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公望老師（紀實小說）
–紀念反右六十週年
洪丕柱
前幾年收到老同學轉發來的母校，上海市Y中學發給目前在海外的校友的通知信，說有75週年校慶的活動，邀請我們參加。
對於上海這間當時排名很前的市重點中學，我對半個多世紀前的記憶，只會對我帶來心酸和痛苦，覺得沒有必要特別為參加這個校慶花費雙程機票的錢，所以既沒有回信，也沒有去參加。
這並不是說我並不想念我度過初高中共六年人生最寶貴的時間的這間學校和從前的老師、同學們。前幾年每次回上海，我都會通知一些目前仍在上海的從前非常要好的同學，大家會面和一起吃個飯。
都是六七十歲的退休人士了，其中有退休教授、工程師、名醫生，也有很平常一般的退休教師、公司職員。我們都知道，每見一次面，今後碰頭的機會就少一次，所以大家都很珍惜這些碰頭的機會，因為從這些會面中，我也非常遺憾的得知，有些同學已經離世。
碰頭時大家也都會談起我們喜愛的老師的情況，并回憶起當時上他們的課的情境。Y中學當時以師資力量雄厚而稱著，幾位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英文，甚至美術和音樂老師，都是當時區裡、市裡著名的教師，也有幾位曾留學過美國的老師；正因為如此，這間學校文革時自殺的老師為數不少。
當然還有好些已經去世或失聯。
儘管談起往事或中國目前的狀況時，有時老同學們也會爭辯起來，因為老同學中政治觀點和社會地位各異；但絕大部分對反右和文革的評價還是相近的，至少沒有人會為這些喪失人性的年頭和政治事件辯護。
1990年代後期，我最初幾次回上海時，還會同幾位要好同學一起去拜訪我們最喜愛的老師，有些已經高齡八九十歲了。他們居然還記得我們，也很對我們去拜訪他們感到很高興，大家都會談起從前的一些事，和我們畢業後學校的變遷，包括人事、老師的變化。
我們去拜望的老師，其中有一位叫杜公望的歷史老師。那年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有七十多歲了，卻仍然孓然一身。學校照顧他，在單身教工的宿舍裡給了他一間房子。我特別想見到他，因為我在Y中學的遭遇也同他有些關系。
我們經過打聽找到了他。見到他的時候，我們做了自我介紹，說我們是哪一屆的高中畢業生，希望他也同我們拜訪的其他老師一樣，高興地重見我們，一起回憶往事。
但是他顯然並不記得我們了。我們理解他不會記得我們的姓名，因為當時高中歷史是副科，每星期才兩堂課，雖然從中國歷史到世界歷史，都是他教的。但我們猜想他應該至少會記得1956至1958年的那些年頭和那幾屆的學生，因為那幾年中發生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反右鬥爭！
但談那些年的往事，他並不顯得會突然興奮、起勁或激動起來，或接過話頭談起來。這使我們有點感到意外：他有點木然，表情遲疑，有時只是勉強點幾下頭，應付幾句不著邊際的話。我們發現他的背直不起來，腰部彎曲著，問起他害了什麼病，卻也閉口不談自己的健康問題。
我們覺得他已經完全不是曾經的他了。通過其他退休老師，我們問起杜老師為何成了駝背，他們說這是在農村改造時，因為長期彎腰拉餵豬的飼料車造成的。
個子本來不高的他，因為駝背好像更矮縮了一點。他身體微微有點發胖，臉像是有點虛腫似的，臉色發灰，滿頭銀霜。要不是他那仍然帶有紹興口音的上海話，夾帶著作為他的特色的斷續的“格格夯”的稍稍的口吃聲，我們可能會覺得找錯人了。
那年頭他可是意氣風發、容光煥發，自信到甚至有點自負的。在已經很少有人穿西裝，大多數老師穿中山裝、人民裝或列寧裝的時代即五十年代的中期，他有時仍然西裝革履，不高的身材站得筆挺，仰起著頭（可能因為他身材不高的緣故吧）。
他還沒有結婚，據說已有了女朋友。我們猜想他那時大概有三十歲左右了。因為來自外地，沒有房子，暫時沒有結婚吧。學校聘用他的時候，在行政大樓的頂樓給了他一個相當好的房間作為暫時居住的臥室。
那時候，這間中學雖然操場很大，有著200米環形跑道的運動場，還有足球場和眾多的籃球場，但校舍還很舊，只有那棟作為學校行政大樓的朝南的老式三層半的大洋房顯得非常突出。
上海人也稱這樣的房子為假四層，因為第四層的房間的天花板較低，窗戶是所謂的“老虎窗”，是仿歐洲城市房子的樣式造的。在歐洲，這樣的房子有五到六層樓，居里夫人在法國讀書時就住在頂樓帶老虎窗的房間裡，因其租金便宜。在上海，這種老式大洋房以前是很大的資本家的私宅。洋房的一邊帶著一個圓形的四層樓的建築，頂上是平台，它使整棟房子看上起有點像一座歐洲的城堡。
