲肉片也不經常有得吃。他又自嘲地說，不過他的基因應該不錯，所以在營養充足的環境下，兒子能長得這麼高大。
一起逛街時，我發現小時候只有機會吃些肉絲肉片的、出國後又曾拼命打工賺錢還債買房買車的老董，到了快退休的現在，經濟情況不錯了，仍然保持著筷文化薰陶出來的節儉的美德，穿著隨便，也不買甚麼東西。吃大塊肉長大的兒子卻滿不在乎地這者也想要那也想要，老媽疼獨生兒子，總盡量滿足他的要求。所以家裡其實是筷文化和刀文化的糾結。因為刀文化中長大的青年比較獨立，更會自己打工掙錢，知道錢的難處；而在筷文化中，父母，如果經濟條件許可，總會比較寵兒女，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之後，而寧可苦自己。
可以想像筷文化和刀文化在這個家庭的兩代人中間 恐怕不是相互交融、取長補短，而更多的是衝突和摩擦吧。至今仍然生活在主流文化邊緣的老爸的無奈 的感嘆 — 唯恐筷文化在不大愛用筷子、不大喜歡吃中菜的自己的兒子身上失落，反映了這一點，老媽呢？則更多的是做了並不解決問題的潤滑劑 。
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這樣的華人家庭， 是否只有 老董 一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