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蘭達花又開了(中篇小説)
洪丕柱
一
我沿著42號公路繼續朝西開著。
離開布里斯本已經一百八十多公里了。我已經開過了有近十萬人口的大城依普斯維奇,接著又沿15號公路開進一座小一些的,卻依然繁忙的瓦維克城。
我是在瓦維克用了午餐,喝了杯咖啡提神,轉入42號公路繼續西行的。
這一路上,除了幾個不足道的小村鎮,就沒有值得一提的市鎮了,要一直朝西開二百五十公里左右,才能到達達令低地西端的龔德溫地鎮:一個近萬人口的內陸大鎮。
這一路上,達令低地富饒的農業區,昆士蘭的糧倉、蔬菜、牛肉、奶製品、羊毛和飼料生產基地應該展現在我的眼前。這個季節,我期待能看到路邊綠油油的土豆、蔬菜、苜蓿和種著其他各種莊稼的田地。
可是,一路上我看到的卻是一幅令人震驚地心酸的景象!除了些間歇的或間斷的、零星的綠色莊稼田,像沙漠中的小片綠洲,整個畫面基本上是一望無際的灰色、紅色、褐色的土地,好些地方乾得開裂,上面稀稀疏疏、斷斷續續地覆蓋著一叢叢枯黃的草,還有零零散散的曾經是大傘蓋似的綠樹的殘骸 - 亂糟糟地伸向四處的一些乾枯的枝條,像是被野火蹂躪過的似的。偶爾,一、兩架大動物的屍骨出現在曠野。
幾年前我第一次經過這一帶時所看到的卻絕對不是這樣的景像。駕車帶我去看看真真的澳洲的邁克、翠茜夫婦,我在理工大學學習時交的好朋友,一路上不斷給我述說達令低地農業區的富足的情況,說這裡的黑土層有幾十米深。這個比中國陜西省還大的地區,只住著二十四萬農民,卻養活著全昆州四百多萬人,還出產大宗小麥、玉米、飼料、棉花、牛羊豬雞肉、奶製品和羊毛運往他州或供出口。
我還記得我們在一個小鎮停車午休時,在鄉村飯店吃的那塊鮮嫩而多汁的出自當地良種肉用牛的大牛排。
邁克當時已說到過澳洲最大的問題是水資源。他說她是地球上最乾旱的大陸,雖然土地幅員遼闊,真正宜於居住或耕作、放牧的土地只是沿海岸兩三百公里寬的狹窄的地帶,這就是為什麼他和太太想帶我去內陸看看,讓我不要錯誤地以為澳洲是一塊太幸運的土地,不用努力也能過好日子。他說從這種意義上說,真正能代表澳洲人、澳洲精神的應當是內陸人民和農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經常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人。
可是當時我還不怎麼相信,因為我並沒有觀察到缺水的問題。我看到的那些流向達令河的蜿蜒曲折的支流,河水潺潺,兩岸樹林蔥鬱、水草肥美。從公路旁地勢較高的lookout(瞭望處)向遠處眺望,看到的是遍布著低頭安靜吃草的牛羊的青翠的谷地,配著藍空白雲,很像風景畫中的英國鄉村。谷地裡散佈著點點平如鏡面的、宛如鑲嵌在翠綠絲絨上的鑽石般的蓄水池。農民從那兒汲水灌溉,牲畜也在那兒飲水。這個季節是多雨的季節、播種的季節,也是昆州特有的傑克蘭達花怒放的時節,一路上遠遠近近都可以看到那些婀娜多姿的樹,滿樹濃濃郁郁地壓著華貴的紫花。
那次我們一直開車到龔德溫地,又轉向西北開六七十公里,到達有二百多戶人家的陶烏鎮,再折向南開十四公里,就到達了邁克的親戚大約翰家的農場,在那兒住了三天。
邁克說那年是雨量充沛的一年,但並非年年都是這樣。一般是,有一、兩年的好雨量,再有一、兩個一般的年景,接著總會有個旱年。似乎是,近年來旱的年份越來越長,從一年到了兩、三年,而正常雨量的年份卻在縮短。
所以昆士蘭的母親河達令河其實只是條間歇河,旱年時她乾得喘息,支流往往乾到斷流見底。
邁克那時候就同我約定,過幾年再來陶烏的大約翰家的農場看看,多住一陣,比如一星期或者十天,體驗一下真正的農村生活和水對澳洲農民的重要性。現在我可以看到他所說的確是事實了。其實這幾年來全國一直鬧乾旱,據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最長的乾旱期。可是在布里斯本住,雖然有嚴格的六級限水,沖涼只准四分鐘,也不准澆草坪和洗汽車,仍然無法體會乾旱造成的農村的令人心酸的荒涼。
一路的景色實在單調乏味,看不到人影,也很少見到機器在田間工作;令我洩氣的是,雖然應該差不多是傑克蘭達樹開花的季節,我卻似乎沒看到多少傑克蘭達樹,好像它們都失蹤了似的,即使偶爾看到幾株,也只開著疏落的淡紫色的、仿佛退了色的花。我只能靠汽車裡放的帕伐洛蒂的音帶來改善心境,打發這幾小時的車程。
