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斌太的新機會（小説）
洪丕柱
晚上十點半，我正準備離開書房去洗漱就寢的時候，突然有人從S市打長途電話來。
“喂，朱兄，還記得我嗎？我是吕斌太啊，忘掉我了嗎？”
“喔，斌太，是你啊？怎麽會忘得掉你？多少時間沒聽到你消息了。怎麽，今天什麽風突然把你吹過來了？”我回答。
我當然不會忘掉呂斌太，我可以在瞬間就從自己大腦的記憶庫裏找到對他的全部了解和同他的全部交往的信息存儲。
“是這樣的，我們最近在這裡S市成立了一个澳大利亞全國魯迅文学研究會，簡稱澳洲魯研會。我們馬上會去註冊的，然後會在各州成立分會。我們想任命你為Q州分會的會長，你想幹嗎，朱兄？”呂斌太說下去。
“真的嗎？有這麽好的事？給我這麽美的差事，平白無故就送我個會長當當？我們這裡當個華人什麽協會或團體的會長，至少表面上還得按章程在年會中通过選舉來選出呢，儘管有的人暗底下拉票操縱選舉，還有的人變著法子千方百計想賴著多當幾年會長呢。常常弄得不開心，還有人不承認絕大多數的人投票的結果，或者退出，另立新會，閙得不亦樂乎。所以我们這裡區區十來萬華人，華人的什麽協會啊、組織啊就已經有五六十個呢。”
我知道吕斌太的爲人，無事不登三寶殿。在朋友圈裏，他有“投機分子”的綽號，或者用政治術語來說，“機會主義分子”，因爲他的口頭禪就是“這可是個好機會，快抓住它！機不可失，時不再来啊！”哪裏他覺得有機會，哪裏他覺得對他有好處，就往哪裏鑽，而且鑽功特好。斌太對他的綽號並不在意，他覺得做投機分子並沒有什麽不好的，好多革命先輩參加革命不就是投機嘛？整個股票市場不就是投機嘛？人的一生其實是連續不斷的投機，不投機的話，凡事按部就班、小心翼翼、老老實實，怎麽能發跡？就做個小百姓算了。不想一輩子做小百姓的話，就得投機，失敗了，大不了返回原點重來，怕就怕沒有投機的機會，有了機會又沒有魄力！
同人交往，他從來不幹對自己没好處的事，這一點，連我諾大年齡的老母親也已經看出來了。我一直記住她對弟弟（吕是弟弟要好的同學，他能説會道，弟弟很相信也很佩服他）說的話：“這小吕有事來找你的話，你可要防著點，他是決不會平白無故給你好處的，而是為他自己的目的要利用你。他噱頭大，你是搞不過他的。”母親對他的看法一針見血：每每他要用你的時候，總會講這件事對你有什麽好處，或者說這個機會對你怎麽怎麽好，快抓住，機不可失！她的意思是要弟弟跟斌太離開遠些，不要呆頭呆腦，對他言聽計從。
這麽久不聯係，突然想到我，又這麽晚打電話來，還會有什麽好事？想著想著，我就記起母親的這句話。我警惕起來。不過，我也有點好奇，想看看他這次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麽葯，聼聼他又搞出些什么新名堂、新機會來。
在國内時，吕斌太可算是我在H大學的校友，他比我低幾届，是68届中文係的。我畢業工作時，他才進大學不久。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學，常來我家玩，就這樣認識了我，覺得同我挺談得來，就同我交上了朋友。承蒙他誇獎我學問不錯，書讀得多，見多識廣，算是很看得起我了，尊我为學兄，叫我朱兄，同我稱兄道弟起來。據弟弟告訴我，他在班中自視甚高，相當自負，看得起我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68届學生在二年級快結束時正赶上了文革的開始。
