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最後的貢獻

母親最後的貢獻

洪丕柱

    今晚弟弟從墨爾本來電話說,媽近來身體每況愈下,已快失去自理能力了。今天她忽然要他和弟媳給她去找個合適的老人院,想搬到老人院去住。他問我該怎麼辦。

    這使我感到意外,我發楞了,機械而結巴地問弟弟,“她真是這麼說的嗎?”

    我自己也覺得這個問題傻乎乎的。其實我對她的話應該不太感到意外,因為她的身體機能確在加速退化;而我也想起,幾年前她說過,“等我行動不便了,就搬到老人院去住,不會麻煩你們的。”

    那時我們對她這話都沒當真,因為覺得那是很遙遠的事,想不到這一天說來就來了。

    弟弟說,“是的,媽的語氣很認真、很堅決。”

    我沉默了好一會。那幾秒鐘的時間似乎很長很長,我感到眼眶濕潤了,鼻子酸酸的,熱熱的淚止不住直想掉下來,但記憶卻風車似地飛轉起來。

    不過四、五年前,她還是很健的,每天散步差不多能走一個小時,早上都要去小公園或在自家花園裡做二十多分鐘自編體操。她坐飛機來回於澳洲和上海,大小行李箱都自己打包,從不麻煩我們。八十三四歲的人,誰也看不出,朋友都說她身體硬朗,老人們羨慕她行動輕健。

    更不容易的是,她頭腦清楚,記憶力很好,又愛看書報,而且看過的東西都能詳細而有條理地講出來,是老人會中較健談的會員;有時還被邀作講話,而她最喜愛的題目是“我的財富 － 我的兒子們”,她為我們的一切成就感到驕傲。

    她還愛寫文章,用手寫了,我幫她用電腦打出,慢慢就積累了一堆手稿,有些得意的還寄去報社投稿,常有被登出來的。所以不論在墨爾本弟弟那兒住,還是來布里斯本我這兒住,有機會她都會高興參加作協或文聯的聚會、派對。有位華文作家寫文章稱她是澳洲年事最高的華文作家之一。二年多前她去上海,在那裡把自己的文章整理好,出了個集子,很受讀者歡迎。

    白天我們去上班了,她不但自已做午餐,還為我們做些家務:洗衣、打掃、準備晚餐。家裡的房間總被她收拾得一乾二淨。她還在花園裡種花種菜,把花園也打理得很美麗。那時我住的房子,廚房在樓下,她每天需上下樓梯十多次。空下來就她就看書報、寫文章,還畫些國畫,生活挺充實。

    那時她確是這樣對我們說的:“等我行動不便了,就搬到老人院去住,不會麻煩你們的。”她一生的座右銘就是多獻出、少索取、少麻煩人。“我一輩子不麻煩人”是她對自己一生最自豪的總結。

    可是不知怎的,近一年半來她忽然衰老了,起因應是她腰背的老傷復發。

    三十九年前,中國上演了一場荒誕恐怖劇“文化大革命”。爸爸飽受驚嚇,1967年初就凄然去世,才六十剛出頭。他去世不久,做教師的媽就被揪鬥,一貫的三八紅旗手、先進工作者、勞模，罪名忽然就背上了一大堆,還背上了爸爸去世時沒來得及背走的罪名。

    每天她就在被批鬥中、被紅衛兵小將拳打腳踢下（又一次仰面倒下，摔傷了尾骨）、被迫長時間地跪在毛“寶像”下低頭請罪、被罰掃廁所和做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度過。晚上還有寫不完的交代檢查,直寫到深更半夜。

    媽媽脾氣硬,不願受辱,不肯低頭,造反派就幾個人按著她的頭把它硬壓下去,還在她頸上套上個盛滿磚塊的桶,使她抬不起頭來;她又常常得幾小時被硬壓著彎腰接受批鬥。  
    被批鬥了一段時間後,查不出什麼確實的罪名,她又被送去變相的勞改營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她被派去稻田,五十幾歲的人,成天十多小時地彎著腰在那裡插秧,弄傷了腰,直到農藥中毒被送醫院。

    這幾年的折磨就把她搞出頸椎、腰椎何尾骨的病來。受傷害的頸椎和腰椎常使她手麻、腿麻。長期的受污辱、受驚嚇和精神緊張還使她有了心臟病,經常早搏頻繁。

    好不容易捱到平反,她便要求提前退休,因為她不想再看到那些踏著他們這樣的人的身體爬上領導崗位的人在學校裡指手畫腳、耀武揚威。

    退休後的她便在我們弟兄家輪流住,幫我們領孩子、做家務,讓我們能安心上班。那時物質供應緊張,她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菜場排隊,才能買到些東西。她仍然常常手麻、腳麻、腰背酸痛和心跳,時時要去看醫生,但她從不在我們面前多提自己的病痛,免得我們操心。