這次我單獨旅行是履行同邁克的約定。經過電話和email通信,我弄清了去龔德溫地的走法,並確定了同邁克在那裡碰頭的日子、地點和時間,由他們從農場來鎮上接我。
然後邁克和翠茜已先我幾天去了陶烏,因為他們急於想看到在那兒寄養著的、快一年沒見面的女兒傑絲卡。他們每年在不太忙的時候都要去陶烏,把女兒接出來住一些日子。這次也是利用這個機會同我相約再訪陶烏的。
那年他們帶我去陶烏時,汽車裡坐在翠茜身邊的嬰兒座中的傑絲卡剛滿一歲。在理工大學創意學院攝影傳媒室工作的邁克夫婦,因為經常需要離家外出拍片,只能把女兒寄養在翠茜的舅父,陶烏的大約翰那裡。
太陽漸漸偏西了,天藍得深遂,四周萬籟俱寂,仿佛毫無生命的蹟象。路面慢慢變得粗糙、狹窄了,來往的車輛早已越來越少,特別是重型卡車,顯示著人口越來越稀少的蹟象。偶爾對面有輛孤獨的卡車開過,揚起一大片灰塵。路旁盡是些蒙著灰土的矮小的、生命力強大的灌木,連袋鼠也見不到,雖然仍能時而看到小心袋鼠的路標,提示著這一帶通常是袋鼠出沒的地方。我依然記得,那次邁克的車頭撞上了一頭小袋鼠,右側車頭燈的玻璃罩被撞碎,可憐的小袋鼠被撞出幾米,倒斃路旁。
袋鼠大約也乾死了不少吧,我想。
突然,我恐懼地注意到,車上油錶顯示油位很低了,指針已經觸到紅線。過瓦維克時忘了加油,我忽然想起。
第一次自己來這種地方,住慣大城市,到處都是加油站,不必為錯過加油站而擔憂的我,居然沒想到要在瓦維克加油。這也難怪,離布里斯本時加過油,到瓦維克時,油位尚高,的確不會想到要補油,卻沒想到還要開多遠。似曾開過三、兩個小小的鄉間加油站,也沒有引起我的注意。
我常常覺得油錶的指示針是突然下降的,而且你越是緊張,它也越是掉得快。
我開始張大眼晴邊開邊努力搜索路旁希望能找到加油站。
另外,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似乎想起好長時間沒見到過指示到龔德溫地還有幾公里的綠色路牌了,而且也很久沒有見到過路的車輛了。
會不會轉進了錯路?我慌張地想。好像大約一刻鐘或者二十分鐘之前,我在一個三叉路口沒看清路牌就本能地選擇了朝右(西北)的一支,因為它似乎寬闊平坦一點。
我開車就有這個壞習慣,憑感覺走,萬一走錯,掉頭回去就是。在布里斯本,如果走錯路,跑一、兩公里肯定會發覺不對頭,大不了浪費些時間轉回頭找。可是在我絲毫不熟悉的這兒- 剩下的油夠開回三叉路口去看路牌嗎?即使回到那兒,發覺走錯了路,又怎樣呢?油肯定是撐不到龔德溫地,或者到第一個加油站的。
一面腦子在風車似地胡思亂想,一面我就停下了車,希望想好怎麼辦再說,免得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
一個辦法是等有車經過時攔車問訊和求助。還有一個辦法是打電話去RACQ求救。
我耐心等了五分鐘左右,一輛過路的車都沒見到!什麼鬼地方?就跟在夢魘中一樣。五分鐘,在這種情況下,是多長而難熬的一段時間呀。
打電話給RACQ的24小時緊急服務求助吧。但在這荒涼的前不著店、後不著舖的地方,RACQ的搶救車什麼時候才能到達?
已快五點鐘了,一個多小時後就會一片漆黑,而且不知什麼時候天空聚集起了不少雲,更顯得有些陰沈。我聽說過在內陸,太陽一下山氣溫就會下降十幾度。在這一盞路燈也沒有的地方,人家怎麼找得到我;如果開大車頭燈顯示目標,電瓶又能堅持多久?最糟糕的是,如果RACQ問我的確切的方位,我又怎麼說得清?我帶的Motorist Guide(駕車者指導)過於粗糙,比例尺太小,都看不到到龔德溫地之前有什麼叉路,但從里程錶看,奇怪的又是我似乎已經開過了龔德溫地。我到底在哪兒呢?
我掏出手機看了看,手機的電池也幾乎到底了,昨晚忘了充電,因為平時我沒有每晚充電的習慣。
我開始埋怨自己的粗心,作這樣的毫無經驗的長途旅行,為什麼自信心這麼強,不作充分的準備!
打電話給邁克說明情況並且求助吧,我忽然想到。但同樣我會說不清自己的方位,我這二手車上沒按GPS!不過至少我可以向他講明情況,讓他打電話給RACQ求助,他可能比我能講得更清楚些。
我撥了邁克的號碼。可是連打兩次,邁克的手機都關機,我只能留下了電話號碼。是啊,他怎麼會料到我會突然迷路呢,什麼都事先解釋得清清楚楚的嘛,而且這路也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
雖然他開機時一定知道我打了電話而必會回電,可是我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況且,如果我的手機沒有電了,他也無法和我通電的啊!