文革中他造反挺起勁，也和幾位同學一起，拉起了一個什麽紅衛兵組織的山頭。按他的話來説，他經過對形勢的認真分析，看准了這是個可以大有作爲、出人頭地的好機會。“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能遇到一場大革命，能有這樣得機會，這是件好事，可以大幹一番，顯示我們的才華！”他說，“就怕生不逢時，活得太平靜，碌碌無爲就過了一生。機不可失，亂世出英雄啊！”他對我弟弟這麽說，爲的是勸他也參加這個紅衛兵組織，壯大他們的力量。但是膽小的我們還在觀望，還喫不準文革到底是怎麽囘事。不管怎樣，斌太早就毫不猶豫地積極投入了。他筆頭好，又會出點子，很快成了這個紅衛兵組織的頭頭之一，穿著綠軍裝、腰里束著條軍用皮帶、臂上佩著條紅袖章，一時好不風光。
他們楸鬥了大學黨委的鍾書記，借了輛卡車將他拉出去，挂黑牌戴高帽遊街，又組織多次批鬥會，按著鍾書記的腦袋坐“噴氣式飛機”，高呼“打倒鍾XX的封資修教育路綫！”他們又出版油印小報，刊登了當時很多的小道消息，很吸引讀者。他是能摇筆桿子的，常在油印小報上寫些社論和批判文章，所以很快就成了全校知名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去北京和全國大串聯，在天安門廣場上同數百萬紅衛兵一起熱淚盈眶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回來後，他興奮得不得了，在次年一月風暴刮起的單位造反派奪權運動之風後，他們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一度宣佈接管了大學的權力，成立了紅管會，他成了紅管會常委之一，負責政宣工作，好不神氣。
那時我家受到了衝擊，隨後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母親又被她單位的造反派送進牛棚，隔離審查，我們自顧不暇，同吕失去了聯係，很久没有來往了。一天晚上，十點多鐘，突然有人敲我的門，不速之客居然就是吕斌太。他提着個旅行包，說不好意思，想在你家稍住幾天，家裏來了客人，不方便。我知道，他家就住石庫門房子的一間後廂房，14平方米住著全家四個人，來了個客人確實很不方便。那時我家很清靜，父親在革命風暴中中風去世，母親被關押，不能回家，從小學繪畫，會畫油畫人像的弟弟被請到外地畫寳像[注1]去了，就我一個人在家，不上班、不参加任何組織，做逍遥派。反正有床空着，我就答應讓他住下了。當然，同他一貫的作風一樣，他還不忘強調，他來我家住，對我也是有好處的，就是可以陪陪我，免得我一個人太孤獨寂寞無聊。
我家處於S市較偏僻的地段，除了里弄裏偶尔也開開批鬥會，批判那些管制分子，那時能聽到一些里弄大姐高頻率的宣讀最高指示聲、“打倒XXX！”的口號聲和“老實交待！”的怒吼聲，還有鑼鼓聲之外，大多數時間比較安靜。我有工作單位，不屬里弄管，做逍遥派日子過得還是蠻太平的。呂斌太在我家這一稍住幾天就住了兩三個月才離開，他很沉默，似乎同他的平時的性格有點不符，也不說起在大學的情況，只是白天有時到外面去轉轉。他住了那麽久，也没有給我一點糧票或一分錢生活費 —- 要知道那時大家的生活都不好過，雖然我每月有五六十元的工資，但糧食是凴票供應的啊，好像我作爲他同學的哥哥，名分上是應該讓他在我家白吃白住的！可是出于我“不好意思”的面子觀，也没有開口問他要錢要糧票。還好弟弟在外地畫寳像，吃住有人招待，家裏的糧票將就還過得去。
直到他離開我家幾個月之後，我才在碰到他的要好同學小董和小孫時了解到，原來呂斌太到我家住是避風頭，因爲那時H大學也同其他所有單位一樣，造反派閙起派性來，两派相互不賣賬，都說自己是正宗的、緊跟毛主席的造反派，對方是保皇派，打起内戰來，打得不可開交，甚至動起武來。最後，對方一派要把呂斌太當作挑動武鬥的幕後黑手、狗頭軍師楸出來，因爲有人揭發他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他父親從前做過小生意、開過一家南北雜貨店，也雇用過三五個店员 —- 當時小業主屬於剝削階級 —- 他害怕了，逃走了。
