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起兒時上海的冬天
洪丕柱
天終於慢慢地回暖了，我所熟悉的初冬布里斯本的暖暖的太陽重返天空，驅散了三四天陰冷的天氣。小別重逢，我格外覺著這和煦的陽光的可愛 — 她溫柔地灑在人身上，使人有種被柔情蜜意愛撫著的感覺， 有種令人心醉的暖意。
前幾天，布里斯本忽然失去了這暖洋洋的冬陽，天空變得整天陰沉沉的，有時還下起了淅淅瑟瑟的細雨，最低和最高溫度靠得很近。那種久違了的使人不由得蜷縮成一團的陰冷，使我忽然覺得好像是回到了上海的冬天。
當然我這感覺中的上海的冬天，還是從前的冬天。近十五年來，雖然幾乎年年返回出生地上海，卻多是選在春秋兩季，即三、四月至六月中、九月至十一月中回去的，盡量避開上海近年來由於高樓造得太多太密而變得異常炎熱難熬的夏天，和我記憶中陰冷蕭瑟的冬天。所以嚴格來講，上海目前冬天究竟是怎樣的，我都沒法知道，我記憶中的上海的冬天，是幾十年前我還是青少年時代的冬天。
我在上海出生，除了幼年時在常州外婆家寄居和在寧波祖上的莊園度過幾年，幾十年都在上海度過，少年時代的冬天特別難忘。
上海的冬天從絕對氣溫來講不算太冷，八九成以上的日子在零上。每次西北方冷空氣南下帶來的寒潮造成氣溫降至零下的所謂“大冷”和冰凍的天氣，至多不過三四天，然後氣溫就慢慢回升。再然後寒潮就重來一次，如刀割般的西北風猛刮幾天，天氣再慢慢回暖。可是整個冬天，上海大多數的日子是陰沉沉的、叫人感到骨頭酸痛、叫人的身體像寒風中的樹葉簌簌地發抖、叫人縮緊脖子高聳肩膀，恨不得像烏龜一樣地把腦袋縮進胸膛的潮濕的冷。同北方溫度零下十幾度的乾冷相比，上海的冬天更不好受。
況且，上海地處江南，從前以長江為界來機械化地劃分北方和南方：長江以北算北方，室内可以有暖氣或有取暖；長江以南算南方，就沒有，儘管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似乎更冷、更不好受。因爲室内外溫差不大，難有地方去躲避那陰冷。
那時，聽到第一次冷空氣即將南下的預報後，家母就從箱子裏翻出一床床厚的棉被，如果棉胎太舊，她還要去棉花店裏買來新的棉胎，把棉被釘好，好讓我們晚上睡得夠暖和。
上海冬天的一個特點是叫人的手指、腳趾冷得發痛、發麻。在學生時代，我們做功課的時候都會帶上家母用毛綫編結的無指手套，可手指寫起字來還是覺得挺僵硬的不聼使喚。坐在教室裏 – 那年代的教室是水泥地的，那種陰冷讓我們感到所有的腳趾頭凍到發痛，朝北的教室更糟糕。如果老師不在教室裏，大家就使勁地用腳頓地板活血取暖，教室裏一片咚咚聲。老師一露臉，咚咚聲嘎然而止，大家只能繼續咬牙忍受腳趾頭的痛和麻的折磨。
我讀初中時冬天幸虧有棉鞋穿，腳趾頭凍得還不是太厲害。這棉鞋是家母和住在我家的保姆（當時稱爲勞動大姐）一起給我們弟兄們做的蚌殼棉鞋。她們在天還沒冷時就開始做棉鞋了：先用漿糊把一片一片的碎布一層層地黏起來，曬乾，做成所謂的“硬襯”，然後給我們劃腳樣，按腳樣把硬襯剪下來，再買來扎鞋底綫，用粗大的針開始衲鞋底，手指上套著頂針箍，一針一針地衲，每衲一針還要使勁把鞋底綫抽緊，好讓鞋底堅固耐穿 — 男孩子走路腳頭重啊，家母常說。下班後，她晚上在備課和批改作業之後，總要坐在25支光的電燈底下，一直衲到深夜。
然後她買來黑色的絨布做鞋面，裏面墊上一層棉花，再用一層絨布做襯裏，然後付錢請弄堂外面馬路邊的小皮匠將鞋面上到鞋底上，蚌殼棉鞋就做成了。有時，天還沒有大冷時，我們還能收到常州外婆寄來每人一雙的棉鞋（當然腳樣是家母先寄去的），是她老人家花一兩個月的時間一針一綫地為我們做好的。我們的高興還不光是因爲有棉鞋穿了，而且在每隻棉鞋裏面，我們都可以掏出好多糖果和長生果之類的小食！