天在慢慢地暗下來,我感到一陣陣涼意襲人。恐懼向我襲來。
二
我下決心孤注一擲,乘電話還有點,打電話給RACQ求助。打電話前,我低頭祈禱,求主帶領。
正在這時,我聽到有輛車從後面開過來。“救星來了!”我想,一面趕緊走出車外,向拖著一條灰塵尾巴的來車揮動雙臂。
那是輛後半可以載貨的汽車,在農村地區經常可以看到的。它開到我的前面,靠路邊停下來。我趕緊跑上去。
開車的是位三十來嵗的女人,邊上坐著個七八歲的女孩。
我說明了自己的困境,想去龔德溫地,卻迷了路,而且車裡快沒油了。我指指自己的Motorist Guide,請她告訴我目前在哪兒。
不用我介紹,女人就知道我不是本地的。她問我從那裡來,我說是從布里斯本來的,想去陶烏鎮南大約翰的農場看朋友。
“按距離你其實已經開過了龔德溫地。你在離龔德溫地不太遠的地方走上了一條叉道,就是這條路,”她指指路說,“你先得掉頭走回那三叉路口,然後拐右,大約十公里,就能到龔德溫地。這兒離龔德溫地大約四十多公里。我們剛從那兒購物回來。
“這是幾年前這兒的農場主們集資造的一條連通42號公路的by-pass(便徑),你的圖上不一定找得到。”她補充說。
我低頭沉默無語,我的油怎麼能撐四十多公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樣吧,”女人似乎能看透我的難處,“我的農場離這邊不遠,你先跟我到我的農場,我想我們的大油桶裡應當還有些備用油。你知道,農民家都得儲備些汽油、柴油的。”
我鬆了口氣。跟在她後面開,不久便開進了一個農場的大院。
這院子同大約翰家的院子相仿,在暮色中我仍可以看清左邊是一排住房,猜想有四五間臥房,包括客人房,外面是一長條昆士蘭傳統木房特有的veranda(圍廊);右邊是一排各種車房,裡面分別停放著汽車、卡車、農用機械和車輛,還有個放著些機床之類機器的修理車間,中間是門庭。
大院的前部看得出曾經是花園、濆水池和草坪,卻都已衰敗,草坪枯萎,噴水池乾涸,連樹木也光禿禿的。一條卵石路從莊園的大門穿過花園通向門庭。
停好車,女人並沒有立即幫我加油,讓我去龔德溫地,而是領我穿過門庭進入客廳。她說天挺冷,休息一下喝杯熱咖啡再走吧。這正合我意,我確實有點累了、冷了。她打發孩子回自己的房去玩,然後進入右邊同客廳相連的廚房去做咖啡。我乘機打量她的相當現代化的廚房、巴檯、餐廳和客廳的聯合體。
看得出這是位有能力的主婦,大節安排基本上有條有理,只是明顯看得出她由於缺乏時間而造成的細節上的凌亂,但仍要比我這單身漢的房間整潔得多。
她用托盤端來了兩杯咖啡和幾塊家庭烘製的餅乾,放在沙發前的茶几上,自己坐到對面的沙發上。從她疲憊的臉和鬆垮的坐姿我看出其實她比我更需要歇一歇。既因同情而帶我這陌生人到了家,又沒有多餘的力氣先幫我解決加油的事,喝杯咖啡恢復一下精力是自然不過的,出於農民的好客,於是連帶我一起請上了。我這樣想。
我們邊喝咖啡邊隨便聊開了。我知道了那女人名叫伊莎貝拉。我也告訴她我邊在會計事務所part time工作,邊在理工大學攻讀第二個學位MBA,快畢業了。這次來陶烏大約翰農場的目的之一,除了邁克建議的了解農村生活和乾旱的影響,也是為了完成畢業論文中的一個關於農業經濟的case study,為它收集第一手資料。
從伊莎貝拉的談話中我了解到她的丈夫去世了,目前帶著女兒茱麗相依為命,在近年的旱災中日子過得挺艱難。
“那年,雨水充足,我們的收成特別好,銷售合同也完成得非常出色。喬治去布里斯本同小麥和飼料公司結賬時,公司獎勵一個去巴厘渡假的免費名額。他想帶我一起去,但那時茱麗太小,我父母又正好從新南威爾士州來我家,我沒法離開。喬治一個人跟旅遊團去了。想不到他再也沒有回來。”伊莎貝拉的眼圈濕潤了。
我知道她指的是印尼恐怖份子製造的炸死二百多人的巴厘大爆炸。在那次恐怖爆炸中,澳州人死了八九十個。喬治也不幸遇難。我也記得那正是我第一次來大約翰的農場,看到一片綠色的一年。我靜默無語,不知道怎樣安慰她。
“好在我父母常來我這兒住,幫幫我料理好些事務,還有比爾,我弟弟。茱麗很聽話、很安靜和獨立,她懂得媽媽的困難,所以我不需花太多精力照顧她。”
外面,天已經完全黑了。
“時間晚了,我想你不用趕去龔德溫地找汽車旅館歇腳了。”她突然說。
“家裡還有些剩菜,我只需用烤爐熱一下,我們將就些,你在乎嗎?我們家的客人房都空著。比爾晚些時候會從吐旺芭市回來,他在那兒的昆士蘭大學的農學院讀生物工程。我想,你明天可以見見他,然後再去龔德溫地也不遲。”
不知道為什麼,我猜想她會這麼說;而其實,我心裏確是很喜歡她這麼說。
