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琳⦁漢森重返政壇：我的思考
洪丕柱
我至今對我在1996年所做的兩件事感到驕傲：9月份，我是澳洲第一個對寶琳⦁漢森提出批判的華人–在當時有影響的雪梨《華聯時報》上，我率先發表了《閉上臭嘴，寶琳⦁漢森》的批判她在聯邦國會的處女演說的文章，因她談到“澳洲正處於被亞洲移民淹沒（swamped）的危險”並叫囂“結束多元文化，停收亞洲移民”；接著又在雪梨《東華時報》和昆州《世界週報》、《華商週報》等多個華文報刊上發表大量批判種族主義的文章，而此時大多數不關心英文媒體的華人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名反亞的國會議員呢。
另一件事是同月同蔡滋忠牧師等一起向日本駐澳洲大使館遞交了一份由我起草的《嚴正抗議日本侵佔釣魚臺列島》的抗議信，由14個當時昆州最有影響的華人團體和40名著名華人學者、教授、醫生、牧師、作家、社會名流、商界人士等聯署。這封抗議信後來登載在當年第11期《澳華月刊》上。
但很快，同種族主義的鬥爭佔據了我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我同蔡牧師等到布市當時工黨、自由黨、國家黨、民主黨的幾乎所有的聯邦議員和參議員的辦公室進行抵制種族主義的遊說。我們組成了名為“昆華之聲”的團體，組織過多次全市有數千人參加的反對種族主義的集會、遊行和燭光晚會。昆州華人反種族主義的鬥爭一度搞得非常熱火，出現過很多動人的故事和積極份子，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是我所敬仰的、後來參加工黨成為第一位華人州議員的基督徒蔡偉民（Michael Choi）先生。
經過華人、其他少數族群和主流族群中絕大多數的支持多元文化的正義者以及州和聯邦各政黨的共同努力，種族主義受到了抵制，漢森及其一國黨終於敗選，逐漸被逐出政界，漢森甚至一度還因黨的選舉經費欺詐等被判刑，儘管經過上訴後獲平反。
我原先以為漢森及其一國黨會消失並被淡忘，但她從來沒放棄過重返政壇的努力，多次參與州或聯邦的選舉，失敗了再來，你無法不佩服她的韌勁和堅持，能在18年後再次復出。相比之下，昆華之聲這樣強大的華人組織卻因華人著名的內鬥文化和某些成員企圖將它變成某政黨的外圍組織而告萎縮并退出歷史舞台。
我非常關心漢森在當選後說些什麼。她是個很愛發表言論的人，當選後當然會不甘寂寞；也有很多人，包括傳媒對她進行了攻擊、挖苦和嘲笑。對此，漢森說自己已成了punch bag（練拳擊時掛著讓拳擊手打擊的皮囊）。但我冷眼旁觀，這些攻擊、嘲笑、挖苦都不太有力，沒有大的說服力，甚至雞毛蒜皮，比如有一條說她喝的似乎是Coles的廉價牛奶，而她在大選中反對廉價牛奶，誓言保護奶農利益。漢森馬上在她的face book上曬出她喝的奶的照片，她的發言人說她住得離Coles有60公里以上，不會為了買廉價奶而開車60公里，她喝的奶是在附近小店買的。
漢森當選後所發表的言論主要是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她呼籲停收穆斯林移民（類似於美國的特倫普），要求禁止穆斯林女性戴burka（某些穆斯林婦女戴的一種頭巾，法國多年前已立法禁止在公眾場所戴這種頭巾）；她說伊斯蘭是個征服（conquer & subjugation）世界的陰謀（conspiracy），它不是一個宗教而是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y），要求成立王家委員會對它進行調查（當然是無稽之談，政府不會進行這樣的調查）；她說在澳洲的街上會有恐怖暴力（terror in the streets；這話沒錯，去年警方曾警告人們注意穆斯林恐怖分子會在大街上抓行人砍頭），並要求在清真寺裝上攝像頭進行監視（這是不切實際的）。漢森還說，澳洲是個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國家，她不希望看到它被改變。其實近年來澳洲多數城市出現的“奪回澳洲（reclaim Australia）”的活動，都反映著對澳洲的認同感（identity）的憂慮，而漢森積極參加這些活動並發表演說。