從我家這一離開，我又是好久没有再看到呂斌太。也是在碰到小董時，我才從他那裏了解到他的情況：因爲在内戰中，市革命委員會派了軍宣隊和工宣隊进驻H大學支左，結果他們比較傾向支持對方那一派，因爲呂斌太一派的紅衛兵造反組織鬥了太多的領導和老師，在H大學裏影響不好，没有很多人支持，在所謂三結合[註2]的革命大聯合成立新的權力機構“校革委會”的過程中，對方和老幹部，包括已被解放了的鍾書記，掌握了革委會的絕大多數的席位，呂斌太落選。他看大勢已去，作爲以前的紅管會的常委之一，他害怕被對方秋後算賬，雖然他其實主要是出出點子、摇摇筆桿，没参加過打砸搶，就再也没有回學校去。
他對小董說，他上當了，他錯誤分析了形勢，本以爲緊跟毛主席造反奪權了，他可以弄個大學的領導人做做，他覺得自己也有能力做個大學的宣傳部長。後來他明白了，毛澤東只是通過紅衛兵的造反來打倒他的政治對頭劉少奇和劉綫上的人而已，又通過玩弄兩派的平衡来鞏固自己的權勢；特别是他看到北京紅衛兵的好多頭頭都沒有好下場，有的還被抓进去坐牢，他們不過是文革這個大棋盤中被利用的幾個小卒子，過了河，衝到底綫就再也没有價值了，於是被踢開、清除。他心冷了，也看透了。
後來我又踫到小孫，小孫告訴我，吕斌太已經拜一位老木匠爲師，跟他學木工了。他對小孫說，这年頭，還是有一門手藝打不到，學木工這個機會不錯，木工到哪裏都可以有飯吃，知識越多越反動。他說，以前的書算全部白讀了。小孫說，小呂身體好，頭腦靈巧，學得快，老師傅喜歡他，待他挺不錯，哪里有木工活兒做，工廠、學校、公社、部隊，他就跟老師傅去做，邊做邊學。那時木工到哪裏幹活，單位都很歡迎，負責招待吃住。老师傅也没要他白做，付他學徒應得的工錢，這不比一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小。吕斌太对小孫說，这個機會他找对了，他很得意，因为脱離了大學，不久後學校在工宣隊領導下搞分配，按照毛主席最新指示，全部去外地、去農村，城市一個也不留。但他已經没有工作分配的憂慮了，也不用擔心不服從分配的後果，比如會丢失城市户口等。
又過了好多年，大約是1980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晚上，十點多鐘，突然有人敲我的門。開門一看：吕斌太！這次他來找我是因爲他想考研究生，怕英文不過關，想來找我補習補習。他說他也不能一輩子當個小木匠。他分析過形勢，認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會再有變化的，知識分子重新要吃香了。他說他其實畢竟還算是個讀書人吧，不能老當木匠，干體力活 —- 他伸出滿是老繭的雙手說。考研是他改變命運的不能錯過的機會，千萬要我幫個忙。我問他考研可是要有大學本科學歷，你半途離開大學，人家是否承認你的學歷？他說無所謂，專科也行，經他回去同H大學多次交涉，他們承認他曾在那裏學習過兩年，給了開他一張肄業證書，至少相當於專科的同等學歷吧。
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有了業餘英文補習班和私人家教，他其實不用來找我的，我知道他又是要我給他白打工，免費輔導，可以省幾個學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我很難推脫，問題在於，呂斌太從來沒有在英文上下過功夫，要從二十六個字母開始學，而且離考試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他能行嗎？正在猶豫，斌太說：“我知道你現在在教師進修學院教英文，我就給你當教學的試驗品好了！我相信你的教學水平，現在外面補習班多如牛毛，但質量沒幾家靠得住的，去那裏學習純粹是浪費時間！”我感嘆他的口才，但虧他說得出口，我教的可是中學英文老師啊，他們隨便如何也不會從起點開始學的！