我知道澳洲人的直爽,不會假客氣,便趕緊道謝,一面說,“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做點中國菜當晚餐。”
說著我就問她要幾個雞蛋和一些其他原料,做起炒飯來。其實這是我這單身漢打發日子的最簡單的辦法,只要有雞蛋、米飯,其他什麼原料都行。我做炒飯的熟練程度讓在邊上提供原料和幫助的伊莎貝拉大為驚訝。
“我聽說所有的中國男人都會做飯,真不可思議!”她搖著頭說。
我這破廚藝還真的受到伊莎貝拉和小茱麗的大大的稱讚。他們吃得很開心。茱麗一本正經地對我宣稱,它比龔德溫地鎮上那家中國take-away(外買店)賣的中國炒飯 – 他們有時去那裏買中國菜take-away,炒飯是經常要點的 — 還要好吃。
三
清早,我走進客廳,手機也充好電了,打算向易莎貝拉告辭。
正在此時,邁克來電話了。我向他解釋了情況。可是他給我的消息也不太好:他接到大學攝影室的突然通知,要他和翠茜今天馬上趕回布里斯本,明天有一件緊急的任務等著他們,所以忙著準備動身,沒法去龔德溫地接我了。他建議我要麼自己去大約翰的農場,並告訴我怎樣走法,如果我仍然希望體驗生活和做調查研究的話;要麼就回布里斯本,下次再找機會。
我正在猶豫,他又說現在又有了另一個選擇,就是如果伊莎貝拉不反對的話,在她的農場逗留幾天,我亦可同樣地實現我這些考察訪問內地農場的目的。
我覺得這是個較好的辦法,至少不枉我開車幾百公里的辛勞。說不清是為什麼,或者有什麼在吸引我,我其實也很願意留下來。可是我遲疑了一會,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不知道怎樣說。作為老朋友,邁克知道又是我的中國式的不好意思開口在作怪,便叫我把電話交給伊莎貝拉,讓他跟她直接談。
不知何時已經進入客廳的伊莎貝拉十分爽氣,同邁克通話時一口同意留我下來,歡迎我在她的農場體驗生活、收集資料、作調查研究和寫我的case study。
在射進客廳的明媚柔和的清晨陽光下,我仔細打量從淋浴間出來裹著一條像傑克蘭達花那樣的淡紫色的浴袍的伊莎貝拉。我知道平時澳洲人早上出浴室只裹條大浴巾,只是因為我這客人她才裹著浴袍。
昨晚在疲勞中我沒有仔細地觀看過他的容貌,只覺得她也滿臉倦容。今天我驚奇地發現她的氣質出我意料地高貴,完全不像常人想像中的普通農婦。經過一夜的休息,倦容已從她的臉上消失,代之以煥發的容光。她的膚色並不白皙,而是健康的淡古銅色。她深色的眉毛特別漂亮,眉梢略微上翹,給人以英武氣和意志力的感覺。最令我動心,如果我那時確已有點動心了的話,是她帶著甜意、微笑的溫柔的大眼睛,抵消著從眉間流露出的那絲武氣。栗色帶金屬光澤的鬢髮從高高裹在頭上的白色毛巾中露出來,頗具畫意。
她的中等偏高的身材既挺直又柔和,體態兼有農婦的健壯豐滿,又有貴婦的婀娜輕盈,宛若希臘女神的雕像,又恰如豐腴、婆娑、高貴又略帶剛健的盛開著紫花的傑克蘭達樹。
互道早安並問睡眠如何之後,我驚訝地聽她說她已經擠完了牛奶,洗了個澡。她說她每天四點多就起來擠奶的。
伊莎貝拉開始做早餐:傳統的英式早餐 - 培根、煎蛋、烤麵包和凍牛奶沖谷物。茱麗過來幫忙安排餐桌,並非常大方地、好像已經是好友似的對我這稀客打了招呼。
早餐以後,伊莎貝拉換好衣服,穿上牛仔褲,頭髮梳成一條使她看上去很年輕的蓬鬆的馬尾巴,領我參觀了她的農場的設施:車棚、車間、後院的奶牛棚、馬
房、雞舍和一口供家庭、牲口用水及後院蔬菜地和果園用水的地下水井、泵房以及供水和灰水收集、過濾、循環和重複利用系統,連接著屋後從屋頂收集雨水的大水箱。那是我在大約翰農場的後院也曾看到過的。多少年來,聰明的昆州農民就靠著每家每戶的小型水循環系統不屈地同乾旱作著鬥爭。
兩條黑白夾色的牧羊犬跑上來同主人和家裡的客人親熱、友好一番。
昨天半夜才回來的高大的金髮青年比爾也已經起來,陪著一起熱情地作介紹。他說,由於姐夫的訓練,他姐姐很精於車床之類的工作,對農業機械也很了解,一些普通的維修保養,他們倆合作都能對付。
“今天是星期天,等會我們會去教堂,你願意一起去看看農村小教堂嗎?”伊莎貝拉問。我告訴她我也是基督徒,表示非常願意見識一下農村的教堂。我並告訴她,我的牧師說過,前幾年年景好時,龔德溫地路德教會曾給我們剛成立的多元文化教會以不少捐助;現在農村很困難,我們教會常為農村的弟兄姐妹們祈禱並捐款支援。
