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墨爾本作家節的講話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贵宾：
應邀參加墨爾本作家節這一盛會，我覺得非常榮幸。籌委會要我做個簡短的發言，我就以此爲題吧。
之所以想到這個題目，是因爲目前這個題目在紐西蘭的華文作家中也談得很熱烈，他們還面臨大選，希望華人不要被動地置身主流社會事外，要積極參政。而在澳洲，這個議題崐州華文作協其實在1996年反對寳琳漢森種族主義以来就已談得很多了。至於以融入主流社會來拓寬華文作家的創作天地這一點，可能還沒有真正議論過。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就先放個炮吧。
使我觸發這個念頭的還有前天下午在南十字星火車站外的計程車車站等計程車的感想。我原以爲這個火車和長途汽車交界的大站，計程車應該很多。時間快四點了，可是計程車站那裏一輛計程車也沒有，我一連攔了十幾輛空車，居然一輛都不停，我的印象是，司機多半是印度人，這同布里斯本差不多，現在恐怕全國計程車司機多半都是印度人了吧。其他等車的人沒耐心等下去，都先後走了，只剩下我和一位胖女士還在等。胖女士大概走不動路。我則是沒有選擇，因爲不了解墨爾本的公共交通路綫。我有點恐懼了，因爲到四點鐘進入交通高峰時間後，叫到計程車的機會就更少了。謝天謝地，我終于攔到一輛車。司機是位文質彬彬的白人，服務很到位，看到我有行李，哪怕只是一件小行李，就跳下車，打開後蓋箱將行李放進去。
開車後，我出於好奇，就問司機爲什麽我攔了那末多計程車都不肯停？他說現在這時候，他們都趕到飛機場去，哪裏有大錢賺。
印度司機想努力賺錢，這沒有錯，但作爲計程車司機，還有起碼的職業道德要遵守，就是看到站上有人招手，哪怕短程服務，也必須提供，這是主流社會的司機都能做得到的，不能爲了賺大錢忘記為顧客服務這一基本原則，因爲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是公平(即fairness) 。忽然又想到墨爾本以前發生過印度學生遭毆打的事件， 聼說警方調查發現並非出於種族主義，而是他們不遵守某些規章引起公憤，如果不是印度學生而是其他種族的人這樣做，也會引起公憤的。印度學生不遵守某些規章是個普遍問題，我們學院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其中有文化方面的因素，老師非常有意見。我擔憂，如果印度司機繼續這樣做，早晚會引起主流社會的反感。
我因此又想起，印度比中國改革開放晚二十年，印度留學生大量到達澳洲也要比中國留學生晚二十年。毋庸諱言，二十多年前，即1980年代後期，中國留學生湧進澳洲時，我們中不是也有好些人由於不了解主流社會及其文化，做過一些讓澳洲人不太滿意的事情嗎？當時我們不是也有人認爲受到了主流社會的歧視了嗎？當時有些留學生作家的作品，就有流露出對主流社會的不滿，常有牢騷、挖苦、諷刺性的文章，現在看來，不少是出於對主流文化的不了解。
聯想到我兼任專業翻譯，有時亦會接到一些口、筆翻譯任務，翻譯一些文件，其中有華人在某些方面認爲是受到了種族歧視的投訴信，以及ombudsman經過調查並按有關法律、政策的回信，都發現問題並非是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而是這些華人不了解、不明白有關情況、政策或規定，或不了解主流文化，在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時，誤以爲是遭到了種族歧視，因此投訴。
我由此還聯想起1988年年底，我剛來澳州念書半年之後，在利用聖誕節假期來墨爾本看弟弟時，他的一位同事，一位叫吉姆的澳洲歷史教師，主動願意開車帶我去參觀金礦城巴勒瑞特。有些華人作家寫過華人淘金的艱辛的故事，其中有他們如何遭白人的歧視、排斥的情節。我在參觀金礦城時也看到了華工當時艱苦的生活，以及政府頒發的有關文件，即那些我們認爲是帶有歧視、排斥性的文件。我在這個問題上沒做過專門研究，便向吉姆請教。吉姆作爲歷史學家給我做了一些解釋，我覺得這些解釋應能比較公平的説明華工自身的某些因素也成了當時對華工排斥的部分原因，就是沒有遵守當時當地本行業的遊戲規則，或者説根本不了解主流社會、主流文化，因爲他們的生活基本上同主流社會隔絕，更不用説是融入了。當時淘金行業已經有了很強大的工會，工會已經為工人階級爭取到了每天固定小時數的工作時間和勞動保護條例等權益，加上西方文化星期天是休息日，人們都不工作，要去教堂做禮拜。華工是沒有星期天必須休息或者去禮拜堂的概念的，也沒有行業工會的概念，不知道工會是保護工人利益的組織， 更不知道勞動保護條例等，他們天天挖金不息，每天十多個小時，在白人休息日子照挖不誤，即沒有遵守規章，又不懂當然也不會遵守勞動保護條例（當時中國文化沒有這些東西），這樣做，自然要引起白人工人的反感，因爲他們肯定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啊。.
