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國本土諾貝爾文學獎的零的突破者
兼談莫言獲獎的意義
洪丕柱
10月11日從瑞典傳來的好消息是，瑞典王家科學院宣佈將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中國籍的作家莫言；莫言遂成了中國本土獲得諾文學獎的第一人（上次獲獎的中國人高行健獲獎時流亡在法國，雖然他的獲獎作品是他在中國時就寫作並出版了的），總算圓了中國的諾文學獎之夢，讓中國在諾文學獎上有了“零的突破”，填補了一項國際高端文學獎的空白，這是令我高興的。
我不能說莫言的得獎是否名至實歸，因爲坦白說，雖然聽説過他的名字，卻還沒有讀過他的大作呢（現在可要惡補了）。十幾年前我說高行健獲得諾獎是名至實貴，因爲我以前看過他的作品（有些是在臺灣出版的，因爲他的作品當時在大陸受禁），技巧和境界等確實是高，爲此我還在昆大做過高行健作品欣賞的講座，大階梯教室坐得滿滿的，因爲好多讀者説看不懂高行健的《靈山》，看得一頭霧水。
再問問中國國内的老百姓，也大多數沒有聽説過莫言其名，更不用説讀過他的作品了（除了改編成電影的《紅高粱》）。難怪中國有人說，今年的諾獎是一個意外的人獲得了一項意外的獎，因爲據悉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要比莫言得獎更爲熱門。好啊，莫言打敗了村上春樹，這大概也讓好多中國人出了一口鳥氣。當然，從現在起，他的作品馬上身價百倍，出版社會爭相出版，有好多人要認真去讀了。
莫言真名叫管謨業，出身中農，是山東高密縣人（現在升格為市），年輕時家裏很窮，後來參軍當過兵，在部隊裏學會了寫作。他1980年代開始寫作，初期作品曾屢遭退稿。他說自己想當作家是希望不要挨餓，可能還會有餃子吃，因爲他在童年適逢中國大饑荒的年代，經常餓得肚子呱呱叫，曾同當地孩子們一起啃吃過煤炭，覺得它脆脆的還挺好吃呢（簡直無法令人相信）。所以莫言的作品，大多是寫農村的、鄉土的題材，或城鎮化（鄉村變成了小城鎮）了的鄉土題材。之所以取筆名莫言，是要讓自己説話小心謹慎，不要亂講話。
關於莫言的得獎，白樺說，（在中國）人們關心諾貝爾文學獎，更多的是非文學性的，是一種社會性和媒體性的關心，這些關心可以地看成一種熱情，一種是根據民族主義熱情的想象，這種情緒既反映出渴望，又反映出一種不自信。這話說得何等正確，因爲有些中國人認爲，莫言的得獎，是中國崛起、國力提高、GDP趕過日本佔世界第二位的反映。好像諾獎的評獎委員會是由一群勢利鬼組成，哪個國家國力強，就把獎頒給那個國家。這其實是一種無知，前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劉曉波，並沒有因爲中國的強大，評獎委員會（只是一個區區小國的獨立的非政府的組織）就不敢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況且中國國力這麽強大，卻還沒有獲得過科學、醫學、生物、經濟方面的獎項呢。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爾獲諾文學獎時，印度窮得響叮噹，又極其落後。您如果看看那時泰戈爾訪華的照片，根本不像陪同他的那些中國文學家那樣西裝革履，而是亂糟糟的頭髮鬍鬚，穿得像個叫花子。還有那些第三世界國家，或者是一些小國的作家，也有已經獲得諾文學獎的，比如捷克、智利、匈牙利、危地馬拉、南斯拉夫、哥倫比亞、尼日利亞、聖盧西亞、土耳其、秘魯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獲得奧運會金牌完全不一樣，後者可以在中國通過將可能有希望得獎的選手從小關起來集中強化訓練來達到目的，前者卻不能。所以對於莫言的得獎，民族主義熱情可以休矣！