呂斌太考研沒成功，丟失了這個改變木匠職業的好機會。可是他找到了另一個機會來改變他的職業：當時氣功流行，氣功治病和推拿遍地開花，據小董告訴我，斌太看准這個機會，不知怎樣拜了一位有執照的挂牌老中醫兼氣功師為師傅，跟他學中醫和氣功，包括草藥處方、推拿和針灸。中文係出身的他，古文底子好，又是個聰明人，所以學習陰陽五行黃帝内經本草傷寒還有湯頭之類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記住常用的幾味草藥、方劑、中成藥，一段時間下來，基本上可以作爲老師的助手開業了。小董說，斌太告訴他，別把中醫看得太神秘了，其實草藥吃不死人，不開猛藥，給人搭搭脈，開幾味葯，什麽黃芑、黨參、甘草、枸杞之類調理調理，基本上不會有問題的。
1987年秋冬之交的一個晚上，十點多鐘，突然有人敲我的門。開門一看：又是吕斌太！這次他説他是來給我提供澳洲留學的信息，並勸説我去澳洲留學的。教英語的我，當然知道中國各大城市那時都出現了一股澳洲留學熱，其實我已在申請，只是對外比較低調而已。呂斌太勸我說，你必須趕上這個潮流，抓住機會，千萬不能放過。他說，“現在澳洲的語校，只要付三個月的學費，也就是不到三千澳元，就可以得到簽證，甚至沒有年齡限制，哪怕你是初學的，也收。哪有這麽好的機會！美國都要考託福！以後一定會難得多，因爲中國留學生到澳洲後一定會有很多人打黑，然後澳洲就會收緊簽證，所以你必須儘早走。我已經説服我愛人，她同意我走。待在中國等四化實現，不知還要等多少年，現在腐敗遍地，人心不滿，政治風聲又緊了，夜長夢多，誰知政策又會有什麽變化！”他越說越激動。
歇了一口氣他又接著說，“澳洲是個年輕的國家，潛力很大，因爲它地方大，人口少，勞動力一定緊缺，一定會引進更多移民。我已經年過四十，我是鐵了心的，這次不走，再也不會有機會了。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決定，或者說賭博說投機都行 —- 我借了兩萬人民幣，付掉了學費 —- 你是知道的，我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六七十元啊！我已經向北京的澳洲大使館遞上了簽證申請。我這次一去就不准備回來了。我可能會打黑，賴在那裏等待大赦。我想它一定會像美國那樣，每隔幾年就會有一次大赦的。”
在說明了他的來訪是爲我提供信息和勸説我不要錯失這個難得的好機會這樣對我有好處的話，也坦誠地說了自己的打算之後，他又要我為他免費服務了 —- 還是他的一貫手法。他說，這次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 並不是學英語，因爲澳洲開放讓大陸學生去語校學英語，連字母不識也沒關係；而是爲了尋找工作留下來。不知道用什麽辦法，他用印有不同單位擡頭的信牋，搞到了一曡有簽字的推薦信，說他在某某方面如何出色、如何有經驗，從工藝協會主席簽字的木工工藝技術鑑定書和推薦信，到中醫學院臨床部主任寫的有關他的中醫技術和經驗的推薦信，包括推拿、針灸、氣功治療等技術。他要我幫他將這一曡推薦信翻譯成英文！那時沒有電腦，我只好用我的打字機，一張一張地幫他翻好，打出來，一直搞到半夜十二點鐘以後！
呂斌太就這樣就來了澳洲，進入S市的一家語言學院學習英語。我只知道一同去S市的還有他的老同學小董和小孫，他們在去澳洲之前分別拜私人師傅學了室内裝修和汽車修理等手藝。其實我那時已經到了Q州的B市，進G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不久就申請太太出來陪讀，租住了一套單睡房的小公寓。
我們一度失去了聯係，我完全不了解斌太他們在S市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情況，直到因六四天安門事件，霍克總理保護性地讓全部中國留學生延長簽證，包括已經打黑的，可以合法工作之後。