教堂在伊莎貝拉農場北面,大約有二十公里遠。我們略略提早些時間到達了教堂。它是座傳統的木建築。從堂前木牌上寫著的建築年份看,已經有一百零幾年歷史了。伊莎貝拉和比爾帶我在周圍走走。教堂前門開向一片廣場,比爾告訴我,這一帶農民的婚喪禮儀都在這裡進行,還有聚會或集會。廣場右邊是一片林子,前面通向一條兩邊只有五六戶人家的小街。這短短的街上只有些倉庫,是一些農牧產品包括羊毛的集散地,農民把它們運到這兒,在倉庫暫時堆放,由收購公司定期開來的卡車拉走,這幾戶人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倉庫、記錄進出貨物,還兼營一個小小的加油站。街末端是間兼賣酒品的小雜貨店,大概亦是這些人家兼營的。教堂背後是座小公墓。比爾告訴我,喬治就葬在這裡,每周做完禮拜,姐姐總要來墓前看望喬治。
教堂裡的人漸漸增多了。我們走進教堂。伊莎貝拉和比爾同他們一一打招呼,一邊把我介紹給大家。
我發現來做禮拜的農民,男男女女和兒童都穿得相當正式、莊重,不像城裡人那樣隨意。男的大多是襯衫、領帶和乾淨的皮鞋,有的還套著深色上衣;女的穿長裙或長褲,大多還戴著帽子,看來傳統仍然保存得相當好。陸陸續續,教堂被坐滿了。我估計,大約有一百人,而這些,按比爾的說法,就是方圓四五十公里的全部人口了。澳洲人口的稀少,我在這裡才確切地感到。
十一點正,風琴聲響起,聖樂聲中,教會的執事走上台去,然後是宣召、讀經、祈禱、唱讚美詩,再是穿著白色長袍的牧師證道,接著是奉獻和聖餐,程序和我們布里斯本的教會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是帶著內地人的濃重口音的牧師(比爾說他也是農民,一名不領薪的業餘義務牧師)的證道樸實無華而充滿真切的激情,而農民在唱詩和集體祈禱中所流露的感情極為真摰動人,至少在我這個外人看來。
這天祈禱的主題是求神賜雨。全體會眾起立,先是在牧師的帶領下舉手仰天集體祈禱,然後轉入牽手接力輪禱。會眾互相牽著手,禱告由一人傳向一人,輪流不息,細柔高亢而懇切的女聲,接著粗獷渾厚而深沉的男聲,此起彼伏,間或穿插著些幼嫩的童聲的帶稚氣的祈求,或眾人附和的“阿門”聲、“哈里路亞”聲。
我環顧四周,那些純樸的農民,有的仰面呼喊、有的低頭懇求,巍顛顛的老太太面頰上掛著淚珠,白髮蒼蒼的老漢臉上鬍子顫動。慢慢地,這些單個人的祈禱混成了一體,所有的人都從胸膛的底部自然地喊出了自己的禱文,這些禱文混聲成為一團,像隻巨大的無形的球滾動著前進,聲音變得越來越響亮、越來越殷切、越來越熾烈、越來越震撼我的心,加上從教堂四壁和穹頂反射的回聲,仿佛在我耳中形成了一陣陣呼嘯的風雨聲和翻滾的波濤聲。這豈止是一百個人的聲音,這簡直是成千上萬的人的聲音,在騰向天穹,直達上帝的耳膜。
我牽著身邊伊莎貝拉的手。起先我還是小心翼翼、文質彬彬地只握著她的四指。慢慢地、自然地,我們的牽手變成手心貼手心的緊握,而且我感到她握手的力度在增加。那是一種奇異的感覺:她的手兼有女性的手的柔嫩細滑,又有農婦的手的剛健而富有彈性的特點,完全不是城裡婦女的手的那種軟綿無力的嬌柔。在祈禱中她逐漸地緊握我的手,我可以感到她手心的溫暖在透進我的手心,她的手心甚至帶有一點滋潤感,使我的心跳加速,亦促使我更滿滿地握住她全部的手。
我偷偷地看了看她的臉。那臉已經被對神的虔敬的淚水所濕潤,從淚水底下透出紅潤的閃光。她臉上充滿的坦爽誠摰而絕無做作誇張或掩飾的真情,則是在因越來越商業化、現實化而變得擅於掩蓋真情的城裡女人的臉上難以發現的。我曾渴望從我一往情深地愛過的前女友的臉上發現這種真情的自然流露,卻因始終不能而失望地離開。
禮拜以後的團契時間,會眾都聚集到教堂右側的林子裡的林中空地。人們舖開若干條長桌,各家各戶的女人打開自家帶來的Esky(保冷箱),取出食品,擺上長桌,同大家分享。空地一邊有兩個燒烤爐,男人們人生起爐火,烤製他們帶來的灌腸、牛羊肉、雞腿。所有的人都來同我這個他們教堂裡多少年也看不到的陌生的亞洲人握手問好,我和比爾的周圍聚集起一幫男人,人人手中握著一瓶啤酒,叉開腿,談笑聊天。牧師已卸下白袍,儼然以普通農民之一參與閑聊。天氣和農務是共同的話題,當然好奇地打聽中國文化、風情、食品也是大家愛好的題材。雖然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如此不同,我卻感到同這些普通農民之間有一種非常容易融洽、親近和溝通的感覺。我曾聽說過的澳洲內地人有保守排外思想的傳說不攻自破。排外的或作繭自縛的應該是我們自己吧,我想。