莫言也並沒有認爲自己得獎是為國爭了光。他說他無權代表中國文學。看來他是個謙虛低調的人，政府在他獲獎後馬上要給他修葺住房，建紀念館等，他都推辭了，而且他關了手機，不再接電話。在得獎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得很好，他說文學獎不是政治獎，得獎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文學創作不是為黨服務，不是愛黨。他還說，小説是大於政治的。他認爲，作家是通過作品來説話的，是在良心的指導下來創作的，所以有責任揭露和批判社會的黑暗面。這一點，在他的作品裏確實是體現了。
不過也有人對莫言的高調不以爲然。有人說，莫言是共產黨員，同黨的關係密切。也有人搬出今年百名文藝界人士手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來紀念這篇講話發表70周年的事。手抄事件頗引起文藝界不少人的反感，而莫言也是帶頭手抄者之一，是否認爲他似乎有點毛左之嫌。
爲此，莫言透露説，手抄一段《講話》是爲了要出書，是出版社的編輯讓他做的。我覺得如果莫言所說的是事實，那末中國的出版社編輯，利用作家想出書的願望，讓他們抄《講話》作爲交換條件，實在是反映了出版還不是那麽自由。不過莫言也說，他覺得《講話》還有其合理的一面，所以同意抄了，而且現在也不後悔。他說這合理的一面，包括普及和提高（下里巴人和陽春白雪）的關係、民間藝術同外來藝術的關係、作家為廣大工農兵服務等。但他又認爲《講話》有局限性，需要突破，比如過分強調文藝同政治的關係、過分強調文藝的階級性，忽略它的人性，所以他認爲他的寫作要突破這些局限性，因爲這些局限性不能滿足他創作的心靈需要。莫言的這些話讓我感到他還是個實在的人，說的話既未文過飾非，又不走極端，甚有可信度。
至於莫言是共產黨員，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他當過兵，是在部隊開始學習寫作的；目前他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在一個官方組織擔任高職，非黨員是比較不可能的。莫言也不認爲共產黨員就不能獲得諾獎，他舉例以前諾文學獎得主法國的薩特、蘇聯的簫洛霍夫都是共產黨員。我認同這個觀點，認爲不管你是什麽黨的黨員，只要你寫的是普遍的人性而不是黨性、不是歌頌黨，是黨員也沒什麽大不了的，正如黨員作曲家不一定都寫紅歌，好多甚至痛恨紅歌，熱衷於寫紅歌的，主要是那些想以紅歌為政治資本，一心往上爬的作曲家。我最近讀到一些有名氣的中共黨員，居然呼籲放棄一黨專政！另外，據法國傳媒透露，從六四以來，莫言就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是他對法國某報駐京記者在採訪他的時候透露的。他說，他之所以仍然留在黨内，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如果法媒所透露的信息是真實的話，我覺得莫言應該算是一個有人格的作家，歷史的原因使他成了黨員，但他後來看透了共產黨，雖然因爲怕麻煩而選擇不退出，卻不願違心地為黨説話。
法媒說，莫言在作品中不斷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給與尖銳的批判，他經常在作品中辛辣地諷刺中國官場的官僚作風。《酒國》描述了共產黨員如何吞食燒烤嬰兒；《蛙》諷刺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同情明顯地是在被飛速前進的經濟車輪碾壓的普通中國百姓一邊，因爲他自己也是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一名普通百姓。看來，莫言的寫作，曾經是頂著相當的風險和壓力的。不過對此，也有人指責莫言，說他雖批評地方官員，卻不批評中央政府（似乎符合中國人“明君昏官”的傳統思想），也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捍衛遭迫害的異見人士的言論。從這裡，以及他選擇不退黨，我可以看出莫言有相當的自我保護的意識（比如，在中國，黨員身份就是頂保護傘）。不過作爲一名作家，我覺得也不能對他過於苛求，他是個自由人，他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作爲，其實他的作品和言論，如果發表在五十五年前的反右時，已經足夠帶十 頂右派的帽子、足夠被送到夾皮溝去改造十次了。這也説明五十五年來中國作家寫作的膽量已經有了很大提高。所以莫言說，寫作和出版的自由，同1950、60年代相比，已經寬鬆多了。不過他也說，在中國，寫作和出版還沒有完全的自由，確實有一些書被命令停止印刷，或被拉出來點名批判、禁止（莫言自己的作品，如《豐乳肥臀》就曾遭禁）。法媒還認爲莫言的作品及其豐富獨特，獲得諾文學獎是當之無愧的，這一點，容我在拜讀他的作品后再來評論。