那是1990年復活節前的一個晚上，十點多鐘，我很突然、很意外卻也很高興地接到從S市打來的長途電話，是斌太打來的！他說他們一行四人，小董、小孫，還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小韋，要乘假期來B市玩，希望能在我家過夜。
“你是怎樣弄到我的電話和地址的？”我疑惑地問。他說他是從華文報紙《XX時報》的編輯部弄到的。原來他們看到了我在該報發表的文章，向編輯部打聽到我的電話和地址。照理編輯部是不應該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前就將我的聯係方式洩露給別人的。不過當時這兒的華文報紙的專業操守也就是這個水平，你有什麽辦法？難道去告他們不成？好在闊別兩年多之後，我也非常想見到他們，聼聼他們的情況，就高興地同意了。
果然在復活節那天早上十點多鐘，四位朋友開著一輛三菱二手房車到達我家。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好多都開這種花兩千澳元就可以買到的三菱二手車。他們是一路從S市星夜兼程開過來的，大家輪流著開車。六四後澳州政府“大赦”中國留學生以來，已經基本上沒有什麽人繼續讀書了，很多人考了駕照、買了二手車，全天打工。
我們當時的興奮時可想而知，朋友們頓時倦意全部消失。這是他們到澳洲以來的第一次公開、正大光明地自己駕車外出的假期旅遊。我帶大家去中國城飲茶。在飯店裏，大家以中國特色的高分貝的音量，訴説著各自的經歷。他們坦誠地說其實他們一到澳洲之後，都早就不讀書，全天打工，有時還打兩三份工，拼命掙錢還債，簽證都已經過期，要不是六四救了他們的話。
呂斌太最活躍，聲音最響。他很高興地說，他以前的木工、中醫推拿都沒有白學，這些機會都沒有浪費。他找到一間家具厰，在那裏做木工，周末，他在步行街邊的周末市場裏擺了個推拿攤，像模像樣地穿起白大褂，掛起中醫的人體經絡穴位圖，生意居然也不錯。他說他現在已經盤下了一間外賣店，自己做老闆，僱人為他打工。他還繪聲繪色地說自己怎樣有一次從抓黑民的移民官那裏擦肩逃跑，他們到他住的地方搜查，跟他住在一起的留學生，好幾個被抓走。他也最突出地向我表功：你看，朱兄，記得那時我極力勸你來澳洲沒錯吧？真的機不可失啊！我說過澳州政府會給打黑的人“大赦”的吧？現在澳州政府已經收緊了中國學生的簽證申請。好像他料事如神，我今天在這裡全靠聼了他的話。我不想去打斷他的興致，隨他去吹噓自己的功勞。其實我在呂斌太來我家“勸説”我之前早就遞上了簽證申請，而且我也不是來讀英語的，至今還在繼續學習我的課程呢。
不過，看到我太太坐在我身邊，斌太忽然有點傷感地說：“還是你好，你愛人已經過來。雖然我已經還清了債，但是要家庭團聚，還不知等要到何年何月呢。”這等於已經承認，我不是在他勸説下，跟他走同樣的路來到澳洲的。
這些是我對呂斌太記憶最深刻、最不會忘懷的幾件事。後來我們之間的聯係就少多了，雖然還是斷斷續續地保持著。他也曾有幾次打電話來，給我介紹一些新的發財的好機會，動員我趕緊抓住它們，比如在S市用負扣稅的方法買投資房產、參加什麽世界著名公司的直銷… 但我這個不爭氣、沒出息的懶漢，居然讓他失望地什麽機會都沒有抓住。慢慢地，他就不來煩擾我了。
、
“五六十個協會不算多，朱兄，我們這裡有百來個呢，我們不怕多，多多益善嘛。問題是要看質量和水平！”正當我沉浸在回憶中，呂斌太繼續在説下去。
“我們成立的這個魯研會是全國性的，這就比你們那裏的大多數烏合之衆的地區性協會強多了。我們這個協會還是研究型的，要組織召開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集的，這樣的協會在澳洲就不多啦！”