底樓，從前門走上很多級的台階，可以進入一個非常寬敞鋪著木地板的大廳。以前這樣的廳堂是資本家接待客人的地方，現在被改裝成了教師的會議廳兼休息室。
杜老師就每天從這裡走出來，腋下夾著一疊教學資料、教科書或地圖，手裡拿著一條教棍，身體筆挺，昂著頭，走向各教室去上課。
他講課只管講，從來不管教室裡的紀律。他也不用管，因為學生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課。有時他突然興致來了，會開起無軌電車來，脫離教材，隨心亂講。而學生們最喜歡聽的就是他脫離教科書的隨興致的導引的無軌電車式的講課的精彩內容。我猜想，大概解放前中國大學的著名教授也是這樣上課的吧。而當時的中國教育正在學習蘇聯的教學模式，老師上課時按照五個環節進行備課，上課時一個一個環節地展開，有點兒死板。杜老師全然不管蘇式教學模式這套東西，學生們卻喜歡他的課。
他非常健談，講課也十分雄辯，但有時也會有點結巴，就是在搜索適當的詞語時會讓“格格夯、格格夯……”這樣的過渡語打斷，好像是他講話時的標點符號。
“格格夯”是紹興話，即普通話的“這個那個”的意思，就是講普通話的老師在搜索用詞時用的過渡語“這個這個……”。所以學生們在背後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他“格格夯”老師。
因為我在Y中學從初中一直讀到高中畢業，是少數免考直升高中的學生之一，所以“格格夯”老師教我的時間也較長，從初中歷史一直教到高中歷史，從中國史一直教到世界史，我對他也挺崇拜。
在高中時，記得是我讀高中一年級時，有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他在課堂上忽然開起無軌電車，談起了匈牙利事件、納吉和蘇軍對匈牙利的鎮壓來（註）。而這同教材完全不搭界！他的聲音有些激動，甚至帶有一些悲憤。
當時社會上也有在談論匈牙利事件的，雖然不是公開談。我們這幾位關心世界局勢的同學，還有一些年級比我們高的學生也在談論。不過作為老師在教室裡公開談，而且對蘇聯鎮壓匈牙利的人民運動懷有一種悲憤情緒，杜老師是唯一的一個。
1957年初毛澤東在中共內部搞整風運動，接著又開始搞大鳴大放，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頓作風。記得杜老師對整風和大鳴大放的評價非常正面，說這是共產黨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教訓，是希望防止此類事件在中國發生的相應措施，讓黨內外人士指出黨的一些不正之風，有利於黨糾正錯誤，這是好事，因為執政以來，共產黨變得驕橫和獨斷獨行，聽不得不同意見，這對共產黨和中國老百姓都不是好事。
正因為如此，他打破顧慮，第一個相應號召，在行政大樓底層的教師會議廳裡貼出一份很長的大字報（用多張報紙連接起來）。跟著，也有另外的教師貼出了一些大字報。看來他對自己的大字報很得意，雖然我們不能看到它的內容，因為學生一般是不能進入教師的會議廳的，但出於好奇，我們會在大樓外面通過窗子去看大字報這種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奇特的東西。
當時在高中學生中也相應地在政治課開展了“大辯論”。班主任兼政治老師樊老師鼓勵學生們把一些想不通的事提出來，打消顧慮，在課堂里辯論；要大家允許不同意見，進行百家爭鳴式的擺事實、講道理的爭論。
對此，杜老師對我們說，這是好事，說明共產黨要走民主的路，聽聽不同的意見了，認為我們應該積極參與。
我們班包括我在內有幾位非常關心國家國際大事的同學，這些同學書看得很多，知識豐富，有幾位平時在班裡也有點鋒芒畢露，如姚同學、宋同學、梁同學等。我們平時對這位不學無術的黨員老師樊老師的教條主義的課感到厭煩，天真地認為他現在因為黨的整風而變得謙虛起來，所以真的打消了顧慮，在政治課上積極地提出了很多問題。這個學校當時的學生，出身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家庭的不少，所以提出的問題相當尖銳，從三反五反到公私合營到蘇聯老大哥對中國的不平等對待等都有。
我記得很清楚，我提的主要問題是為何作為老大哥要佔據小弟弟的中長鐵路和旅順軍港（當時還沒有歸還），而且給小弟弟的機器設備都是陳舊、淘汰的，還要付款，所謂以無私經濟援助建立的克拉瑪依油田卻要中國付利息（雖然是低息）、原油和農產品作為報償。我最大的問題是，為何列寧、斯大林都提出的要歸還通過不平等條約佔領的中國領土，卻至今沒有實現諾言歸還。這一點是聽了杜老師的課，激起我的興趣，加上自己查找資料發現的。