我也曾為一位東南亞華人翻譯過他用英文寫的自傳。其中有他談到去崐州礦業城亞薩山打工的一段經歷。他是那裏唯一的華人，同洋人相比他個子較矮小，所以在搬運礦山道軌時格外賣力，希望不要因爲個子小遭到高頭大馬的洋人工人的歧視。意外的是，洋人工人竟然都主動幫助他，還給他解釋不能這樣蠻幹，會違反勞動保護條例，容易受傷。休息時，他同當地工人一起去酒吧，雖然他不喝啤酒，只點一杯果汁，工人們仍把它當自己人看待，相處很好，絲毫沒受到歧視的感覺。他當時英文也不怎麽樣，人們並未取笑他。他的經遇同淘金的華工截然不同。我覺得這是因爲他主動融入當地工人的群落，被他們所接受，被看作是他們的一份子的緣故。所謂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換位思考，如果人家到我們的社會、文化來生活，卻拒不融入、不接受我們的規矩，我們會怎麽想？説來你們也許不會相信，從前洋人對中國社會融入較成功的多是傳教士，他們作爲上帝的僕人，能夠放下身段、不計較艱苦落後的物質生活，到偏僻地區傳教，同當地人打成一片，一住幾十年（很多人在中國解放時被迫離開）。第一部中文聖經，還是洋人傳教士翻譯的呢。
在融入的問題上，我們華文作家有許多東西可寫；而且一旦融入，或在融入的過程中、在融入的不同階段，就會發現一座座寫作題材的金礦。我的很多創作，包括十幾篇短篇小説，都是通過對主流社會的參與和深入觀察發現素材的。作爲一個雙語雙文化的邊緣人，我們能發現許多從文化震憾、踫撞、互動到相互接納、吸收、彼此融合以及作出對比的題材，用於創作。這一點，我們比母國的同仁更有優勢，他們到澳洲來訪問，只是走馬看花、蜻蜓點水，最多寫些觀感、遊記之類的文章。可是我們也有可能因為深入主流文化後，出現了價值觀、世界觀即看待事物的觀點、立場的轉變，甚至用新的價值觀重新審視自己的母文化，批評其糟粕和負面因素，因而我們的觀點或作品可能會不為我們原來的母文化的認同，甚至可能被批評為洋奴、漢奸、假洋鬼子、崇洋媚外、數典忘祖等。認同和歸屬等問題可能成爲作爲邊緣人的最大的煩惱。以前留洋回國以報國的許多愛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多因其言行被戴上各種帽子（如帝國主義的走狗）而被批鬥，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價值觀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帶有其留學國家的文化的影響，而不為母文化的認同所致。
常有人認爲融入很困難。其實如果我們主動的話 – 要主動，是因爲人家並沒有請我們來，是我們自己選擇來到澳洲，並成爲他的公民的 — 融入並不是一件難事，更不是英語好的人的特權。融入需要對主流社會、文化做深層觀察，而不是泛泛地看一下表面，要靠深下去、栽進去體會，運用觀察力，才能發現許多新的東西。我剛來澳時曾在悉尼的國王十字街住過幾天，同當時很窮英文又很差的中國學生八個人擠一間屋，但有人告訴我說，有些學生大膽地用很爛的英語交了好多澳洲朋友，已在洋人的工廠找到了工作。有些害怕深入主流社區的中國學生，跑到唐人街的唐餐館洗碗，不但工資小幾倍，多少年後對主流社區和主流文化的了解基本上還在原地踏步，甚至常對它有誤會、有偏見。還有些人在中國原來是專業人士，沒在融入上作太多的努力，改做體力工作後放不下身段，牢騷很大、怨聲連天。
我來念碩士時已是副教授層次，從西餐店洗碗開始，我沒牢騷，從零開始，努力工作，積極了解主流文化，虛心向主流社會人士學習，同他們打成一片，并未受到岐视。我的老闆對全體員工說，這位洗碗工今後絕對在你們衆人之上。聖誕節老闆送酒和巧克力給員工作禮物，卻送給我一本精裝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丹佩克的小説《憤怒的葡萄》做禮物。同我一起洗碗的一位念碩士的財經學院的年輕有才華的副教授，每天工作時牢騷滿腹，心理不平衡，不久就被老闆炒魷。今天我仍然認爲，我的英文和對澳洲主流社會的了解，如fair play 的價值觀等，很多得益于作洗碗工、清潔工時直接零距離接觸主流文化和主流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這些生活經驗也為我所寫的幾本書提供了素材。
從新回到計程車：上車後，我就開始同那位司機聊起來，從一位外地人的角度談墨爾本的天氣（澳洲人開始談話的話題），然後談到墨爾本再次被評爲世界上最宜於居住的城市，使他這位老墨爾本非常驕傲，又從他的計程車生意談到維州、澳洲的經濟，也了解到了他的生活和對政治的看法：工黨沒能力搞經濟，老是赤字累累等等。到他送我到達目的地時，我們幾乎是朋友了，我想他一定不會懊悔接了我這位客人的生意少賺了幾塊錢，因爲他同一位黃種客人有了一段很談得攏的時間，我則獲得了維州計程車司機的生活和政治見解的第一手材料。
我们已远离母国，以母国、母文化作为写作题材已不太容易，如果不想做海歸回母國，或者不想老是寫一些懷舊、思鄉、或以“旅居者、海外遊子”之類的旁觀者的身份寫些澳洲觀感之類的文章，像我們來澳洲的初期那樣基本生活在華人社區，那就別無選擇，只能往前走，進入、深入、融入主流社會及其文化。你沒什麽可失去的，反而會打開眼界，發現很多創作的好材料。
謝謝大家。
墨尔本出席华人作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