穆斯林婦女戴的頭巾有多種多樣，有的露出除了耳朵的整個臉，有的甚至露出脖子，有的很密封，有的較鬆弛，分別稱為hijab, Al-amira, shayle, Khimar和chador，這些都能令人接受；但有的只露出眼睛（Naqab），有的連眼睛都不露出，眼前遮著黑紗（burka），眼睛透過黑紗向外觀望，它連接著厚重的黑長袍。這種頭巾連我都無法接受，因為在其他文化中，它絕對意味著不尊重面前的非穆斯林，特別是面對執法的警察和必須尊重的法官。
我當然不會同意漢森上述某些關於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言論。但如果我們看看現實並問問為什麼，我們很快會產生一些難解的問題：為什麼澳洲有數以百計的穆斯林去敘利亞參加ISIL，有的成了其高級成員，有的還只是孩子；還有很多穆斯林匯錢去支持ISIL，以致政府要採取行動在機場阻止他們離境或控制寄往ISIL的匯款；一旦出境的，回來時可能會被取消澳洲公民身份。這些人大都是青年甚至少年。澳洲境內發生的恐怖事件，如去年那個企圖殺害警察被打死的、那個槍殺了雪梨西區帕拉馬塔警察局的華人會計師的只有15歲的穆斯林少年、今年準備在ANZAC日搞恐怖活動的穆斯林青年，這些都是生在澳洲、接受過澳洲教育的穆斯林，如果不是在某些清真寺或穆斯林學校或從家長那裡接受了某些極端思想，他們怎麼會有這些行動？
我堅信絕大多數穆斯林是和平的，絕大多數清真寺的講道是傳揚愛，但為何穆斯林不願融入主流社會，而清真寺或穆斯林領袖不鼓勵他們融入？我們看到去伊朗等穆斯林國家採訪的西方國家的女記者，無不主動戴了頭巾，以尊重該國的穆斯林文化；但為什麼長期生活在澳洲的穆斯林婦女不入鄉隨俗去除頭巾呢？有報道說有戴burka的穆斯林婦女，在警察檢查駕駛員的血酒精濃度時甚至在法庭面對法官都拒絕除下這種頭巾。穆斯林領袖們是否教育過她們，在多元文化社會中，法律高於文化，無論任何文化背景，都應服從法律？
另外，我也想不通為何澳洲會有小學校長同意穆斯林的孩子可以不唱澳洲國歌，可以在校會上學生唱澳洲國歌時退場；還有一間小學，平常每年復活節學生都會戴有白兔的草帽慶祝，今年復活節，為了不冒犯穆斯林，該小學校長不再讓學生戴這種草帽。是否為了不冒犯穆斯林，澳洲可以拋棄它的傳統文化？這些是否是觸發漢森反穆言論的事實基礎？
此外，她還反對外資包括中資和中國人大量購買澳洲產業如大奶牛養殖場、大農場、礦山等以及大量房地產。但這並非她一個人的觀點，好多當選的國會議員或參議院都持有同樣觀點。同英國脫歐一樣，儘管英國留歐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反對者大多是些沒有從中獲得好處的人，因為利益大多被大公司、國際財團壟斷，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貪得無厭的公司為了利潤，將工廠等遷往第三世界國家，造成本國工人失業，將此包袱丟給政府和納稅人。
1996年我明確批判漢森是種族主義者，因為她的攻擊對象是亞裔即黃種人（主要是華人、越南或東南亞人等，因為那時印度人極少）。但現在，很難再用種族主義來批評她，因為穆斯林並非一個種族，它是所有信奉伊斯蘭教者的總稱，其中有白人、黑人、黃種人、有亞歐非洲各國各民族的人，儘管穆斯林們常常用種族主義來回擊批評他們的人。
漢森重返政壇，既有她對政治和表達自己政見的執著，又有藤博解散兩院所提供的機會，因為參院全部重選，每州有12名參議員，漢森一國黨在昆州獲得近10%的選票，在其他州也可能會獲得一兩席一國黨的參議員；還有同國際大環境的呼應，包括英國脫歐、歐洲各國右翼或極右勢力抬頭、美國以特倫普為代表的反穆反非法移民的情緒等等，而這些一定程度上都同恐伊斯蘭的xenophobia（恐外症）情緒有關。我無法認為這種情緒僅是自發的，它有明確的誘因，而這個誘因不言自明。
所以這次漢森重返政壇，我們不能簡單地再用“種族主義”來批判她，任何嘲笑、譏諷也不管用；她的一國黨畢竟代表著10%的澳洲人的看法或憂慮。我們應密切關注她的言論，逐條分析她的觀點，對其中有害於多元文化和各民族團結的做出有理性的批判或封殺。另外，華人參政亦應再次成為提到我們日程上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