莫言獲得諾文學獎的意義，第一當然是“零的突破”。其實中國這樣的一個人口衆多、歷史久長的文明古國，有著最悠久的、被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使用著的書面語言，在文學方面不得諾獎，本來就是一件不正常的、講不過去的事。可是爲什麽不得獎呢？原因很簡單，不是諾獎評選組對中國有偏見，而是諾文學獎絕對不可能授給對黨、對領袖、對政府歌功頌德的作品，絕對不可能授給作爲政治任務而寫的作品（比如歌頌大躍進、大煉鋼鐵、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塑造無產階級革命英雄、無限拔高工農兵的形象、將人物臉譜化的作品），絕對不可能授給滿紙假大空話的作品，絕對不可能授給文痞們霸道的駡街的作品、也絕對不可能授給急功近利粗製濫造的商品化的作品，因爲這些作品不是秉承統治者的意志（音樂方面如紅歌）、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而寫，就是作家爲了謀取快速的經濟利益而創作的。中國幾十年來爲什麽出不了能得獎的好作品、好作家，理由還不清楚嗎？當然零的突破，也多少反映著中國寫作環境的逐步改善。
當前很多中國作家浮躁、膚淺，都想一夜成名、一夜得利，更多在考慮如何獲得更多的稿費，考慮如何迎合某些較低級的趣味、獲得廉價的掌聲，而不願意寫讀者群可能較小的較嚴肅的作品。這造成中國作家作品的質量問題、深度問題。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們，因爲整個社會的向錢看的風氣如此。而讀者呢，也沒有興趣和耐心（或沒有水平）閲讀欣賞經典作品，他們熱衷於快餐文化、文學的垃圾食品，這使中國讀書人的群體也在日益萎縮，對文學的需求量越來越小；而青年學生則被考試壓得擡不起頭來，根本沒有時間看書。記得我年輕時經常跑學校圖書館借文藝文學作品看，還去街道的閲覽室看書，甚至在舊書店站著看書（買不起），一看就是幾小時。現在的中學生哪裏有時間看這些書？他們會被家長責備為看“閒書”，浪費時間，周末被家長送去補習班還來不及呢。可是您去澳洲的飛機上、火車上、沙灘上、度假地看看，好多澳洲人拿著一本軟封面的書(paper back)在閲讀。據統計，西方國家每人每年平均讀16本書，北歐更多：24本，而中國只有6本，就能説明情況。莫言的獲獎，雖然不足以扭轉這種局面，但至少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掀起一個閲讀熱潮，也可能會鼓勵嚴肅的作家更努力地創作。所以莫言得獎的意義之二，就是會對中國文壇起到積極的作用。
莫言的獲獎，使當代中國文學進入世界，引起世界讀者的注意，這是他獲獎的第三個意義。世界是想了解中國的，但不是想了解一個經過政治包裝了的虛假的中國。以前張戎的《鴻》(Wild Swan)、鄭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都曾在英美等英語國家熱銷，就說明這個情況。其實中國作家也許還有好些好的作品沒有讓世界知道。比如楊顯惠的《告別夾皮溝》，曾看得我痛哭流涕，它們一定會打動全世界的讀者的，只是沒有很多作品被翻譯成較高質量的外文罷了。莫言的作品，好多已經翻譯成外文，所以在國外的讀者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問題，現在也被更顯著地放在翻譯家面前了。
莫言獲諾文學獎的意義可能還能舉出一些，但這些是我目前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