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何與懷博士對拙著的評論說開去
洪丕柱
非常榮幸、感恩和備受鼓舞，拙著《文化，無處不在的文化》被列入了何與懷博士的《南溟文學評論集》。
何與懷博士對拙著評論的大作《洪丕柱：一位普世價值取向明確的澳華作家》，2018年3月從833到835期分三期刊登在《澳華新文苑》上。在評論中，何博士讚揚了拙著的明确的普世價值取向並指出：“我們應當繼續探討儒學對（中華）文化的看法，以及怎樣和人權、民主、自由所體現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 他還提到南溟基金會對拙著的評語：“具有文化批評的優點，對中西文化的對比及分析相當到位，有益於溝通中西文化思維”。
在何博士大作發表之前，他曾徵求過我的意見：以“一位普世價值取向明確的澳華作家”這樣的評價來稱呼我，我是否認可。我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將它看做是何博士對自己的肯定和讚譽。我並感到非常感動的是，作為著作等身的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他在寫評論前，居然還要徵求著者本人的意見，這是何等地謙虛、謹慎和負責啊！在拙著的新書發佈會上，何博士再次發言介紹並肯定拙著的普世價值取向。
其實我在編寫拙著前並沒有想到會被稱為“普世價值取向明確的澳華作家”，也並沒有抱這樣的目的，但何博士在審閱拙作時卻憑他敏銳、深刻的洞察力，看出了我在這些篇章裡所不經意地流露出來並加以推崇的價值觀。作為文學評論家，這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水平才能做到的。但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
我不感到奇怪的是因為他在對拙著的評論中花了相當篇幅，專門分析我的特殊的家庭出身和小時候受到先父的潛移默化，自幼就養成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價值觀。很多作家在評論何博士的《南溟文學評論集》中的很多篇章時都有同樣的感覺，可以說這是何博士的評論文章的一個顯著的特色：在寫評論文章前，他先要仔細研究每位被評作者的背景、梳理他/她的創作心路、閱讀他/她的足夠的作品，以便對他/她的評論貼切到位。而何博士能對我作出這樣貼切的評價，我感到確實也是真的，看得出他曾仔細認真地看了整本拙著，難怪我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雖然我沒有告訴過何博士，先父甚至連吃一塊月餅也要一分為六，他、家母和我們四個弟兄每人平等地拿到一塊，哪怕在饑荒年代也是如此；也沒有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過先父曾對我講過的法國總統平時會在街上同百姓一起行走，而來澳後我確實親眼看到了昆州州長高斯提著公文包行走在布里斯本的街頭，看到州長彼蒂穿著人字拖帶著孩子在中國城同老百姓同桌飲茶，而在上海市長黃菊訪問昆州時，他下榻的酒店外面的街道卻要求警察嚴密封路！
對於何博士能這樣地稱呼我，我不感到奇怪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能憑感覺知道，何博士本人也是內心崇尚普世價值觀的，才能在審閱拙作時會有這樣的感受和分析，即我的文章能激起他的某種共鳴。我特別欣賞他的諸如《北望長天》這樣的報告文學的集子，充滿帶著血和涙寫成的對那些備受迫害的中華優秀子孫：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記得後來又加了文革中被槍斃的上海交響樂團著名指揮、基督徒陸洪恩）的悼念式故事，除了充滿著他對民族和祖國的愛、充滿著他的憂國憂民的情懷、顯露出他滿腔的正義感和同情之心，也勾畫出了一個隱形的、很大的問號：為什麼會這樣？好像我們的民族特別不能容忍聰明才智和獨立思考，我們的文化特別不能容忍對制度的疑問和挑戰，正如他在寫白樺的《苦戀》中所提到的那個巨大的問號。我對這個問號的答案是，這正是因為中國缺乏故需要接受普世價值。我所閱讀的《北望長天》可能是何博士的較早的版本，是他用伊妹兒發給我的，但我是帶著如此的渴望，將它讀完的。再有，我從《新文苑》所發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何博士在他所主編的園地的選稿中敢於發表發出不同聲音的、或者觀點尖銳的、以及富於普世價值觀的文章。