班上的辯論很激烈，那些“體制內”共青團員們的維護共產黨的言論，在掌握了大量事實的我們面前顯得蒼白而毫無說服力。對樊老師來說，我們可以斷定他對這些事實連聽也沒有聽說過。幾位“反體制”的同學一度在辯論中佔盡上風。
可是風向突然轉變了！
一天早晨，我去上學時，忽然發現杜老師已經不是我們的老師了：歷史老師換成了一名索然無味的，上課時照教材宣讀的新老師；教地理的江老師、英語的吳老師等也都換掉了。
正在疑惑，課間休息時，我們在學校的大操場意外地發現了杜老師戴著口罩和手套，拿著一把很大的竹掃帚在掃操場。我們試圖走近他。可是他轉過臉裝作不認識我們，默不作聲地繼續掃地。
政治課的風向也突然轉變了。樊老師一變常態，用激烈的語言不點名地批評班上有些同學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共產黨的領導和對蘇聯老大哥的放肆攻擊。
課堂上成立了幾個小組，由班幹部和共青團員們專門幫助幾名“政治上落後”的同學提高認識，對自己的錯誤觀點做出自我批判。我是被幫助的對象之一。一個月之後，在學期結束前，我們都被要求寫出書面的認識書，及自我批評書。
我雖然也寫了自我批評，但又說在得到有說服力能使我改變看法的證據前，我繼續對自己的觀點做出保留。樊老師沒有對我的認識書做出評論，我誤以為沒有事了。
接下來的年份直到畢業前，我們經歷了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還有西藏叛亂和中印邊界戰爭。我非常積極地投入了大煉鋼鐵的活動，通夜到處拾廢鐵交給學校，因為學校裡建起了小高爐，化學物理老師們若有其事地認真研究如何從土高爐練出優質的鋼材。我也非常認真地投入了到市郊農村去的勞動鍛煉，還寫出了當時得到學校表揚的獨幕話劇《四喜臨門》，讚揚人民公社；直到後來，我們在公社的食堂從吃乾飯到吃帶有紅薯的稀粥，親耳聽到農民私下的怨言，卻不敢對此進行匯報或評論，因為有人曾匯報了，當上面派人去調查時，膽小的農民卻否認說過這些話，結果匯報者成了造謠者而受到批判。
其間我們也曾幾次看到杜老師：他在煉鋼工地做體力工，在農村被監督勞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臉無表情、閉口不言、悶頭勞動的機器人，而不是當年瀟灑、雄辯而健談的杜老師。但不久後，我們發現杜老師不見了。
畢業後的事我不擬細談了。總之我這名連續三年成績全校第一的學生發現被樊老師帶上了白專學生的帽子，和姚同學、宋同學等以高考高分的成績進入了最差的大學；成績平平的梁同學由於出身於在香港有背景大資產階級家庭，屬於統戰對象，倒進了一間不錯的大學。
我們沒有再見到杜老師，聽說他被送到自己的鄉下紹興去接受監督的勞動改造了。這還要比江老師、吳老師好些，因為聽說他們被送到青海農場去勞動改造了，從此從人間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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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其他退休老師，我們還了解到在1980年代中的糾正反右錯案時，杜老師也獲得了糾正，總算在三十年後摘了右派帽子，調回上海原單位工作。Y中學仍然在教師宿舍樓里給了他一個小單套。
雖然離退休已經不久，杜老師還是被起用，重操就業，教起歷史。不過，再也沒有任何學生認為他是一名優秀的歷史教師，或相信他曾是一名受學生喜愛的老師，因為他已經是成了反應遲鈍的人，上課照本宣讀，學生很不滿意。幾年後，領導就讓他退休了。
我歎息，一名有才華的應該是有前途的優秀教師，他的一生因為毛的引蛇出洞，就此被毀。
註：指1956年10月的匈牙利10月革命，反對匈牙利加入華沙條約和蘇聯對該國的控制的全國性的運動。示威群眾佔領布達佩斯的街道，將佔領軍蘇軍趕至鄉下。11月，蘇聯派15萬重兵和2500輛坦克進駐匈牙利，開槍鎮壓示威群眾，共打死兩萬多人，抓捕了兩萬多人，其中數百人被處決，匈牙利企圖脫離蘇聯控制的東歐共產陣營的革命宣告失敗。有25萬匈牙利人為逃避迫害逃離該國，澳洲也曾收過熊來自匈牙利的難民。1958年，企圖領導匈牙利脫離共產陣營的總理納吉（Imre Nagy）被捕並被處決。當年中共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