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沉思– 兼有感於楊絳百嵗問答

辛亥革命的沉思

— 兼有感於楊絳百嵗問答

洪丕柱

        一百年前，在1911年發生的中國歷史上這一件偉大的事件， 在大陸背景的華人社區被稱爲辛亥革命，而在臺灣背景的社區則被稱爲中華民國（簡稱民國）建國。而“紀念”這個詞也在另一邊也被“慶祝”所代替。我們高唱兩岸統一，但同在一個澳洲，同在澳洲公民的華人社區裏，對這同一件偉大事件的稱呼和態度，都無法達成共識！

        其實道理很簡單，“紀念”意味著對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的回顧，對事件本身用的時態是過去時；而慶祝意味著這件事一直在延續者，描述它的時態是現在完成時。這是兩岸背景的華人對同一件事的不同態度和認識，雖不至於鷄同鴨講，也很難高唱同一首歌。

        我是大陸背景的，就按習慣用辛亥革命這個詞兒吧。

        既要紀念，這件事件當然有異常重大的歷史意義，所以我就沉思起它的意義來了。辛亥革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呢？有人說，它推翻了滿清皇朝，結束了漢族長達267年的受異族統治的歷史，因爲辛亥革命的一個口號是“驅逐韃虜”；有人說，它推翻了封建制度，有著二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封建建皇朝從此終止，代之以共和制度；有人說它帶來了三民主義，人民當家作主人了，等等。

        滿清皇朝的本質是一個少數族群滿族統治著多數族群，同明皇朝不一樣，明是一部分漢族統治全體漢族，滿族聚居的東北還不包括在它的版圖裏，所以滿清入關等於宣告一個漢人帝國覆亡。從那時起滿族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驅逐韃虜這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口號其實已沒有什麽意義，因爲那時中國的版圖已包括關外滿族原來興起時的地方，難道要把他們驅逐到西伯利亞？所以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也明確了滿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這樣，驅逐韃虜的意義只是推翻一個少數族群對中國的統治而已。不幸的是革命後，中國仍長期以來處於另一個少數族群，即政治的少數族群的統治之下。

        少數族群要統治多數族群，就得使用高壓手段強制他們服從。清初用“留髮不留頭”強制漢族接受辮子，即外形上的改造，接著又用文字獄殺人無數來鎮壓漢人的思想言論，從精神上摧垮任何反抗，再用奴才教育，讓被統治者在清皇面前高喊“喳”，喏喏連聲，徹底喪失獨立思想能力。政治的少數族群的統治也一樣，反右、文革、現代文字冤獄、強制性的思想改造加個人崇拜、造神運動和愚民…，本質同封建統治無甚區別，所以封建只是名義上被推翻，實質上還是存在，至今多數民衆仍要說假話，不敢或不能公開表達自由思想或異議，這難道是辛亥革命的初衷？

        基督徒孫先生三民主義的精華是權力在民，即民主精神，真正共和的本意也是民主，民主或權力在民的本意即是多數統治，人民有話語權，有思想權和表達思想的言論自由，不是強制人人接受一個思想一種言論。多數統治即是民意統治，是通過一人一票來表達的，是人民通過所選的政黨及其政綱執政，對國家進行治理、管理的。民主是個美麗的詞，毛澤東就是通過這個詞打倒蔣贏得政權的，但他卻是個最不民主的人，在位時沒人敢說，去世後靠著鄧小平的勇氣才揭露批判了他的不民主。蔣介石也是個很不民主的人。若說辛亥革命的碩果是共和，卻出了兩個大獨裁者，代替了滿清皇朝的獨裁，它的意義又何在呢？好在蔣經國有勇氣不光經濟上改革開放，也搞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才導致今天在臺灣有了一人一票民主地選擇政黨進行治理的真正共和的實現，雖然這種民主仍在初期，還有很多需完善的地方。如果中國要統一，沒有民主作爲前提、作爲保證，恐怕和平統一並不容易。

        鄧小平的勇氣使中國成了經濟大國，GDP居世界第二，科技也有了長足發展，進入探月。可是光GDP還不足以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因爲滿清時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大大超過今日美國佔世界的份額，卻不能防止其被腐敗蛀空，否則就不會有辛亥革命了。政改呢，仍遥遥無期，雖然溫家寳總理幾次公開說民主是普世價值觀，但人民仍没有話語權，連海外華人說話也得小心翼翼，生怕得罪母國政府會影響回國簽證或做生意。去年温總理成爲《時代》周刊封面人物，他在答記者問中說要讓中國人生活在無恐懼之中。說話都要小心翼翼，怎能生活在無恐懼之中呢？这一點大陸人就不如臺灣人了。所以在當今世界尚無一個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的情況下，民主制度應是最佳選擇，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讓人生活在無恐懼之中。

        前幾天有友人發來《文匯報》發表的“楊絳先生百嵗問答”，讀了亦很有感嘆。楊絳和辛亥革命同歲，比民國還大了一百天，這位辛亥老人在問答中講到自己維新派的父親在民初北洋政府擔任高等檢察廳廳長時的一些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風亮節的事例，使她從小深受教育和影響。我想在辛亥革命一個世紀後的中國，有多少人能夠這樣做呢？否則貪官不會這麽多了。最近，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美國華人駱家輝深受中國民衆注意，也有刁鑽的記者認爲他是想作秀，給他提很多難題想把他難倒。駱在回答時淡定地說，他的一切作爲是“制度使然”，即並非他的高尚和刻意作秀。我想在民主國家生活的華人一定也會同意，並非人的本性好，而是好的制度能抑制人的罪惡本性的惡性發展。中國歷來提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節氣，卻很少有人做到，使少數敢於做到的人成了人民讚揚的對象。而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幾乎人人能做到，只算是基本操守，沒有選民會因此讚揚他們，前陣有位工黨聯邦議員涉嫌用工會信用卡嫖妓，馬上被搞得焦頭爛額，公款養奶，在民主國家想都甭想！

        辛亥革命一百年後，如果到了那一天中國的高官也能夠制度使然地廉潔，如果人民都有了話語權，都能說真話，能監督政府，而不是倒過來，不再生活在怕“說錯話”的恐懼之中，那麽紀念辛亥革命還有現實意義，還不會僅僅是作爲一件過去了的偉大的歷史事件來紀念而已。(10月10日於布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