順便再說一下剛才提到的白樺，令我想起何博士在他的文章《他在凌晨離去，留給世界一道光亮–紀念白樺先生》中所說的“（白樺）這位唯美、為藝術、唯愛的文學家卻很不幸，在一個又一個的政治災難中飽受煎熬，承受著人們無法想象的重負 ……,他所留給世界的是黑夜將盡時最早出現的一道光亮，必將激勵人們思索中國的未來”，充滿他對白樺的同情和讚賞；還有他所引述的《苦戀》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些話中所流露出來的何博士的價值觀，不是很清楚的嗎？
何博士在評論拙著的長文中，還花了相當的篇幅，介紹和專門評論了本人的題為《論中國文化的封閉的特性》的長篇論文，作為他評論拙著的文章的附加部分。其實他並不需要這樣做，因為這篇論文並不包括在比較中西文化的拙著《無處不在的文化》中。但他這樣做了，再次表明作為評論家的他，對他的對象所作的評論的嚴密、完整性的關注，以及對拙著《無處不在的文化》的讀者的負責之心，因為他要讓讀者看到著者的世界觀或價值觀的整體形象，以便理解箸者某些文章的涵義。他用了我非常讚同的對拙文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負面因素（封閉性）的一次大清算”的這樣猛烈的評語，還引用了拙文中有關“華文創作基本上出不了中國城或離不開華人題材”的局限性等評論。我還記得（不知道何博士是否還記得）二十來年前在奧卡蘭舉行的第二屆大洋洲華文作家代表會議上，何博士曾做過一個即興演講，評論很多華文作家喜歡用的所謂“海外華文作家”的說法；其實好多華人用“海外”、“海內”之類的說法來套住自己，是否蘊含著一種“流落異鄉”的無奈或“歸根”的情結，也可算是一種封閉吧。
我最初認識何博士是在我作為昆華會長訪問悉尼時得到當時悉尼華文作家協會的老會長、詩人黃雍廉的會見。記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記得當時澳洲還只有悉尼、墨爾本和昆州三間華文作協，我當時繼昆華創會會長蔣中元先生擔任會長，蔣會長要我帶口信向黃會長問好。當時墨爾本的會長是張至璋，他們都是來自台灣。黃會長請我吃飯，席間有何博士作陪。閒談中我得知何博士編寫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辭典》，使我非常吃驚而感興趣。吃驚，是因為編寫一部詞典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和極大的精力來收集詞條並對詞條作出解釋，而且要對這些領域非常博學才行；感興趣的是這部詞典會非常有用，特別是對想閱讀中國政治、文化性資料又不太了解中國的人。這是我對何博士的第一個印象：博學而勤勉。
從他出版的著作來看，無論從數量、質量和所覆蓋的類別和範圍上，按我所知，在澳華作家中是無與倫比的。他又是已經出版了一千多期的《新文苑》周刊的總編。我在1990年代做過蔣中元先生創辦的昆華作協的月刊《澳華月刊》的執行編輯約六年，知道編輯的費時費力；然而他本人還是一名高產的作家，作品源源不斷呢！就拿《北望長天》來說，就是一部大型作品。我可以想象他精力之充沛和工作之努力和高效。我本人自認也是一名比較高產的作家（可從昆華網站上去看到我眾多的作品），但與何博士相比，簡直不屑一提！總之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何博士都是我非常仰慕和欽佩的澳洲作家。
同悉尼、墨爾本這樣有很多華人聚居的大都會、華文作家人才濟濟而力量強大的地方相比，布里斯本不過是一個偏僻的鄉間小村。除了開會，比如幾次大洋洲華文作協會議和世華代表大會之外（在《新文苑》第835期上，何博士刊出了一張他同我在2010年到奧克蘭開會時拍的合影），或者有幾次專門去看悉尼的作家朋友們時，以及前年拙著的新書發佈會上，會見到何博士，我見到何博士的機會不是很多。但也有偶然的機會同親友去悉尼玩，在唐人街的茶樓居然意外曾見到過他同友人一起飲茶、閒談。這使我覺得他又是一位貼近生活的平易的性情中人，而不是一名嚴守書齋的書蟲。
我有時想，是否能有機會邀請何博士來咱們“偏僻的”布村，同昆州的華文作家們見個面，作個講座之類，讓我們能得益於何博士的博學和高見。這當然需要向昆華現任的非常有才華的美女會長傅曉燕請示並討論具體的細節才行。這不過在寫作本文時一時的一個衝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