天色似乎有點陰沈了,林子裡吹進了一些濕潤的、令人愜意的微風。
正如比爾說的,伊莎貝拉去了喬治的墓地。比爾和我悄悄跟在後面。比爾說她姐姐深愛著喬治,這些年來,禮拜後探望喬治的墓地從未間斷過。也曾有好心人勸她再嫁,她都沒動過心,哪怕農務、家務、撫養茱麗的擔子如何沉重。比爾又告訴我,他父母退休時將農場交給他們姐弟時,他同姐姐保證要好好愛護這份產業,然後父母在新南威爾士買了幢房子過退休生活,但是仍然時常開車過來看望或幫助他們。喬治原來是龔德溫地農機公司的工程師,愛上姐姐後便放棄高薪工作,搬來全力經營農場,所以那時農場的收入相當可觀,父母對喬治的技術、為人和能力讚不絕口。
“喬治死的那年,”比爾說下去,“我快高中畢業。我有很多機會可以離開農場去城市工作,可是我放不下姐姐。為了改進農場的經營,我進了農學院,學習生物工程,希望從基因工程下手。我平時在吐旺芭寄宿,定期回來看姐姐和幫著做些活。我明年就要畢業,目前正在修改論文,其中有個關苜蓿的抗旱基因改造工程的case study(案例分析),是在我們自己農場的牛飼料試驗田上進行的。”
比爾憂慮的是由於旱災,很多農民棄農進城。“我要證明的是,在新科技的幫助下,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務農仍是大有可為的。我的論文即以此為題。”他激動地說。
伊莎貝拉對墓碑上的喬治的照片喃喃自語了一番,彎身去擦拂照片上的灰塵。我瞧著喬治英俊的臉,不知為什麼,心底忽然對他說,“如果可能,我會幫助伊莎貝拉的,請你放心。”
忽然又刮起了些涼風。比爾指著東方飄來的一堆烏雲說,昨天的天氣預報說今天可能會下雷陣雨。
我們走回林中的團契,人群已經漸漸散了。牧師過來對我說,要我一會兒去他家喝下午茶。還沒等我想好該怎麼說,比爾和伊莎貝拉已代我答應了。
四
去牧師大衛的家其實是順路,他的農場在伊莎貝拉農場的斜對面,即通往龔德溫地的便徑的另一側。
師母戴蓓拉熱情地招呼我們。她把身邊的三個孩子依次介紹給我:男孩喬希、馬修和女孩麗貝卡;還有師母的妹妹,從土旺芭職業技術學院回來探望他們的芭芭拉。
然後茱麗就加入了孩子們的隊伍,大人圍著餐桌一起喝咖啡。
師母戴蓓拉提議唱歌。我知道牧師的太太一般都有些音樂才能,我們牧師的太太就是帶領詩班訓練的。大家欣然同意。想不到鋼琴伴奏竟是伊莎貝拉,怪不得我記得伊莎貝拉的客廳裡有架鋼琴,伊莎貝拉說小茱麗在學鋼琴,我知道這兒中小學的學生都必須學習一門樂器的,原來母親自己也會彈鋼琴。
臨時性的室內合唱團馬上成立了:師母姐妹倆唱女高音和次女高音,伊莎貝拉唱女中音兼作鋼琴伴奏,牧師和比爾唱第一和第二男高音,我唱男低音。我們唱讚美詩,也唱《馬蒂爾達》這樣的民歌。大家唱得非常投入、非常痛快。
盡興之後我們回到桌邊繼續喝咖啡和聊天。我發覺我同大衛夫婦很容易溝通,還有比爾和伊莎貝拉也一樣,有許多共同的話題。芭芭拉年齡最輕,相對發言要少些。
閑聊下來,原來大衛在昆士蘭大學讀過農業經濟,怪不得同我有很多共同的語言。畢業後父母讓他回來繼承他們的農場。他說他的農場和伊莎貝拉的農場是這一帶經營得比較成功的,喬治對此有很大的功勞。好朋友喬治的突然去世對他是個很大的震動,他感到有神的呼召要向世人傳福音,便入學聖經學院。在業餘完成了聖經學院的課程後,他被龔德溫地路德教會按立為不帶薪的業餘義務牧師,接替從龔德溫地派來的已退休的老牧師。
“目前,”大衛說,“世界各國的農民都在大批地棄農流進城市,極少有從城市流入農村的人,喬治是這少數的人之一。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澳洲也一樣,每年好些農場被廢棄,靠近城市的農場被賣給開發商建房。”
“好在達令低地的農民仍然大部分在困難中堅持務農,這是這一帶的傳統,”比爾接著說,“不過大家都覺得不能再用傳統的方法經營農場,所以好多農場主送子女上大學、農學院或TAFE職業技術學院。我們這一帶的新農民,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相當高,甚至有博士學位的。”
“只可惜澳洲每年引進這麼多的技術移民,好像沒聽說有自願來這兒務農的。我聽說紐西蘭有,這兒卻沒有。”師母戴蓓拉說,“淘金時代以後,有些華人在東面沿海一帶經營蔬菜或奶牛農場,聽說它們大多早已賣掉了,華人進城經營雜貨舖或餐館。”