    1988年,我和弟弟先後來到澳洲。1994年她來澳洲和我們團聚,從此便開始了在墨爾本、布里斯本和上海三點間不定期的輪轉式的生活。這八九年她的身體倒反好多了,澳洲的氣候、空氣、陽光、潔淨的水、幽靜的環境、友好的人民使她心境愉快。她這一生,從抗戰到內戰到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還很少有這樣平靜愉快的日子。

    可是前年在我這裡住的時候,她忽然害坐骨神經痛,連續一個多月的陰雨又使她在文革受的老傷都復發了。腰痛、背痛、尾骨痛，腳部從麻到痛到腫,使她難以起立和行走。

    西醫、中醫都看過了,理療推拿針灸,凡想得到的辦法都試過了。醫生指著X光片對我說,她的三塊腰椎都因陳舊性的傷病粘連成一體了,受傷害的椎間盤有嚴重的退行性病變,壓迫下肢神經,造成神經發炎水腫。西醫唯一的辦法是手術治療,八十六七歲的人了,手術治療風險太大。

    醫生說她還有缺鈣和骨質疏鬆的症狀,令腰椎問題更加複雜。我忽然想起,媽從前是不喝牛奶、不吃奶製品的。生了四個孩子,又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經常忍饑挨餓，把東西省給正在發育的餓狼似的我們幾個弟兄們吃，幾次幾乎餓昏，怎會不缺鈣。記得她剛到澳洲時,一次我太太分奶油蛋糕,我還傻呼呼的說,“媽胃不好,不吃奶油的東西。”媽笑著說,“吃,怎麼不吃?”我驚奇地看著她,她說,“那時是騙騙你們的。”在那困難時期,我家還算幸運,有所謂僑匯券,有一磅牛奶由我們四個正在發育頭上的弟兄分,每人不到半杯,爸媽都不喝。偶而爸爸弄到個奶油蛋糕,全家分食時,媽從來不吃,說她胃不好,吃了奶油會難受,她的一份馬上進了我們的肚子。

    坐骨神經痛和腰背老傷復發後,媽很少出去散步了,除了去教會做禮拜,外面活動一概謝絕,在家裡的活動也困難多了,只能僂著身子緩慢而艱難地邁步。

    現在聽弟弟說媽媽要去老人院,我一陣內疚。但其實我有時真的很想提前退休,好在家裡給媽按摩痛而麻的腿腳,報答為我們貢獻了一輩子的她。可是人到中年才一無所有地空著手出國來奮鬥的我們,至今還債務纏身,怎能退休?

    受盡腰背和腿腳折磨的媽沉默多了。我知道看著頭髮灰白、身體有這樣那樣的病的我們每天還要為生活奔波,不到七點就出門,天黑後才回家,回家還得照料她,又不能幫我們什麼,她一定不是味。

    去年下半年送她回上海,上飛機時她是坐在輪椅裡被乘務員推進去的。我看著她離去的背影,想到前年去機場接她從墨爾本飛來時,她還能健步微笑著提著包走出來,眼淚一下子止不住湧上來。

    媽去上海是想在那兒治腰背的病。她覺得洋人辦法少,想試試中西醫結合治療。不想腰背沒治好,又害感冒肺炎住院,病得很重。她不知道，她對上海陰冷的冬天早已不習慣了。

    正想著,弟弟又說了,“從上海回墨爾本,媽看上去完全是個不同的人了,明顯地衰弱和老熟。”

    我思量會不會曾有意無意地露出媽和我們同住對我們是個累贅和負擔,以致她想去老人院,便問弟弟媽是否有可能對我們產生誤會了。當然我們絕不會故意嫌她添麻煩的,但重聽嚴重的她,會不會聽到不完整的話而胡思亂想呢?

    弟弟沒法說。真的,誰能肯定呢,我這問題問得真笨。不過他說,媽是個明白人,不用講也看得出我們早出晚歸,這樣辛勞忙碌,又擔心把生活無法自理的她一人丟在家,萬一出事怎麼辦。她當然不忍讓我們工作分心、開車時思想不專注的。“她還說她已經存了點錢,大約夠付入院押金。”弟弟加了一句。

    我忽然明白了:媽知道，她一生能最後再為我們作一次貢獻的,就是不再給我們添麻煩,不再讓我們為她操心。我知道媽有時很固執,一旦作出決定就很少能使她再更改,而目前最能使她安心的,不是同她爭辯,對她解釋我們並不嫌棄她,而是接受她的決定。

    這樣想著,我最終對弟弟說:“那就尊重她吧,既然這是她認真的決定。”

    不過我心裡真是很難受,擔心她是否會習慣老人院的生活。在家里,多年的共同生活,她一抬眼、一舉手,我們都知道她要什麼,換了個環境,人家能懂嗎?加上她耳背,人家有這個耐心嗎?她又是不肯麻煩人的 …

  “唉,媽媽,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祈求神眷顧妳。”我痛苦地對自己說。

2005年5月，布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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