上海的冬天還會令好多的人生凍瘡，北京人生凍瘡的就很少。這凍瘡很討厭，生過一次，以後每年都會生。一說起凍瘡，我眼前就會浮現家母那又紅又腫粗得像胡蘿蔔那樣的手指。先父在我們面前說到家母的手指，總是顯得挺心痛的，可是書呆子的他，什麽家務都不會做，也幫不到她任何忙。那時沒有洗衣機，家裏所有的衣服都是家母用手洗的，特別是有一段時期家裏經濟很困難，辭退了勞動大姐。上海冬天的自來水令人的手指徹骨地痛！此外家母還需要洗菜做飯。上海的新式裏弄房子或舊式洋房，灶披間（老上海的叫法，現在叫“廚房”了）都建在朝北一面，又是水泥地，冬天特別冷，只是灶間裏的煤球爐，讓那裏稍稍有了一點點的熱氣。
家裏生凍瘡的還有我三弟丕森。他年輕時學畫非常用功，把朝北的亭子間做成了他的畫室。弄堂房子的亭子間都是朝北的，沒有陽光，這樣房間裏光線變化較小，適宜於畫素描。亭子間的墻上，他挂著好些石膏頭像，包括貝多芬的，他就坐在冰冷的亭子間裏畫素描，一畫就是幾小時。亭子間裏冷到會叫人淌清水鼻涕。所以三弟的手指就生了凍瘡。我比較幸運，先父常叫我幫他用鋼筆和簡體字（當時已有了簡體字）謄抄他的文章和翻譯稿（他習慣用毛筆並用草書從上到下、從右到左書寫，從前都沒有問題，但解放後的出版社要求稿子用鋼筆、簡體字橫寫，他也搞不清規範的簡體字怎麽寫）。他的書房兼臥室是朝南的，出太陽時，陽光透過一排南窗灑在地板上，房裏相當溫暖，所以我就不生凍瘡。
除了手指、腳趾，西北風刮來時，連耳朵也會被吹得發痛，於是在耳輪上也會生凍瘡。有人會用毛皮的耳套來保護耳朵。我則把棉帽子兩側的護耳罩拉下來，罩住耳朵。
天氣大冷時，先父會找藉口將家裏的紫銅暖鍋拿出來，全家晚餐搞頓火鍋吃。我最喜歡的是暖鍋中心的那個像煙囪那樣的筒，有個可以打開的門，筒的肚子裏燒著炭。看著炭火燃燒的火焰，我心裏會充滿溫暖和喜悅。家母會將肉片、魚片或魚丸、蛋餃、粉絲、黃芽菜、菠菜、冬菇、冬筍片、還有冰豆腐等放進暖鍋。在刮西北風的隆冬的夜晚，我們全家圍坐暖鍋四周飽餐一頓，直吃到頭上冒汗！這是嚴冬晚上最令我們開心的事。
可是不久之後，毛澤東以他的狂熱、浮躁和無知，異想天開地搞出了勞命傷財的“三面紅旗”，包括大躍進和全民煉鋼運動，爲的是讓鋼產量趕超英國。里弄裏動員大家把家裏的銅鐵器皿捐出來，為全民煉鋼貢獻力量。家母心痛地將那紫銅暖鍋，還有家中其他有用的銅鐵器皿，包括銅的湯婆子、腳爐等冬天保暖的器皿一起捐了出來，以免被看成是落後分子，連同家家戶戶捐出來的各種鐵器、銅器，還有拆下來的弄堂和花園洋房的大鐵門、鐡柵欄，讓里弄辦的土高爐統統煉成了一團團廢鐵疙瘩，扎上紅緞帶，敲鑼打鼓地送到區政府去報喜：又一個鋼鐵衛星上天了！
從此，連能夠在陰冷的上海的冬晚給我們一點溫暖和樂趣的火鍋也沒有啦。接下來，一兩年後，三面紅旗造成的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來到。在饑餓、寒冷交迫之中，上海的冬天對年輕的我變得更加嚴酷了。（後記：一位看過我這篇文章的上海女士說，看著看著她哭起來了，因爲這一切她小時候都經歷過，而且記得，感到很親切，聯想到自己的童年，眼淚就止不住淌下來了。其實我寫的時候何尚不是這樣，特別是家母冬天的手指，叫我邊寫邊感到鼻子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