“是不太多啊。據我所知只有少數幾個。比如我參加的華文作家協會，就是全國性的，各州、各城市都有分會，有好幾百會員呢，也是定期召開地方和全國性的會議的。”我說。
“別管你那華文作協，什麽作家？都是濫竽充數的… 我們還有大陸著名學府作背景呢，比如赫赫有名的F大學，你們有沒有？你知道嗎，我們以後可以掛靠在他們的文學院上面，作爲它的一個海外分支。不久前F大學文學院成立了魯研所，他們要召開一個國際魯迅研討會，上面有撥款下來的。我們成立了澳洲魯研會之後，同他們聯係，他們就會發請帖邀請我們參加。這個機會很難得，到時候你就可以以海外研究魯迅的知名學者的名義參加，嗨，這樣，你朱兄就可以出名了：成了海内外知名學者啊！
“還有，聽説F大學正在同澳洲的M大學洽談學術合作和交流，談成功了簽訂協議的話，掛靠在F大學文學院上的我們這個魯研會，又有了澳洲名牌大學M大學的背景，在澳洲華人組織中的地位就是獨一無二、無人可比的了。那些烏合之衆的華人協會，哪一個會有這樣的身份和地位？”
“可是老實説，雖然魯迅的著作我是看過一些，可從來也沒有研究過啊。況且我也不能只當光桿司令會長，手下沒有兵啊，這裡的華人水平低，誰會對魯迅研就有興趣呢？”我繼續給他負面的回應。
“這有什麽關係？我們主要要用你的名字和號召力。我們考慮過了，Q州我們所知道的華人中，你是比較有名、有號召力和影響的一個。至於會員嘛，你可以用你的號召力、影響力，發展十幾個應該不成問題的吧？你也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是有過硬的背景的，這樣，感興趣的人自會多起來的，畢竟，好多華人是喜歡名利的，只要有機會出名，他們自會參加的。”
“有號召力、有影響的知名華人？你說到哪裏去了？我可不敢當喔。”我趕緊說，心裏有點迷惑起來。我知道，斌太是蠻有點花功的，在他要利用你，要讓你為他做事情的時候，他會捧得你很舒服，然後就乖乖地答應為他做事了。
“還不是？記得那年抵制、抗議寳玲•漢森的種族主義，我們看到你在澳洲各主要華人報刊發表的那麽多的文章，都是發聾振聵的有分量的文章，還看到你們在Q州組織的反種族主義的組織和那麽多次的數千人的抗議集會、遊行，你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我知道你是有一定的名氣、能力和群衆基礎的，組織一個十幾人的魯研會，對你來說還不是輕而易舉、小菜一碟？我們真是看中了這一點，才會白白請你擔任分會會長的啊。”
“這可是不一樣的事啊。那時華人對種族主義群情激昂，抗議集會是因爲反對種族主義直接牽涉到華人自己切身的群體利益，所以男女老少都會支持和參加，登高一呼，幾千人會響應，搞個大型集會並不是太難的事。這魯研會可是學術性的東西，有幾個人會響應？”
“你要搞得與衆不同才行，比如，提高會費。別的組織年費也許是四五十澳元，你要提高到四五百澳元。人這個東西很奇怪，有時價錢高的東西反而賣得出去，比如名牌，價錢可以比普通牌子貴十倍，難道它的質量也高十倍？高一倍就了不起了。很多名牌賣的是尊貴感，滿足人的勢利心，這高十倍的價錢裏，一倍是買質量，九倍是買尊貴感，這我就不用多說了。現在，我們的魯研會是同國内一流名校挂鈎的，又有澳洲一流名校，世界大學排名榜100強之内的M大學的背景，這就是尊貴感，你懂嗎？你要努力推銷這個尊貴感！”斌太態度激昂地說。
“我們這裡S市前幾年成立一個叫什麽華聯商會或者聯華商會 —- 我閙不太清楚 —- 的組織，”他繼續説下去，“他們就是高門檻進入的：入會每人先交入會費兩千澳元，然後每年一千澳元的年費；想當終身會員的，五千澳元入會費，年費免交；想當理事的，再另交一萬澳元；想當副會長的，兩萬澳元，享受終身制，即永遠是副會長，不用搞什麽選舉不選舉的。他們跟領事館、大陸的有關商會都有聯係，幫助會員尋找雙向投資的機會。我們是學術研究會，也是幫助會員尋找雙向學術交流的機會的，因爲是搞學術的，入會費就低一些，入會一千澳元就行了，每年年費五百澳元；分會理事兩千澳元，分會副會長五千，都是終身制，用不到什麽選舉不選舉的。