“伊莎貝拉是個很好的女人,”大衛對我說,“像她那樣美麗、溫柔、心地善良又有能力的女人,進城的話,恐怕男人都會圍著她追。她卻堅持在這兒務農。唉,她真是個少見的非常堅強的女人,要知道除了比爾和她父母,沒有人幫她;雖然農忙時我們會過去幫點忙,我們也會從龔德溫地招些季節工來幫忙。”
講不出為什麼,我覺得臉上有點熱辣辣的。我偷偷朝伊莎貝拉看,她的臉上泛起一些桃紅的暈。
窗外的風吹得更緊了,桌布被吹得掀起來,天色突然在昏暗下來。
“神一定是聽到了我們的禱告,”大衛充滿信心地說,“一會兒很可能有大雨降下。”他轉向我說:“你也許不知道,我們這兒算是整個達令低地雨量相對較多的地區,比東面反而多些,因為我們的西邊不遠處有一條很高從北向南的山脈,是大分水嶺的西支。只要東面有帶雨的雲,被風刮過來,被擋在山前,就有可能在這裡下雨。”
正說時,大大的雨點已經稀稀落落嗶嗶剝剝地地打下來,我聽到在鐵皮的屋頂上答答作響的雨聲。風灌得滿屋都是,大家趕緊關窗。
遠處傳來滾動的悶雷聲,夾雜著閃電。農場上的狗開始吠叫起來。
屋裡的人,包括所有的孩子們,一齊歡呼起來,一起跳躍起來,一起唱起“哈里路亞讚美主”起來。大家相互擁抱,亂七八糟地跳舞,失態忘形。
“感謝主!讚美主!”我也同大家一起高聲喊叫。
突然間,雨變成了傾盆,嘩嘩嘩地直倒下來,雨聲蓋過了人聲,震得天花板都好像在顫動。雷聲更響了,像是劈頭打將下來。戴蓓拉說,麗貝卡長到這麼大,還沒見到過這麼大的雨。
屋裡的人,忽然在大衛的帶頭下,全都衝出屋子,包括孩子,像發了瘋似的,奔到院子裡,在瓢潑的大雨中,朝天舉著雙手,奔啊、喊啊、叫啊、笑啊。這景象是我在城裡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農民對雨水的感情同城里人就是不一樣。
他們似乎一點也不怕冷,仿佛是他們熾烈的心,使他們混身充滿熱量。
在這樣的情景下,我不由自主,也同大家一起伸開雙臂,奔啊、叫啊。
大衛甚至雙膝跪地,高舉雙臂,仰面朝天地高聲呼叫:“啊,上帝!啊,上帝啊!…”他滿臉雨水,也許雨水混著淚水,頭髮全粘在頭上,衣服被雨水泡透,緊貼在身上。
忽然我聽到伊莎貝拉尖叫了一聲,撲地倒在地上。
我趕緊奔過去,雙手把在泥水中掙扎著爬不起來的她整個兒托抱起來,抱進屋裡,放到長沙發上。
原來伊莎貝拉在奔跑中不慎滑到,扭傷了左腳踝,倒地時又用右手撐了一下,右腕也扭傷了。
看得出她是非常的痛苦,眼裡噙著淚水,卻努力忍住著疼痛。
我讓師母戴蓓拉拿來冰塊,放在塑料袋裡,敷在她的傷處。
比爾已經發動了車。我們把伊莎貝拉抱上車,我坐在她的右邊,讓她可以緊靠在我身上。汽車開大車燈,冒著瀑布似的大雨,在風、雷和閃電交加中向龔德溫地醫院的急診室飛馳。
伊莎貝拉緊緊地依偎著我,她潮濕的頭髮貼著我的臉。我伸出左手摟抱她,輕撫著她的肩頭。
五
第二天早晨,雨下得小了些。比爾叫我一起進伊莎貝拉的臥房去看她。
她倚在枕頭上,微笑著感謝我們,纏著繃帶並加以固定的右手從毛毯底下伸出來。
“你現在得同我一樣用左手吃飯和做事了,”左撇子的比爾取笑姐姐。
“可是,這麼好的一場雨,我們得抓緊在玉米、高梁和大豆地下種了,我卻當了傷員,真討厭,”伊莎貝拉無奈地說。
“不用擔心,下午我就去《龔德溫地報》登招工啟事,招一名臨時工來干幾天,不就得了?”比爾安慰她說。
“那我就搶先報名應聘啦,不知我這笨手笨腳的人夠不夠格。我可以在這兒打一個星期的臨時工,我肯願意學些農活。”我趕緊說。
“那就太好啦,不用招工也行了。我們主要是開拖拉機和聯合耕種播種機翻耕地面、播種玉米、高梁和大豆。你只須給我當助手就可以了,我會告訴你怎麼做的,哈,一個MBA生,還怕學不會這簡單的活?”比爾高興地說。
雨繼續在下著,下了好幾天了,時大時小,或密或疏;有時略為間歇一些時間,又繼續簌簌地下起來,恰似正常年景的這些月份,令我記起家鄉江南的春天。
這大約是我一生中最繁忙、最辛苦、最高效的一星期,但我卻從來沒有感到心情有如此的愉快、生活有如此的充實、精力有如此充沛過。我如飢似渴地學習農場的活兒和經營方法。
我和比爾在早上四點多起身,去擠牛奶。我們吃完早餐並幫伊莎貝拉和小茱麗做好早餐,還有午餐吃的三明治,就去地裡翻地、播種。濕潤的土很好翻耕,翻起的泥土散發出一種特殊的令人愉快的氣息。
然後我們或者去苜蓿地作些管理和施肥,或者開著汽車帶上牧羊犬去檢查羊群。我也學會了騎馬和騎著馬去趕牛群。雨後的牧場,草長得很快,我們要輪流把牛群趕到牧場的不同的地塊去吃草。牧場中的水池重又灌滿了水,對滿溢的水池需要開些小溝把水引開去,使之澆灌一些需水的草地,讓草長得更快。