“還有，如果你能夠找到願意資助的人，比如那些有錢的地產商，你去動員一下，説明我會的層次和性質，比如説，我們是大陸和澳洲名牌大學的附屬機構，他願意付五千澳元資助費的，我們就給他一個終身榮譽副會長的頭銜。”
“喔，你這不等於是賣官嗎？這終身榮譽副會長還算不上是什麽大官，就賣得這麽貴。”
“啊喲，賣官？你難道不知道，賣官就是中國文化嗎！不光是清朝，現在大陸也有賣官的呀，各層次的官，從鄉級的、鎮級的、縣級的，都明碼標價的賣！賣得還挺貴。我們這裡爲什麽不可以用財務的槓桿來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學術研究組織籌集經費呢？”
我啞口無言。呂斌太繼續説下去：
“還有，分會的收入，三分之一要上繳總會，作爲總會的經費，因爲總會需要經費來設計和運營它的網站、編印宣傳資料和以後可能的論文集、出版News Letter，還要派總會會長，就是本人，去中國訪問F大學、訪問社科院的文學研究所等相關單位，參加會議、洽談合作…
“其實你這個分會會長，就是我們白白送給你的，價值高於五千澳元啦！因爲分會副會長就要五千澳元呢。各分會的會長都是我們任命的，會費、年費都免，就是爲了保證本會的聲譽，因爲這些分會會長，都是各地的有號召力的知名華人。”
“可是，…”我還想繼續負隅頑抗。
“可是什麽？老朱，這可是一個難得的，可能是你老兄一生中最後的一個新機會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丟掉你哪些毫無意思的亂七八糟的協會、組織吧，我知道你可能是那些協會的會員，也許還擔任個會長、副會長之類的職務，丟開它們，集中精力和心思，把這個魯研會搞好，這應該是你的當務之急。我們知道你是有這個能力的。”呂斌太不由我分說，步步緊逼。.
說到這裡，他的態度變得很誠懇了，“朱兄，我們現在什麽都不缺了，這麽多年打工、開店、投資和炒股，我想我們大家現在是不缺錢用了，房子汽車都有了，至少也有一百、兩百萬了吧，況且澳洲這個國家是餓不死人的。我們現在最缺的是能得到認可的學術上的成就和地位。我們都是六十多的人啦，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了。我相信，如果我不出國，如果沒有這個該死的文革，我早就是教授，或者是什麽文學研究院的院長了。你不要迷信，你看看國内那些教授和院長，都是什麽水平？我知道，我看過他們的文章，還不如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寫的。那時我是在魯迅上花過一些功夫的，寫過一些論文的，那時人家不會讓你發表，現在雖然都丟失了，我的基本思想還在，還可以將他們重新寫出來，我相信會一鳴驚人的，因爲我還沒有看到過類似的論文呢。朱兄，我知道你有能力，我看過你好多發表過的文章，只要花些時間再讀讀魯迅的文章，你也是寫得出有分量的論文的！”
他真是把我捧得骨頭也酥了。不過，我還是有一些定力的。
“喔，這樣吧，我知道你斌太是有這個能力的。不過我還是沒有自信心。我今天不能給你答覆，我還得同我太太商量一下。你知道，她是我的老闆啊！”我只能搬出最後的擋箭牌。
“商量什麽？你難道當個會長，參加學術活動還要太座的批准？好吧，你考慮考慮，我星期三晚上十點鐘再打電話來。”
(為四十大千定居20周年而寫)
註1：“寳像”，中國文革中對毛澤東像的稱呼，當時各單位都在大門前樹立十幾米高的毛澤東巨幅油畫像。
註2：“三結合”，即將“内查外調” 下來沒有發現問題的，從而被“解放”的老幹部結合進革命大聯合後的革命委員會中去。
作者注：本小説純粹是文學創作，若有其中的人名或情節等雷同於現實生活中的人名和情況，則均純屬巧合，作者對此概不負責，特此説明。