其間我也會安排好時間送小茱麗去龔德溫地州立小學和在放學時把她接回來,如果比爾抽身不開的話。有時師母接送她的孩子上學,也會順便帶上茱麗。晚上我會幫助檢查茱麗的作業,或者教她一些中文。她的學校開設中文課,有一名年輕的中文女教師,伊莎貝拉像有先見之明似的讓茱麗選修了中文。
茱麗有時會高興地告訴我,她的老師對她知道的新詞感到驚奇,一問之下,原來她在家有特別的私人老師輔導。茱麗很乖,也很自覺好學,每天半小時的練琴從來不需要督促,而且還幫助收拾屋子。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時間許可的話,我會趕回來做午餐給伊莎貝拉吃,並伺候她的需要,因為她的右手還不能使勁。她逐漸在好起來,第二天後便能起來撐著拐杖在屋裡走動了。幸運的是她的左腳踝雖然扭傷嚴重,卻沒有骨折;右腕因為支撐時的角度不好,造成撓骨未端骨裂,醫生要她非常小心。但不甘清閒的她,盡量跛著腿在屋裡找些力能所及的家務事做。
晚間,在徵得伊莎貝拉和比爾同意的之後,我會抓時間看農場的賬本和財務記錄,包括歷年的記錄,為我的case study收集原始數據。他們對我這樣詳細地翻看一切材料並不介意,而且在我有問題時還會對我耐心解釋。
我感到精神特別爽快,一天忙碌下來毫無倦意。我們甚至有時間在牧師一家來訪問的時候,在小茱麗的伴奏下唱些歌,輕鬆輕鬆。牧師和師母有點一廂情願地,卻一本正經地在考慮成立一個室內合唱團,居然已把我考慮進去,做為未來合唱團的團長。
有一個夜裡,比爾、大衛開著卡車叫我一起去獵袋鼠和野兔,因為一下雨牠們都從蟄伏的地方出來了,要啃吃掉牧場上很多鮮嫩的牧草。
大衛開著車頭裝著兩盞強光燈的卡車在牧場上巡邏。比爾的眼睛像鷹一樣銳利,遠遠就能看到獵物。被車燈照到的袋鼠和野兔,在強烈的光線下睜不開眼,楞楞地不動。大衛停下車,比爾不慌不忙地舉槍射去,彈無虛發,袋鼠、野兔應聲倒地。我卻顯得很笨拙,怎麼也打不到牠們。半夜,我們的車裝著四頭袋鼠和五個野兔滿載而歸。
“明天晚餐來我家吃袋鼠排和鼠尾湯,”大衛說,“嚐嚐戴蓓拉做袋鼠肉的手藝。”
六
一個星期很快過去,地裡的莊稼都長出了茁壯的幼苗。
農場大院的那個15,000立升的水箱也裝滿了新鮮的雨水。
可是我卻必須返回布里斯本了。
伊莎貝拉的屋子前和花園裡種的傑克蘭達樹,經過一星期斷續的雨水的滋潤,全都怒放著壓滿枝頭的紫色的華貴的花朵,像一頂頂紫色的大傘蓋。草坪也全變綠了。從大門望進去,農場的大院中,橙色的屋頂和奶黃色的牆所構成的屋宇,掩映在紫花、綠茵之間,顯得幽靜、優雅,恰如一幅出自高手的水彩畫。
大清早,吃過早餐,離別的時候到了。
比爾幫我把簡單的行李放進我那加足了油的二手車的後箱。他同我擁抱、握手道別,互道保重。這一個星期,他已經成為我的好朋友和老師了。然後他故意後退一點,給他姐姐和小茱麗讓出空間。
我抱起小茱麗,親著她的臉頰說再見。她用從我那兒學來的中文,一字一音地說:
“Zai-jian, lao-shi, xie-xie ni!”
然後是伊莎貝拉,她的腿還有點兒跛,可是已經不用拐杖了。她走到我面前,雙手握著我的手說:“真的是非常感謝你的照顧和出色的工作。”
“我更感謝善良的你,收留了我這瀕臨絕境的人。”
“那根本沒有什麼,這一帶農民,看到你的困難,我想他們誰都會收留你的。”她忽然又想起什麼,加了一句:“我怎樣付你的工作呢?”
“先不急,”我說,“我還要來的,那時再一起算吧。”
“真的,你真的還會來嗎?”伊莎貝拉問,她的語調裏流露出她不想掩蓋的興奮。
“是真的,”我真切地說,“等我畢業後,我會來這兒給你打工,我的老板。到時你可不要不收我喔。”
“那真的太好了,你已經是個熟練的農業工人啦,”她以農民的可愛的簡單直率,相信我說的是真心話。“那時我們有比爾這位農藝師和良種專家;又有你這位經濟師、會計師和經理的管理。啊,我們的農場一定會大大地發展的。”
我瞧著她的眼睛,鼓起勇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說:“是啊,再過幾年,還會有我們的孩子們!”我特別在“我們的”這個詞上加了重音。
她楞了一下,似乎要弄清有沒有聽錯。突然她伸出雙臂,包括那還裹著繃帶的右手,抱住我的脖子,說不出話來:“喔!上帝!喔 …”,眼眶裏淚充滿眼淚。
我緊緊地、緊緊地摟抱著她,親著她被淚水濕潤的眼皮,喃喃地說:“伊莎貝拉,我親愛的伊莎貝拉,我愛你,我真的愛你!”
很好,我很喜欢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